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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不可否认存在某些国企操作不规范甚至内外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这就像公司的销售人员吃回扣一样，是难以杜绝，也是不能允许的。但总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离开社会总财富的变化讨论分配问题没有意义。国有企业改制给社会财富增加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它流失掉的那部分损失，这些损失往往是为了财富增加而不得不付出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体制要不断完善，另一方面法律法制环境也要不断健全。但不能因为国有资产流失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像一个企业不能因为有销售人员吃回扣就停止销售产品一样。反过来，如果国企改革当中确实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恰恰说明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经济学家讲的“所有者缺位”，不是说国有资产没有法律上的所有者，而是说“全体公民”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没有行为能力，“没有负责任的老板，就不会有合格的员工；没有合格的主人，也难有称职的保姆。”现行制度的关键问题在于，卖资产的人卖的不是他自己的资产，所以容易出现寻租和腐败。产权改革与国有企业民营化，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改革，寻租的机会更多，国有资产流失会更严重。在过去就有人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由，反对国有企业改革，造成改革的反复波折，社会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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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在一篇题为“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的对话文章中谈到，鉴于郎咸平表示，不但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而且要“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他不能再保持沉默。自从1960年代末到国营农场“上山下乡”，周其仁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财产的主人、实际上眼看着眼皮子底下的浪费和挥霍却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受够了。“要知道郎咸平现在讨论的是国家体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线走，我自己连一句话也不曾讲过，到时候何处去找后悔药？”周其仁对郎咸平涉及的三个企业案例如此总结：海尔背了大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资产，被郎咸平先后指责为侵吞国有资产以及侵吞大集体资产；TCL的政府与企业家面向未来签订利润分成、高管持股合约，被郎咸平指责为国有资产稀释和转移；科龙没有及时改制，“打工老总”到点下课，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落得个被格林柯尔收购的下场，又被郎咸平说成是为产权改革提供了“国退民进”的盛筵。“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周其仁认为，产权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问题是公有制企业改革前无古人，困难自成一家，当初没有清楚的约定，倒回去厘清产权份额谈何容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实践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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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周其仁等学者澄清产权改革的言论，对平衡社会舆论、引导媒体理性报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总的来说，因为大部分人对国企改革的来龙去脉缺乏深入了解，而郎咸平提供的知名企业案例和悲情解读又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郎咸平在社会舆论中的影响并未被消除。相反，一次戏剧性的新闻事件—“郎顾之争”的发生，进一步提高了郎咸平的道德形象和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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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郎咸平的高调批判中，海尔仅仅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称自己不是国有企业，没有任何违规、违法行为，不予评价。TCL也如出一辙地“不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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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格林柯尔总裁顾雏军奋起反击，在郎咸平演讲后的第4天发出措辞严厉的律师函，声称其演讲造成了诽谤，要求郎咸平发表更正与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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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毫不示弱，通过媒体公布了顾雏军的律师函，声明“决不会更改或道歉”，并控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而后，顾雏军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起诉状，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顾雏军为了证明清白，还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一同举办“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该研究所罕见地为科龙出具了一份验明正身、全面肯定改革经验的报告书。接着，这份报告书的摘要以广告形式刊登在各大财经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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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事后的效果看，这些做法起到了负面作用，顾雏军似乎越描越黑，在公众印象中成了侵吞国有资产的符号化人物。在新浪网进行的网民调查中，超过90%的网民认为“顾雏军肯定有问题”。就在研讨会召开的同时，国家审计署悄然进驻科龙电器展开调查。2004年11月，深交所与香港联交所一起进驻科龙总部，对其财务问题进行集中核查。2005年1月，香港联交所以关联交易为名对顾雏军进行公开谴责。2005年7月，顾雏军被佛山市公安人员拘捕；2008年，顾雏军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名被判刑12年。喧嚣一时的“郎顾之争”以郎咸平大获全胜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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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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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争论和社会动态，对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产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影响。2004年9月，国资委新闻处官员在回应郎咸平引发的论战时表示，“我们一直都在密切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当时国资委颁布《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前一年出台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作细化和补充。此后，作为国企改革的当事机构，国资委严查国企改制的姿态越来越明显。10月29日，国资委通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回应“郎顾之争”，提出停止经营层持股。12月，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出席2004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年终总结大会时说：“要明确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中小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也要区别情况，要规范。”2005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正式公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不向管理层转让；中小型国有企业产权向管理层转让必须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和条件；并要求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进入特定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2006年，国资委出台文件，要求地方国企改革的方向服从中央整体战略，不许刮“变卖风”，不许“赶进度”，不许让当地国企“从一切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并要求：地方在决定当地国有资产要在哪些领域退、哪些领域进时，必须上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这标志着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进入了一个观望、停滞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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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按照“抓大放小”的思路，国有企业在上游产业的垄断格局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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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政府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垄断能力最强、资产规模最大的196家超大型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达到7.13万亿元。2005年，国资委重组中央企业，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由196家减至16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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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间，这些中央企业的主营业收入增长78.8%，利润增长140%，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4%。