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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村民们反对引进斑马的原因，并没有经过真正的理性思考或实践检验，而是出于一种不愿改变现状的本能，或者说对传统习惯的保守。这种情况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过很多次，包产到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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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包产到户作为中国改革启动的最重要标志，是由安徽小岗村几十户农民冒着生死风险发起的。但这项改革出现后招来许多非议，民间有顺口溜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政府中有官员说：“包干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甚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也认为：“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在反对包产到户的人群中既有高层领导，也有普通干部，还有一般群众，他们反对改革的原因不是结成了什么权力、利益联盟，而是出于某种思想观念。1980年代初随着个体经济发展，社会上出现关于雇工劳动是不是剥削的争论，也是同样的情况。很多人反对改革并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既得利益，而是出于一种保持现状的本能。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譬如满洲人建立清朝以后，汉人不愿意留辫子，可是强制实行几百年以后，到辛亥革命时要剪去辫子却很困难。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同样，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几十年中，由于长期宣传灌输和政策执行，捍卫公有制和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也成了多数人的习惯和本能。这就是在“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村民们一开始就反对引进斑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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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改革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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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是不是一开始就认清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了呢？有段历史很能说明问题。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作了一次没有公开的谈话。在这篇题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中，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的时候，连包产到户的改革都很困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对中国大多数人而言简直是异端邪说，邓小平却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可见他的观念是非常先进的。不过他当时没有公布这篇谈话，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也没有收录，直到1994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才公之于世。这表明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但为了避免意见冲突，他没有公布自己的观点，而是提倡“不争论”，期待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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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为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运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对原有体制进行新的命名和包装，然后在新的命名下注入新的政策内容。例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经济体制概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一种类似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的策略。“有计划的”这个限定词，相当于告诉思想守旧的人，“计划经济”这匹马没有变。而在“商品经济”的名义导向下，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就容易出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是，1985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放松价格管制，承认计划外价格的合法性。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因为社会主义既然处在“初级阶段”，就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所以到1988年，私营企业通过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取得合法地位。这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无法想象的。有了这些铺垫，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显得顺理成章。不过此时，距邓小平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已经13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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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之后，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这是因为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私营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迅速发展壮大。在私营企业的竞争冲击下，国有企业生存日益艰难。政府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并受经济学界流行的产权理论影响，决定对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即私有化。但由于“私有化”一词在政治传统上是禁忌，国有企业改革同样经历了“斑马换马”的过程。最初，在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提法是“产权明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将国有企业改造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下属的股份公司。这就像是在马背上画白道道。接着，中央领导人又提出“抓大放小”，允许县级以下的国有股份公司向私营企业转让或出售。这就是把一部分画上白道道的马换成了真的斑马。1998年以后，随着改革深入，在“结构性重组”、“投资多元化”等政策舆论导向下，县级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也转向私有化。这不仅让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变，也重塑了市场发育和产业创新的基础，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到了2004年，大部分中央直属企业和国有银行陆续在资本市场上市，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和框架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寻找合适时机，把国有资产的股份向社会和公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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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改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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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看，“斑马换马”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典型经验模型。但必须承认，任何模型都有抽象和简化的成分，这个寓言并不能解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现实中类似“村长”的人不止一个，“村民”也分很多种，他们之间的观念分歧和利益博弈比寓言故事复杂得多。