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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历程还表明，许多经济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出路，蕴含在民众的自发创造和社会实践中。正如前面讲到，张维迎提出“双轨制价格”理论之前，事实上的价格双轨制早已存在。双轨制理论的贡献，是推动了自发形成的计划外交易合法化，使民营经济发展和价格体制改革更加顺利。而现在，有很多经济、社会问题也面临类似的局面。譬如房地产市场上的“小产权房”，就是农民为了落实自我权益而创造的土地产权交易方式；民间盛行的高利贷、互助会等地下金融活动，也是由于国有金融机构的服务缺陷而产生的补救措施；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方面，有大量分担政府职能的NGO组织和志愿者团体涌现。这些现象意味着中国社会又面临着与1980年代价格双轨制改革相似的问题：对这些不符合当前意识形态和政策法规的民间实践，是列入非法名单予以禁止、打击，还是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法规，确立有利于社会需要和经济发展的新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80年代走过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是未来中国改革最重要的参考经验和思考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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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不住的一筐烂柿子——企业改革争鸣与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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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会为了吃到树梢上的苹果而把整个树枝砍掉；公家配备的自行车，如果你不想骑了，就会把它扔在走廊里不管；国有企业亏损就像一筐西红柿，因为不及时处理，导致越烂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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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改革，张维迎说过很多寓言和比喻[18]，这些寓言和比喻反映了张维迎长期以来对企业国有制的质疑和对产权私有化的主张，几乎贯穿于他的全部学术道路，却在不同的时代遭遇不同的命运。它们背后的历史表明，中国的企业改革是在理论争鸣与实践效果的互动中发展推进的。未来中国企业改革的演变和其他方面的制度变迁发展也可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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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改革预见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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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对企业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19]。他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思考，得出这样的判断：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即后来所说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区别是，计划经济的运行主体是政府官员，商品经济的运行主体是企业家；中国要建立商品经济体制，必须造就千千万万个企业家。1985年，张维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认为中国的财产所有制只能产生官僚经理，而不能产生企业家；要造就真正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就必须改革财产所有制制度。1986年，张维迎完成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企业家与所有制”，试图论证“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其中提到，政府设立国有股份公司相当于通过“在马背上画白道道”来制造斑马。这篇文章原定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刊载，但由于政治气候突变，讨论国有制的内容被删除，没能公开发表。不过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向，奠定了张维迎后来长期研究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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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起来，张维迎在1980年代对企业问题的论述充满了预见性，但几乎没有对企业改革实践产生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企业改革的政策演变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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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政府最先在四川省试点下放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在生产、销售、人事方面给予企业更多自主权，允许企业按一定比例提留利润（比例3年不变）。由于能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各地企业纷纷要求推广这种办法。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仿照农村改革的经验，对企业实行利润承包制。但由于利润留成需要政府与企业一对一谈判，耗费精力巨大，还容易造成企业之间攀比抱怨，所以1983年政府引入“利改税”制度，要求实施的企业首先缴纳利润的55%作为所得税，然后根据价格因素在剩下45%的利润中收取不同的“调节税”。结果到了1986年，大部分国有企业连续20多个月无法完成上缴财税的任务，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无奈之下，企业改革又回到承包制。吉林省首先大范围推行承包制，结果工业生产1987年增长18.1%，1988年增长18.2%，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4.6%和17.7%。于是到了1988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规定“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向全国推广承包制。到1988年底，全国90%的国有企业都实行了承包制（全称“资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制成为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依据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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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19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放权让利。这一时期对企业改革的讨论和摸索，大多着眼于怎么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怎么加强对经营者的激励，怎么使企业的经理人对国家负责任。像张维迎那样从所有制角度看待企业改革的观点极为罕见，更不用说对国家经济政策产生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归结到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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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在1980年代，社会主义等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命题。谁敢反对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就等于反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凡是想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人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当然，因为上层政治博弈的风向变化，言论尺度有时也会松动。但总体而言，像张维迎那样直接否定国家所有制的言论，是大部分人不敢想也不敢说的。二是经济现实状况。在1980年代，非公有制经济的力量非常薄弱。除了零散的个体户与半合法化的小私营企业，主要是乡镇集体企业在艰难地生长。直到1988年，私营企业才获得合法地位，乡镇企业工业产值才占到全部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有企业虽然有各种问题，但还没有因为市场竞争而面临生死存亡的困境。所以，理论界对企业改革的讨论大多是在国有制框架下兜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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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关于企业改革最流行的观点是政企分开，给企业充分的自主权，提高劳动者积极性。在实行承包制以后，经营者有了一些积极性，但随之而来的是企业行为短期化。企业领导人只考虑一两年的事，而不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针对这个问题，张维迎提出了国有企业的经理“常常为了吃到树梢上的一个苹果把整个树枝砍下来”的比喻。也是针对这些问题，有人提出用“国家股份制”来隔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以保证经营者的自主权；有人建议用“资产经营责任制”来避免企业行为短期化；还有人提出通过职工自治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等等。但在张维迎看来，这些建议都在回避核心的所有制问题，是肤浅和无用的，所以，他在1986年的论文“企业家与所有制”中对这些观点作了辩驳[20]，提出国有体制下企业经营的五个“不可能”，论证“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当然，因为不能公开发表，这些论述没有产生社会影响，但对张维迎来说，已经奠定他进一步研究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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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发展和政治、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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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张维迎带着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去牛津大学读书，出于对企业家和所有制关系的深度关注，他把学习目标集中在求解“资本雇佣劳动”问题，并在1994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其中文译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于1995年在中国出版，引起经济学界高度重视。在这篇论文中[21]张维迎论证了一个看似平淡的命题：“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具备企业家素质的人脱颖而出的机制。它背后的含义是：如果社会中不存在个人财产所有制，就失去了判别企业家才能的标准。也就是说在公有制经济下不可能选拔出最优的企业经营者。基于这样的理论思想，1995至1998年间，张维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企业改革的论文和论述。他的核心观点是：国有企业在选择经营者和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机制上存在致命缺陷。国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营者却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所以没有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经营才能的人担任企业领导。即使偶尔碰上有经营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业绩就能保证自己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因此，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存在先天不足，其唯一出路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即实施民营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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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由于新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张维迎的理论观点开始和中国经济现实发生交汇，并对改革政策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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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变化。