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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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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历史上，1989至1992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其间由于中国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东欧出现政治巨变，对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提出严峻的挑战。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相信，避免执政党丢失政权的有效方法是快速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增强综合国力。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执政理念。为了贯彻这一理念，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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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正如张维迎所预测的，尽管中国没有公开推行多党制、民主化等政治改革，但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推动下，经济改革没有停步。中国的创业自由、交易自由不断扩大，民营企业蓬勃兴起，对外开放大步前进，构成了中国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在1992年以后20多年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基本保持在8%以上，平均增长10%左右，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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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历史，张维迎在2009年回顾改革历程时[12]提出一个总结。他认为在新兴发展国家的行列中，中国改革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是先市场化，再民主化，“这是邓小平的英明之处”。所谓市场化，也就是经济自由化。一个国家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如果人们憧憬政治民主化，觉得民主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带来理想的社会，就会把原本应该通过市场解决的问题推到政府身上，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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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国家都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例如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的国家。而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则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前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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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先于民主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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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市场化应该走在政治民主化前面？张维迎认为，首先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用它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迫不得已的，不该是第一选择。市场决策和政治决策的区别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在某个团体中有300人想去吃饭，市场决策就是每个人自己选择，想吃什么就买什么，这样每个人的偏好都能得到满足；而政治决策是大家必须吃一样的东西，民主就是所有人投票决定吃肉还是吃素，50%以上说吃肉就必须吃肉，不想吃肉也不行。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就像一个国家在确立产权保护制度之前，政府还控制着大量资源，人们以为政治民主可以解决教育、社会公平这样的问题，就搞民主选举，容易把原本应该交给市场解决的决策交给政府，结果必然损害一部分人的权利，并导致效率损失。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应该首先界定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范围，尽可能把选择权交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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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民主制度要建立在公民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责任意识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民主是人们行使某种政治权利，比如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或决定某一项法律是否通过，后果会影响很多人。它需要有社会责任心。在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里，大部分人要么很富，要么很穷。赤贫的人因为没有财产，在选举投票时容易被贿赂，受人操纵。超富的人则不愿受法律约束。他有钱解决各种问题，甚至可以雇用黑社会为自己服务。所以贫富两极的人对社会都不会有太多的责任心。只有中产阶级，一方面有自己的财产（如房、车等），不喜欢社会动乱，愿意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富到可以随便欺负别人的地步，因此最具有公民意识。这个阶层如果不够庞大，民主制度就容易变成暴民政治。只有通过市场化，发展出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才能保证民主化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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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张维迎看来，民主制度不是如何鼓励政府干好事，而是怎么防止政府干坏事。一个国家的民主要发挥积极作用，前提是政府管的事情比较少。如果政府管着很大的资源配置，市场作用范围很小，无论什么样的民主都不能保证产生一个好政府，甚至连腐败问题都解决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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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大势是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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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市场化可以代替政治民主化。张维迎相信，社会对民主的要求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是没办法压抑的，必须顺应它才行。因为从政治市场的角度看，政府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它的税收是为民众服务的报酬，要使政府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就必须有民主制度约束和对权力的制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能更多地遵循“强盗的逻辑”，而不是真正地尊重市场。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张维迎在呼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越来越关注落实宪法、民主问题。2012年，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以“落实宪法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为题发表演讲，提出落实宪法的五个方面：一是司法独立；二是人民代表的竞争性民主选举；三是言论和出版自由；四是私有产权的保护；五是违宪审查。这实际上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公开呼吁政治改革。这是因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粗放型、低利润的加工制造业，这些产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不高。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要转向附加值高的服务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度很高，民主政治改革将决定中国人今后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所以说，不论从哪方面看，民主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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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须与精英治理、法治秩序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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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张维迎指出，其核心挑战是把民主化和精英治理结合起来。民主的重点是让普通人约束政府的行为，但社会的高效运作还是需要精英治理，两者之间有一定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民主化很容易走向民粹主义和暴民政治。民粹主义因为迎合了人性的某些弱点，比如人人都喜欢占便宜、喜欢不劳而获等，容易发展为暴民政治。中国要防止民主化变成民粹主义，就像前面所说，必须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否则不管怎样投票，最后产生的都是暴民政治，而不是精英治理。