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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政府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垄断能力最强、资产规模最大的196家超大型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达到7.13万亿元。2005年，国资委重组中央企业，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由196家减至16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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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间，这些中央企业的主营业收入增长78.8%，利润增长140%，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4%。此时在石油、石化、电信、电力等行业，国有资本比重超过90%，几乎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全部占据。在相关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运输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集团所占比重也在90%以上。2006年，在媒体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349家，资产占全部资产总量的94.95%，利润占87.99%，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天然气开采、银行业和黑色冶金业。这一年，全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全球最大电信企业、全球第一大银行的桂冠一一落到中国国有企业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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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统计，从1998至2005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9047亿元，7年增长了42.3倍，累计利润超过4万亿元。此时的国有企业不仅完全摆脱了困境，而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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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状况，张维迎打比方说：一个家里面有五兄弟，其中一个是懒汉，待在家里不干活；其他四个外出打工，辛辛苦苦赚钱交给父母，结果家里的懒汉过得比谁都好。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经济繁荣主要来自民营企业的竞争和发展，但最大的成果却被国有企业攫取了。因为民营企业分布在竞争性的下游产业，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游，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对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电力、电信、运输等产品需求也大量增加，所以国有企业赚钱很容易，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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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前后，由于加入WTO带来的经济景气，中国市场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猛涨，许多民营企业试图进入钢铁、铝业、石化等重工产业，却遭到政策部门的阻碍和打压。在宏观调控背景下，有些已经获准进入的民营投资许可被收回，很多企业的投资项目被中止或取消。2004年，江苏地方政府批准了民营铁本公司的一个钢铁投资项目，但由于当年宏观调控形势突变，这个项目被中央政府叫停，铁本公司的领导人戴国芳被捕入狱。2006年，国资委出台指导意见，要求国有资本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明确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而在同一时期，许多领域的国有资本却大举扩张，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收购兼并，呈现出“国进民退”的迹象。在这个变化过程中，“郎咸平风暴”所代表的思想潮流无疑为政府做大做强国有企业、限制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困难复杂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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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困难复杂，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上改革还是被公开提倡的。例如2005年1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产业、公用事业等。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明确表态为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开绿灯”。2006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温家宝总理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倒退没有出路。这是中央领导人对2004年改革争议作出的正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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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电力等领域形成强大垄断的同时，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也在国内外上市，甚至国有银行也完成了股份制和上市改造，其股权结构已具备多元化、社会化、私有化的基础，这是不可忽略的改革进步。另一方面如张维迎所说，“一些本来已经废除的审批又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名义下重新引入。‘产能过剩’成为阻止民营企业进入一些重要行业的借口。”政府部门利用民意扩权牟利的情况时有发生，价格管制、干预企业并购、限制投资自由等反市场化的力量和政策回潮一直若隐若现，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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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状况表明，中国体制转轨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制度变迁是社会各方利益博弈的体现，推进改革不仅要求政治高层达成一致，还需要很多环环相扣的政府部门的合作。由于官员的利益与真正改革的取向往往不一致，民意也经常被误导和利用，导致改革中出现许多错误或变形的政策措施，产生了改革前进、停滞与倒退反复交织的局面。2008至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大部分投资和贷款流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一步加固了国有资本的垄断地位和经济实力。2009年，山西省政府以减少煤矿事故为由，通过行政命令将大量私人煤矿强制兼并到国有企业中，对许多民间投资者的权益造成损害。这类事件打乱了民间社会对产权保护的稳定预期。直到2013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非国有资本参与政府投资，鼓励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相互持股。但很多民营企业家对此顾虑重重：政府一方面欢迎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又说要保持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二者的平衡点在哪里？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民间资本一旦进入国有企业大门，会不会被“关门打狗”？或被指责“侵吞国有资产”？由此可见，2004年国企改革大争论的余波，特别是“郎顾之争”产生的严重法律后果，依然对社会心理和改革进程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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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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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希望的徒和恐惧的自由人——怎样为改革“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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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民营企业的生存现状，我打个比方，假如一个人坐牢了，没有自由，但是，他知道有人在设法营救他，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随时可能被放出来；另外一个人，他在监狱外面，他有自由，但他知道有人一直在追捕他，随时可能把他逮进去。你说哪一个人心情更好？我感觉民营企业在1980年代很类似坐牢的那个人，现在的民企却很类似在外边自由的这个人。8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真的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期待，好比当时某个人做生意可能是违法的，但相信未来是合法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正在做的事情是合法的，但是可能担心随时变成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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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1年12月在一次媒体会议上，张维迎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所讲的话[26]。