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和主流意识形态。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把市场经济正式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久后又写入宪法，扫清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接下来，在新的政治形势和思想开放环境下，出现了经济政策大松绑，促成经济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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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其前身为1992年国家体改委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它打破了之前按企业所有制分类立法的格局，允许私人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推动中国私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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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还有大量乡镇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这是因为过去私营企业不合法，很多人借用集体所有制“红帽子”创办企业。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当地基层政府通过股权转让，将集体所有制企业变成了个人持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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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问题发生了变化。从原先提高效率、激发积极性的问题，变成了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因为随着政策环境变化，大量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涌现出来，对国有企业构成强烈的市场竞争冲击。特别是在餐饮、服装、轻工制造、商贸、服务等行业，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弊端和民营企业自由灵活的优势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民营企业蒸蒸日上，国有企业愈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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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5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来自“八五”（1991～1995）的报告》中所说，当时国有企业的困难包括：一是亏损居高不下，国有企业亏损数每年以14.2%的速度增加，年均亏损超过500亿元，在全部亏损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70%以上；二是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库存产品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至少10个百分点；三是国有工业综合效益指数比“七五”时期（1986～1990）下降5.4%，资金利税率和成本利润率都低于非国有企业，很多地方的国有企业从过去的财政支柱变成了财政包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开始出售或转让国有企业。最典型的是山东诸城，在地方领导的大胆决断下，从1992年至1994年，市政府通过职工买断、企业兼并、资产重组等方式，对全市288家乡镇以上企业中的272家实施股份制改造。此外还有很多地方也像诸城一样，通过拍卖、租赁、兼并等方式，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民营股份制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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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退民进”：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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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现实状况下，中国经济学界的研讨重点迅速转向产权所有制。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左”的经济学家坚信公有制企业的优越性，并指责民营化改革是“复辟私有制”、“动摇社会主义”等，但随着舆论环境变化，这类观点已丧失了往日的政治杀伤力，并日益走向边缘化。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是“所有者缺位”，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名义上归属全体社会公民，但实际上由于委托-代理机制的缺失或模糊，真正支配、管理这些企业的是少数政府官员，他们无需对全体公民股东及企业经营结果负责，公民股东也无法监督、约束这些企业经营管理者，所以国有企业的创新和效率没法跟私营企业竞争。关于这一点，张维迎打过一个比方[22]：假设你有一辆自行车，因为某种原因不想再骑，通常情况下会把它卖掉，而且卖之前要擦干净、修理好；但如果是公家的自行车，你多半会把它扔在一边，不闻不问。这就是公有产权与个人产权的区别。大部分经济学家和张维迎一样，都认为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所有权从虚无缥缈的“国家”转移到清晰负责的个人手上，即实行产权私有化（当然，鉴于“私有化”这个词的政治敏感性，倡导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学家大多避免这个说法，而是采用“民营化”、“股份制改造”、“企业重组”等概念）。持这类观点的著名经济学者有些人是从海外留学归来，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有些是资深的体制内顾问学者，可以和高层领导人直接沟通。这样一来，主张产权改革的观点形成了强大的舆论传播力和政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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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受到来自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影响，高层决策者从1993年开始逐步接受从国家公有制转向私人股份制的思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会议文件中，“产权明晰”被列为企业改革方向的第一特征；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抓大放小”的方针，为地方企业民营股份制改革拓宽了空间；1996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率队对山东诸城的企业改革作调查评估，充分肯定了当地的中小企业改制经验。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恶化，给各地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在很多地方，国有企业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职工领不到工资和退休金，生活非常困难，集体上访甚至个别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大规模的企业改革重组势在必行。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控制力而不是比重多少、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指导精神，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改革扫清了政治障碍。与此同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不敢再让国有银行给亏损的国有企业贷款。接下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使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转向重点及优势产业的战略部署，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重组和“国退民进”改革运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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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过程，张维迎曾这么比喻：“有人有一筐西红柿，本来有几个坏的，应该挑出来。但是挑出来就少了一些，所以他不挑，就盖一块布。最后所有西红柿都烂了，没有办法了，掩盖不住了，才把整个筐拿出来。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就是这样。”1997年被称为“资产重组年”，深圳、上海两地进行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有两百多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4以上。据说当时全国有1/3以上的企业面临破产，大量的破产债务国有银行承受不起。1998年，政府开始大规模清理亏损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债务，向民间出售或转让股权。在“国退民进”的改革推动下，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由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2004年以后，不仅普通大型国有企业，连国有银行也实施了股份制改造，并在国内外上市。此时可以说，中国企业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就算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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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大放小”：未竟的国企民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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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是留下了“尾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理论争鸣对国家政策影响的结果。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95年，同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与张维迎就国企改革展开一场激烈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在辩论中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制度是在国家资金稀缺状况下，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内生出来的产物；国企改革的起点应该是剥离社会性政策负担、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他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归属是清楚的，国有企业公司化以后同样会面临委托——代理问题，因此改革的关键是塑造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政府提供有效的经营管理信息。张维迎则是从企业家——契约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他认为企业中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只有让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优先成为企业家去选择经营者，才能保证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因此，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这场辩论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关注和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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