另外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社会需要建立法治秩序，关键是树立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比如在选举中有争议，就需要一个权威机构来裁决。如果法院没有权威，选举失败的一方不承认结果，或一方自认为赢了，另一方坚决不认，最后就会打起来。只有树立法院的权威，大家都认同法院的裁决，才能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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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观点，不仅有助于正确看待中国的改革发展，也对理解制度变迁有普适意义。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民主倒退事件彰显了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例如2011年，埃及的穆巴拉克独裁政府在民众的抗议声中垮台，但是在随后的埃及大选中，获胜的穆斯林兄弟会将民主视为“赢者通吃”的制度，在政府中塞满了兄弟会成员，还创建了一个穆斯林永远占多数的上议院。结果2013年，埃及军方介入，逮捕了首任民选总统穆尔西，并囚禁兄弟会的领导层，还杀死了成百上千的游行示威者。这始料未及的变故连同叙利亚战争、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一起，浇灭了民主在中东进一步扩展的希望。类似的混乱还发生在阿富汗、乌克兰、泰国、柬埔寨等新晋民主国家身上。它们充分表明政治民主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复杂甚至曲折的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才能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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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张维迎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一个总体判断，并对政治民主化勾勒出大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他认为在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中，市场化框架已基本完成：前15年基本完成了价格自由化，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企股份化。未来30年中国改革的重点将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15年主要任务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建立法治社会；后15年要推行民主选举制度，慢慢完成向普选民主过渡。也就是到2040年左右，中国改革的“太极图”将全部完成。这是他的预测，也是他的愿望，究竟能否实现，只有等时间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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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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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悄悄换斑马——用政治手段化解改革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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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座村庄，马是那里常用的牲口工具。但它们干活很懒，效率很低。村长看到邻村的斑马干活很有劲，就想把村里的马换成斑马，却遭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村民们说：我们祖祖辈辈都跟马生活在一起，你凭什么要把它们换了呢？村长感到阻力很大，不得不另想办法。他在晚上等村民睡觉以后，偷偷拿一桶漆，在马背上画了许多白道道。第二天，村民们发现马变成了斑马，就去问村长是怎么回事。村长说，我没有换成斑马，只是觉得好玩，画了些白道道，不信你们仔细看就知道了。村民们仔细地看，确实，马还是原来的马，没有真正改变，于是就没有计较此事。而村长每天晚上继续画更多的斑马。渐渐地，村民们习惯了把马和斑马看作是同一样东西。村长找准机会，把画上白道道的马真的换成了斑马。直到有一天，村民发现他们的马被换成了斑马。但因为斑马比马更能干活，给村里带来许多好处，大家也就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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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维迎在2008年中国改革30周年前后经常讲到的一个寓言[13]。它反映了中国改革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顶层设计和观念障碍。在这个寓言中张维迎所说的“村长”，实际上指的是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用斑马替换马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用市场经济替换计划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长期的思想惯性和误区，许多干部和群众并不认可这一点，因此改革面临巨大的障碍。为了化解障碍，改革领导人采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把过去的计划经济政策冠以新的称谓，又在新的名称下注入市场经济政策的内容，直到新的政策逐步取代旧的政策，同时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进步，改革就在相对平稳的过渡中顺利完成了。这个渐进的过程反映了政治家的知识、策略和顶层设计在推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表明，人的观念和习惯可能构成阻碍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两个判断不仅被中国改革的历史所证实，也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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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改革的习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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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村民们反对引进斑马的原因，并没有经过真正的理性思考或实践检验，而是出于一种不愿改变现状的本能，或者说对传统习惯的保守。这种情况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过很多次，包产到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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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包产到户作为中国改革启动的最重要标志，是由安徽小岗村几十户农民冒着生死风险发起的。但这项改革出现后招来许多非议，民间有顺口溜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政府中有官员说：“包干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甚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也认为：“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在反对包产到户的人群中既有高层领导，也有普通干部，还有一般群众，他们反对改革的原因不是结成了什么权力、利益联盟，而是出于某种思想观念。1980年代初随着个体经济发展，社会上出现关于雇工劳动是不是剥削的争论，也是同样的情况。很多人反对改革并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既得利益，而是出于一种保持现状的本能。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譬如满洲人建立清朝以后，汉人不愿意留辫子，可是强制实行几百年以后，到辛亥革命时要剪去辫子却很困难。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同样，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几十年中，由于长期宣传灌输和政策执行，捍卫公有制和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也成了多数人的习惯和本能。这就是在“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村民们一开始就反对引进斑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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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改革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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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是不是一开始就认清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了呢？有段历史很能说明问题。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作了一次没有公开的谈话。在这篇题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中，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的时候，连包产到户的改革都很困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对中国大多数人而言简直是异端邪说，邓小平却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可见他的观念是非常先进的。不过他当时没有公布这篇谈话，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也没有收录，直到1994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才公之于世。这表明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但为了避免意见冲突，他没有公布自己的观点，而是提倡“不争论”，期待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