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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争论中，张维迎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辨析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的技术层面上。他认为看待国有资产并购要防止一种错误观念：只要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吃亏。比如有件东西在张三手里值5块钱，在李四手里值10块，张三7块5卖给李四，就说张三赚了李四赔了。进而推论，如果私人买国有企业赚钱了，那肯定是国有资产流失了。其实不然，任何自愿交易都是双赢的。另外，买卖企业跟买卖普通的商品不一样，买企业买的是未来，看的是它未来创造价值的能力，所以国有企业卖什么价钱算合理，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人们常用的标准是净资产，但净资产衡量的是过去的价值，对当前来说，高于净资产的交易不一定没有流失，低于净资产也不一定就有流失。如果是在企业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以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资产国家也不一定吃亏。这是因为很多国有企业背有负债和员工负担，就好比一个女人带着儿子改嫁和单身一个人改嫁谈判条件肯定不一样。特别要注意的是，贻误改革的时机会让支付的成本更高，因为三年后的一块钱和现在的一块钱是不等价的。很多官员害怕承担责任，就好比一筐西红柿放坏了他没有责任，但如果拿去卖而人家说卖便宜了，是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责任的。正因为这样，很多国有企业被拖垮了。拖延改革会让国有企业越来越不值钱，资产放在那儿看上去没有流失，实际上是在慢慢流失掉。对此张维迎曾引用过一个“冰棍”的比喻：很多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就像冰棍，放的时间一长，就融化了。所以，要强调国企改革的时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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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张维迎这样的观点，在理论界占据了上风，并对政界人士产生影响。在1998年的报刊媒体上，处处可见地方官员加快产权改革的言论。如江苏省省长舒圣佑提出“不求其纯，但求其佳，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要全面摒弃那种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消除出售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安徽省省长回良玉更是催促说，“现在是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就没有出路。”国有企业改革成了发展经济和衡量政绩的一个风向标，很多地方政府采用前面提到的MBO、员工持股、增值量化、破产拍卖等方式大幅度转让国有资产。有些地方甚至将国有企业“打包”出售，例如2003年2月，西安市政府宣布一揽子出让600亿元的国有资产。就这样，“国退民进”运动从1998年大规模推广，到2003年取得明显成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使中国的企业所有制格局大大改变。另外，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政府在1999年成立了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处置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为此后的国有银行股份化改制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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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风暴：争论“所有者缺位”和“大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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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当郎咸平掀起一场新的企业改革争论的时候，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的改制其实已经完成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至2004年初，在全部小型国有企业中已有80%～85%完成了改制，中型企业有50%～60%实施了改制。在某种意义上，这位来自香港的敢于放言的金融学教授对始于1998年的“国退民进”作了一次总清算。他通过撰文、演讲等方式抨击产权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经网络和媒体传播后引起巨大反响。他认为中国的产权改革存在方向性错误，国企效益不比民企效益差，改革不应该把它私人化，而应寻找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他告诫人们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和国有企业的内部人一起侵吞国有资产的过程。最后，他从批判产权改革、否定民营经济进一步延伸，提出了终止“国退民进”和推行“大政府主义”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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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这些质疑涉及国企改革的路径抉择与道德判断，在企业界、舆论界和经济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总的来说，经济学界的多数人认为，郎咸平对中国企业变革有误读，他的案例研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偏颇。但同时，一些“新左派”学者为郎咸平大声叫好，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等10多人联名声援郎咸平。还有很多媒体和网民也发表评论，构成了近20年来经济舆论界规模最大、火药味最浓的一次论战。这场持续发酵的产权改革之争最后几乎演变为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国到底是应该步入以私有产权、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小政府社会，还是转向以国有企业和中央集权为导向的“大政府主义”制度？问题事关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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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的言论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善于把握媒体和大众偏好，从最具知名度的企业开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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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他公开质疑TCL，认定其股改方案是国有股权被稀释的过程，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有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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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又发表《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一文，矛头指向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家电企业海尔。他通过分析材料认为，张瑞敏对海尔产权结构做了三次“变形”。第一次变形是在1997年海尔成立内部职工持股会，2000年以持股会为主体成立海尔投资，后者拥有海尔零部件采购和商标所有权。第二次变形是在2001年，青岛海尔利用增发募集资金和部分自由资金，向海尔投资溢价收购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股份，产生的股权投资差额转让给海尔投资。此后，海尔的金融扩张几乎都以海尔投资的名义进行，总资产超过650亿元。