尽管如此，理解这个寓言背后的思想逻辑，对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法治道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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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告诉我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有一些障碍是由观念或习惯造成的。清除这些障碍需要时间和耐心，而非简单的武力斗争或利益分配。经济改革如此，政治改革亦如此。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民主化进程中，已多次发生“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正像张维迎所说，不管是清朝的君主立宪改革，还是民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如果当时人们有足够的耐心，给社会更长的时间去调适，中国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设结果可能比现在更好。但恰恰因为当时人们太着急，社会变革出一点问题，就认为失败了，立马诉诸新的斗争，寻找新的道路，结果导致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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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顶层设计”中，政治家的观念和策略都非常重要。如果政治家没有正确的知识观念，看不到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向，对社会有益的顶层设计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领导方式和行动策略，再正确的改革理念也可能处处碰壁、无功而返。这是古今中外改革历史反复验证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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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价格温度计”——市场发展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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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价格体系类似这样一个温度计，这个温度计里装的不是水银，而是不胀钢。现在，大家都感到这个温度计所指温度与实际温度极不相符，该换一个温度计了……但换一个什么样的温度计呢……我们认为，调整价格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它只是以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了旧的不胀钢温度计。我们要的是水银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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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维迎在1984年4月完成的一篇经济论文中提出的比喻[14]。当时他还在攻读西北大学的经济硕士学位，自学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在这篇题为“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中，张维迎把计划价格比作“不胀钢温度计”，把市场调节价格比作“水银温度计”，还提出以“双轨制价格”的过渡方式，使政府计划定价转向市场调节价格的思路。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系统论述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15]。它有力地否定了当时通过计划核算去寻找合理价格的主流观点，对随后的价格改革政策和民营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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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经济改革核心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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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前后，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价格成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一个核心。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以土地包产到户和企业放权让利为重点，取得了不小成就。但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新的矛盾与问题暴露出来。例如，第一，农民收入波动。改革头几年，农民的收入随着产量提高而增长很快，但随后由于农业原材料产品涨价，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局面。第二，企业待遇不公。新的企业改革政策允许企业留存部分利润，但以当时的价格核算，各个企业提留利润时苦乐不均，产生很多抱怨。第三，产业结构失衡。企业扩大了自主权，“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造成经济中过剩与短缺并存（加工业产品大量过剩，原材料产品严重不足）。第四，经济秩序“混乱”。农村改革催生了乡镇企业，城市改革又允许国有企业销售计划外产品，由此产生大量“黑市”交易，导致计划经济指标不能完成，以及乡镇企业争原料、“以小挤大”等现象。此外，还有一个最让政府头疼的问题：财政补贴——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要承担许多企业补贴，譬如原材料生产企业产品定价偏低，出口企业为换取外汇必须亏损，产品滞销的企业收入无法兑现等，都需要政府补贴。政府从农民手中收购产品，按计划价格出售给城市居民，也必须承担补贴。这样，由于改革之后农产品产量剧增，工业规模扩大，政府支付的补贴越来越多，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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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表现或根源，都指向同一个因素：价格。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从1979年至1984年，多次调整了农产品和重要工业品的价格。当时调整价格的理论依据是从苏联引进的政治经济学，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不合理的原因是政府定价没有遵循“价值规律”；只要遵循“价值规律”，合理的价格就可以计算出来。为此，政府在1981年成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调集优秀专家和最先进的计算机设备，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合理的价格体系。不过在当时，经济学家对合理的价格模型有争议。另外，理论测算出的价格转为政策时经常要打折扣。总之因为各种原因，人们看到的结果是：政府通过这些理论和方法作出的价格调整并没有解决问题。特别是1983年国有企业推广承包制试点以后，与价格有关的各种矛盾愈演愈烈，社会对此议论纷纷。政府担心，进一步调价可能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居民生活压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顾虑重重，久议不决，致使1984年前后，价格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难题和焦点，正像当时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价格要理顺，理也理不顺。不顺也要理，越理越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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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发表了“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这篇文章，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16]。第一，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政府定价，价格调整不可能解决当时的矛盾，除非建立新的市场价格体制。第二，建议通过“双轨制价格”的过渡方式，使旧的价格体制转向新的价格体制。为了说明两种价格体制的区别，张维迎使用了“不胀钢温度计”和“水银温度计”的比喻。他在文章中指出：价格基本功能是反映供求信息、引导经济高效配置和综合平衡，就像反映天气变化的温度计一样；政府的计划价格好比“不胀钢温度计”，不能反映真正的资源、技术、偏好变动，反而会发出错误的信号，造成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扭曲；只有通过市场调节形成的价格，才能准确、及时地反映经济状况，就像随着气温变化自动升降的“水银温度计”一样。他认为，“调整价格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它只是以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了旧的不胀钢温度计。我们要的是水银温度计。”价格改革应该放弃政府计划定价，转向市场调节价格。