此时在石油、石化、电信、电力等行业，国有资本比重超过90%，几乎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全部占据。在相关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运输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集团所占比重也在90%以上。2006年，在媒体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349家，资产占全部资产总量的94.95%，利润占87.99%，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天然气开采、银行业和黑色冶金业。这一年，全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全球最大电信企业、全球第一大银行的桂冠一一落到中国国有企业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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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统计，从1998至2005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9047亿元，7年增长了42.3倍，累计利润超过4万亿元。此时的国有企业不仅完全摆脱了困境，而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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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状况，张维迎打比方说：一个家里面有五兄弟，其中一个是懒汉，待在家里不干活；其他四个外出打工，辛辛苦苦赚钱交给父母，结果家里的懒汉过得比谁都好。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经济繁荣主要来自民营企业的竞争和发展，但最大的成果却被国有企业攫取了。因为民营企业分布在竞争性的下游产业，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游，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对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电力、电信、运输等产品需求也大量增加，所以国有企业赚钱很容易，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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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前后，由于加入WTO带来的经济景气，中国市场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猛涨，许多民营企业试图进入钢铁、铝业、石化等重工产业，却遭到政策部门的阻碍和打压。在宏观调控背景下，有些已经获准进入的民营投资许可被收回，很多企业的投资项目被中止或取消。2004年，江苏地方政府批准了民营铁本公司的一个钢铁投资项目，但由于当年宏观调控形势突变，这个项目被中央政府叫停，铁本公司的领导人戴国芳被捕入狱。2006年，国资委出台指导意见，要求国有资本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明确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而在同一时期，许多领域的国有资本却大举扩张，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收购兼并，呈现出“国进民退”的迹象。在这个变化过程中，“郎咸平风暴”所代表的思想潮流无疑为政府做大做强国有企业、限制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困难复杂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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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困难复杂，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上改革还是被公开提倡的。例如2005年1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产业、公用事业等。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明确表态为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开绿灯”。2006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温家宝总理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倒退没有出路。这是中央领导人对2004年改革争议作出的正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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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电力等领域形成强大垄断的同时，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也在国内外上市，甚至国有银行也完成了股份制和上市改造，其股权结构已具备多元化、社会化、私有化的基础，这是不可忽略的改革进步。另一方面如张维迎所说，“一些本来已经废除的审批又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名义下重新引入。‘产能过剩’成为阻止民营企业进入一些重要行业的借口。”政府部门利用民意扩权牟利的情况时有发生，价格管制、干预企业并购、限制投资自由等反市场化的力量和政策回潮一直若隐若现，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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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状况表明，中国体制转轨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制度变迁是社会各方利益博弈的体现，推进改革不仅要求政治高层达成一致，还需要很多环环相扣的政府部门的合作。由于官员的利益与真正改革的取向往往不一致，民意也经常被误导和利用，导致改革中出现许多错误或变形的政策措施，产生了改革前进、停滞与倒退反复交织的局面。2008至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大部分投资和贷款流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一步加固了国有资本的垄断地位和经济实力。2009年，山西省政府以减少煤矿事故为由，通过行政命令将大量私人煤矿强制兼并到国有企业中，对许多民间投资者的权益造成损害。这类事件打乱了民间社会对产权保护的稳定预期。直到2013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非国有资本参与政府投资，鼓励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相互持股。但很多民营企业家对此顾虑重重：政府一方面欢迎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又说要保持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二者的平衡点在哪里？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民间资本一旦进入国有企业大门，会不会被“关门打狗”？或被指责“侵吞国有资产”？由此可见，2004年国企改革大争论的余波，特别是“郎顾之争”产生的严重法律后果，依然对社会心理和改革进程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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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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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希望的徒和恐惧的自由人——怎样为改革“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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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民营企业的生存现状，我打个比方，假如一个人坐牢了，没有自由，但是，他知道有人在设法营救他，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随时可能被放出来；另外一个人，他在监狱外面，他有自由，但他知道有人一直在追捕他，随时可能把他逮进去。你说哪一个人心情更好？我感觉民营企业在1980年代很类似坐牢的那个人，现在的民企却很类似在外边自由的这个人。8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真的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期待，好比当时某个人做生意可能是违法的，但相信未来是合法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正在做的事情是合法的，但是可能担心随时变成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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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1年12月在一次媒体会议上，张维迎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所讲的话[26]。在这里，通过“等待营救的囚徒”和“被追捕的自由人”的比喻，张维迎谈到了制度变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的预期。他认为中国改革的制度环境与1980年代相比绝对状况是改善了，但人的预期反而不如过去。基于这种状况，中国改革需要邓小平南方谈话式的政治推动，给社会“提气”。“看看1992年什么变化？就是一种‘气’，就是给你自由了，只要你合法，只要你能够为社会、为老百姓创造价值，就是光荣的。”人的预期不仅能体现制度环境的变化，有时也能促成变化的发生。为了改善人们的预期，政府应拿出推动改革的实际行动。鉴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地位和象征意义，张维迎建议将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大幅度转让给民众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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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氛围今不如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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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张维迎作为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此感受深刻。他所说的“等待营救的囚徒”—即民间经济活动由非法变合法的状况，是对当时改革氛围的生动概括，也有很多政策、人物案例可以印证。例如1980年代初，安徽出现一位炒卖瓜子的“大富翁”叫年广久，被人举报雇用了许多工人，有剥削的嫌疑。但由于邓小平在高层政治会议上主张不能动他，终于没有被追究。1982年国家出台政策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温州有8个工商大户俗称“八大王”，被以经济犯罪的罪名抓捕。1984年，改革风向一转变，“八大王”就被释放平反了。1986年，打击“投机倒把”的规定被国务院正式废止。1988年，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私营企业在宪法和法律中取得合法地位。这些政策转变和人事案例表明，在1980年代虽然改革的起点很低，市场观念和法律规定很落后，但改革的大趋势是不断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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