郎咸平认为，这是典型的“股东、保姆、职工”角色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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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郎咸平又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直指格林柯尔的总裁顾雏军，使用多种伎俩，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在他看来，这些做法是很荒谬的，相当于“我的家又脏又乱又差，找来一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她算是有功劳，可是这个家突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种利用法制不健全的空当，合法地侵吞国有财产的现象，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运动极为类似”。所以他认为，必须暂停产权交易，禁止MBO，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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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发生在学术界的争论不同的是，2004年时由于网络媒体的流行，郎咸平的这些言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大众媒体和普通网民纷纷对其发表观点，形成一场猛烈的舆论风潮。又因为在过去数年间，国有企业改革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暗箱操作、违规处理国有资产的案例，使支持郎咸平的观点在舆论中占据了多数。一开始，那些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都保持着沉默，不愿对郎咸平的观点发表看法。但是随着郎咸平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并且郎咸平的观点和言论越来越离谱，比如他在反对“国退民进”基础上提出中央集权和“大政府主义”的主张，还以中国电信等垄断公司的经营业绩来证明“中国国有企业从来不比民企差”等，让一些主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再也无法容忍。他们通过大众媒体，以指名或不指名的方式，对郎咸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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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不可否认存在某些国企操作不规范甚至内外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这就像公司的销售人员吃回扣一样，是难以杜绝，也是不能允许的。但总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离开社会总财富的变化讨论分配问题没有意义。国有企业改制给社会财富增加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它流失掉的那部分损失，这些损失往往是为了财富增加而不得不付出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体制要不断完善，另一方面法律法制环境也要不断健全。但不能因为国有资产流失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像一个企业不能因为有销售人员吃回扣就停止销售产品一样。反过来，如果国企改革当中确实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恰恰说明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经济学家讲的“所有者缺位”，不是说国有资产没有法律上的所有者，而是说“全体公民”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没有行为能力，“没有负责任的老板，就不会有合格的员工；没有合格的主人，也难有称职的保姆。”现行制度的关键问题在于，卖资产的人卖的不是他自己的资产，所以容易出现寻租和腐败。产权改革与国有企业民营化，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改革，寻租的机会更多，国有资产流失会更严重。在过去就有人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由，反对国有企业改革，造成改革的反复波折，社会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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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在一篇题为“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的对话文章中谈到，鉴于郎咸平表示，不但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而且要“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他不能再保持沉默。自从1960年代末到国营农场“上山下乡”，周其仁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财产的主人、实际上眼看着眼皮子底下的浪费和挥霍却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受够了。“要知道郎咸平现在讨论的是国家体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线走，我自己连一句话也不曾讲过，到时候何处去找后悔药？”周其仁对郎咸平涉及的三个企业案例如此总结：海尔背了大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资产，被郎咸平先后指责为侵吞国有资产以及侵吞大集体资产；TCL的政府与企业家面向未来签订利润分成、高管持股合约，被郎咸平指责为国有资产稀释和转移；科龙没有及时改制，“打工老总”到点下课，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落得个被格林柯尔收购的下场，又被郎咸平说成是为产权改革提供了“国退民进”的盛筵。“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周其仁认为，产权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问题是公有制企业改革前无古人，困难自成一家，当初没有清楚的约定，倒回去厘清产权份额谈何容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实践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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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周其仁等学者澄清产权改革的言论，对平衡社会舆论、引导媒体理性报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总的来说，因为大部分人对国企改革的来龙去脉缺乏深入了解，而郎咸平提供的知名企业案例和悲情解读又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郎咸平在社会舆论中的影响并未被消除。相反，一次戏剧性的新闻事件—“郎顾之争”的发生，进一步提高了郎咸平的道德形象和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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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郎咸平的高调批判中，海尔仅仅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称自己不是国有企业，没有任何违规、违法行为，不予评价。TCL也如出一辙地“不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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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格林柯尔总裁顾雏军奋起反击，在郎咸平演讲后的第4天发出措辞严厉的律师函，声称其演讲造成了诽谤，要求郎咸平发表更正与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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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毫不示弱，通过媒体公布了顾雏军的律师函，声明“决不会更改或道歉”，并控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而后，顾雏军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起诉状，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顾雏军为了证明清白，还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一同举办“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该研究所罕见地为科龙出具了一份验明正身、全面肯定改革经验的报告书。接着，这份报告书的摘要以广告形式刊登在各大财经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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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事后的效果看，这些做法起到了负面作用，顾雏军似乎越描越黑，在公众印象中成了侵吞国有资产的符号化人物。