“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也就是说，先将计划额度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放开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控制（即承认计划外产品交易价格的合法性），然后逐步减少计划内商品牌价交易范围，直到建立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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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到政策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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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这些观点，在1984年9月召开的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俗称“莫干山会议”）上引起轰动[17]，受到各方关注。当时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加上严密的知识封锁和思想管制，大部分经济学家根深蒂固地认为：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必须由政府制定。所以主流经济学家们讨论的价格改革，实际上是价格调整，有关价格改革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按成本价格定价”还是“按生产价格定价”、“大调”还是“小调”之类的问题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提出“水银温度计”、“双轨制价格”等概念和观点，引起莫干山会议参会者的热烈讨论。而恰恰在当时，中国改革的高层领导非常注重从学术界汲取知识和建议。莫干山会议结束后，会议组织者将价格改革讨论内容写成《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上报高层并得到重视。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一个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文件明确提出把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并强调价格体系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就这样，张维迎提出的以建立自由价格体系为目标、以逐步放开计划管制为过渡方式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理论，通过多层辗转和修订，成为此后一个时期中国改革政策的主要蓝本，并对经济发展全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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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价格体制转变。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价格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虽然政策细节跟理论设计有差别，但总的方向是按“以放为主”的思路不断减少价格控制。1985年1月，国务院批准发布《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取消了企业完成计划后生产资料销售不得高于国家牌价20%的限制。不久后又放开绝大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取消粮油的统购价格，实行合同订购制度。1986年，政府放开名牌自行车、电冰箱、洗衣机等7种耐用消费品的价格。1988年，又放开了13种名烟和13种名酒的价格。这些大胆的价格开放提高了许多国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带动了民营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使人民生活状况明显改善。因此，尽管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官倒”腐败和物价上涨等问题，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相信，中国的改革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以自由价格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在经历1988年“价格闯关”、1989年至1991年“治理整顿”等波折之后，中国价格改革在1993年基本完成了从“双轨制”向单一市场价格体制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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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价格双轨制的推行，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为民营经济大发展奠定了基础。1984年以前，农产品收购政策放松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催生了计划外自由交易，事实上的价格双轨制早已存在。但由于政策僵化和观念落后，计划外交易常被冠以“黑市”、“违规”、“扰乱经济秩序”等恶名，受到歧视和打击。价格双轨制理论的出现，推动政府1985年出台了《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它意味着计划指标外的产品交易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这样一来，草根色彩浓重、处于夹缝中生存的乡镇企业获得快速发展的条件和空间。1985年至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从1200多万上升到1800万左右。1993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到全国工业产值的47%，占出口商品收购总额的45%，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1992年之后，随着改革形势高涨，许多乡镇企业摘掉“红帽子”变成私营企业，跟新的民营企业一起，通过竞争压力使国有企业走上产权改革的必经之路，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主线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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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改革经验启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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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看，价格双轨制理论是一个大胆、超前的构想。在1984年的中国，“市场经济”还不容于官方话语体系，连私营企业能否存在都是个问题，这时候年仅25岁的张维迎提出价格改革应该放弃政府定价，转向市场调节，无疑具有很大的颠覆性。它是以现代主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构建的体制转轨方式。“不胀钢温度计”和“水银温度计”的比喻直到今天还有重要意义。张维迎说，价格是反映市场状况和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就像反映天气变化的温度计一样，它必须是灵活自由的，而不能是人为固定的。这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与重要结论。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忘记这一点，譬如近年来，我国经济管理部门为了平息某些社会舆论，经常出台政策限制某些商品的价格，包括房价、油价、药价、食品价格等。这些限价措施看似能够减轻居民负担，其实是把“水银温度计”换成了“不胀钢温度计”，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掩盖真实的经济状况，导致排队、短缺、“黑市”、“走后门”等现象。这些都是改革之前或改革早期经历过的矛盾和教训。它们的反复出现，表明经济学理论的普及教育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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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历程还表明，许多经济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出路，蕴含在民众的自发创造和社会实践中。正如前面讲到，张维迎提出“双轨制价格”理论之前，事实上的价格双轨制早已存在。双轨制理论的贡献，是推动了自发形成的计划外交易合法化，使民营经济发展和价格体制改革更加顺利。而现在，有很多经济、社会问题也面临类似的局面。譬如房地产市场上的“小产权房”，就是农民为了落实自我权益而创造的土地产权交易方式；民间盛行的高利贷、互助会等地下金融活动，也是由于国有金融机构的服务缺陷而产生的补救措施；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方面，有大量分担政府职能的NGO组织和志愿者团体涌现。这些现象意味着中国社会又面临着与1980年代价格双轨制改革相似的问题：对这些不符合当前意识形态和政策法规的民间实践，是列入非法名单予以禁止、打击，还是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法规，确立有利于社会需要和经济发展的新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80年代走过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是未来中国改革最重要的参考经验和思考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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