在新浪网进行的网民调查中，超过90%的网民认为“顾雏军肯定有问题”。就在研讨会召开的同时，国家审计署悄然进驻科龙电器展开调查。2004年11月，深交所与香港联交所一起进驻科龙总部，对其财务问题进行集中核查。2005年1月，香港联交所以关联交易为名对顾雏军进行公开谴责。2005年7月，顾雏军被佛山市公安人员拘捕；2008年，顾雏军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名被判刑12年。喧嚣一时的“郎顾之争”以郎咸平大获全胜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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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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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争论和社会动态，对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产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影响。2004年9月，国资委新闻处官员在回应郎咸平引发的论战时表示，“我们一直都在密切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当时国资委颁布《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前一年出台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作细化和补充。此后，作为国企改革的当事机构，国资委严查国企改制的姿态越来越明显。10月29日，国资委通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回应“郎顾之争”，提出停止经营层持股。12月，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出席2004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年终总结大会时说：“要明确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中小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也要区别情况，要规范。”2005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正式公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不向管理层转让；中小型国有企业产权向管理层转让必须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和条件；并要求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进入特定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2006年，国资委出台文件，要求地方国企改革的方向服从中央整体战略，不许刮“变卖风”，不许“赶进度”，不许让当地国企“从一切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并要求：地方在决定当地国有资产要在哪些领域退、哪些领域进时，必须上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这标志着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进入了一个观望、停滞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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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按照“抓大放小”的思路，国有企业在上游产业的垄断格局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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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政府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垄断能力最强、资产规模最大的196家超大型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达到7.13万亿元。2005年，国资委重组中央企业，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由196家减至16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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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间，这些中央企业的主营业收入增长78.8%，利润增长140%，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4%。此时在石油、石化、电信、电力等行业，国有资本比重超过90%，几乎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全部占据。在相关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运输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集团所占比重也在90%以上。2006年，在媒体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349家，资产占全部资产总量的94.95%，利润占87.99%，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天然气开采、银行业和黑色冶金业。这一年，全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全球最大电信企业、全球第一大银行的桂冠一一落到中国国有企业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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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统计，从1998至2005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9047亿元，7年增长了42.3倍，累计利润超过4万亿元。此时的国有企业不仅完全摆脱了困境，而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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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状况，张维迎打比方说：一个家里面有五兄弟，其中一个是懒汉，待在家里不干活；其他四个外出打工，辛辛苦苦赚钱交给父母，结果家里的懒汉过得比谁都好。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经济繁荣主要来自民营企业的竞争和发展，但最大的成果却被国有企业攫取了。因为民营企业分布在竞争性的下游产业，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游，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对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电力、电信、运输等产品需求也大量增加，所以国有企业赚钱很容易，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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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前后，由于加入WTO带来的经济景气，中国市场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猛涨，许多民营企业试图进入钢铁、铝业、石化等重工产业，却遭到政策部门的阻碍和打压。在宏观调控背景下，有些已经获准进入的民营投资许可被收回，很多企业的投资项目被中止或取消。2004年，江苏地方政府批准了民营铁本公司的一个钢铁投资项目，但由于当年宏观调控形势突变，这个项目被中央政府叫停，铁本公司的领导人戴国芳被捕入狱。2006年，国资委出台指导意见，要求国有资本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明确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而在同一时期，许多领域的国有资本却大举扩张，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收购兼并，呈现出“国进民退”的迹象。在这个变化过程中，“郎咸平风暴”所代表的思想潮流无疑为政府做大做强国有企业、限制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困难复杂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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