在这里，通过“等待营救的囚徒”和“被追捕的自由人”的比喻，张维迎谈到了制度变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的预期。他认为中国改革的制度环境与1980年代相比绝对状况是改善了，但人的预期反而不如过去。基于这种状况，中国改革需要邓小平南方谈话式的政治推动，给社会“提气”。“看看1992年什么变化？就是一种‘气’，就是给你自由了，只要你合法，只要你能够为社会、为老百姓创造价值，就是光荣的。”人的预期不仅能体现制度环境的变化，有时也能促成变化的发生。为了改善人们的预期，政府应拿出推动改革的实际行动。鉴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地位和象征意义，张维迎建议将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大幅度转让给民众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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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氛围今不如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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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张维迎作为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此感受深刻。他所说的“等待营救的囚徒”—即民间经济活动由非法变合法的状况，是对当时改革氛围的生动概括，也有很多政策、人物案例可以印证。例如1980年代初，安徽出现一位炒卖瓜子的“大富翁”叫年广久，被人举报雇用了许多工人，有剥削的嫌疑。但由于邓小平在高层政治会议上主张不能动他，终于没有被追究。1982年国家出台政策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温州有8个工商大户俗称“八大王”，被以经济犯罪的罪名抓捕。1984年，改革风向一转变，“八大王”就被释放平反了。1986年，打击“投机倒把”的规定被国务院正式废止。1988年，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私营企业在宪法和法律中取得合法地位。这些政策转变和人事案例表明，在1980年代虽然改革的起点很低，市场观念和法律规定很落后，但改革的大趋势是不断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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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过去10多年的变化，虽然市场制度环境已经大大改善，比如正式加入了WTO、吸纳私营企业主入党参政议政、宪法规定保护私人财产等，但从经济改革的重点推进和企业投资运营环境来看，市场化进程呈现一种反复、僵持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止步不前；政府对市场运行有很多干预；经济自由经常受到限制；民营企业的投资产权不能有效保障等。例如2004年，江苏省地方政府本来批准了当地民营的铁本公司投资一个钢铁项目，但因“宏观调控”需要被中央政府叫停，企业领导人戴国芳被捕入狱。2007年，由于物价上涨趋势严重，兰州市政府部门直接对熟食拉面的价格作出限定；此后，国家发改委还对一些食用油、方便面以及日用百货的企业约谈，要求他们不能随意涨价。2009年，山西省政府以减少煤矿事故为由，通过行政命令把许多私营煤矿强制兼并到国有企业。这些状况的发生，让民营企业家对经济自由和产权保护的前景感到不安，以至于有些企业家不愿再做企业了。很多企业家和社会舆论对改革的认识和期待发生了变化，如张维迎所说，“他们真的好像把希望都寄托在宏观调控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上。”这就是张维迎要讲“囚徒”和“自由人”寓言的背景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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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预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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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在这次讲话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预期。原话是说，“我们的财富更多了，跟原来不可比。但是，我觉得心情、预期很不一样。”所谓预期，一般是指人们经过观察，在一定经验事实基础上，借助逻辑推理对未来状况的判断和评估。预期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能反映制度环境的变化，有时也能促成变化的发生。当社会发生某种重大深刻的变化时，会引起多数人的预期同时变动；而当社会状况长期保持不变时，也会使人们的预期趋于一致。可以说，预期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变革的一面镜子。这就是为什么在1980年代，当中国改革全面展开、不断进步时，会给社会带来积极向上的信心；而在过去10多年，由于改革出现反复、停滞时，就造成了社会中普遍的悲观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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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一旦形成，也会对制度变革产生影响。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作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自身条件，还要考虑他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当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预期某种状况会发生并采取相应措施时，这件事就真的会发生。这就是预期的自我实现[27]。最典型的例子是股票价格，当大多数人预期股票价格会上升时，会争相买入股票，导致股价真的上涨。又如信任危机：在人际交往中，如果人们预期别人对自己不真诚，自己也不会坦诚待人，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这种状况也可能体现在改革进程中。比方说，我们把一个社会的成员简化为政治家、企业家和老百姓三个群体。如果多数人预期经济自由和产权保护是社会大势所趋，政治家就会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争取民意支持，企业家就会诚信经营以求长期发展，老百姓就会通过市场合作来提升自己的福利。结果就会促使市场秩序走向完善。反之，如果多数人预期经济自由和产权保护的前景很渺茫，自己的诚信行为得不到积极回报，那么各种寻租腐败、权钱交易、坑蒙拐骗就会层出不穷，阻碍健康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可见，对市场化改革前景的预期，是衡量和影响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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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社会预期的最好办法是减持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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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社会对改革的预期？张维迎提出一项具体建议：将国有企业的股份大幅度转让给百姓。这可以说是经济改革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一项内容。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框架来看，自由价格和私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两大基本要素机制。中国既然要走市场经济道路，除了实现价格自由化（1993年基本完成），还必须把产权关系模糊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落实到百姓头上，使企业决策的后果由具体的自然人股东来承担，从而塑造市场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从产权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来看，只要政府还掌握着企业资产，就难以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经验表明，政府为了确保国有企业资产能够保值增值，总是倾向于滥用公权力，通过行政审批、过度监管，甚至是破坏契约等方式打压相关领域的民营企业发展，破坏健康的市场秩序形成。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技术条件来看，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已实现股份化，并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2004年基本完成）。接下来，政府只要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在市场上出售，所得资金划入社保或财政，或直接发给国民，产权改革就完成了。由此可见，推动国有企业股份私有化是一项非常必要又简单易行的改革措施。如果连这样的事都做不到，人们很难想象改革能在其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正因为这样，张维迎才把能否减少国有企业的资产看做是政府表达改革决心和扭转社会预期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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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改善制度环境也不仅是政府单方面的事。张维迎在这次讲话中最后谈道：“现在一些民营企业赚钱，不是靠自己真正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而是以政府的补贴来维持，这也是很可悲的。”“我一直在告诫，要防止民营企业本身既得利益化。因为政府有这么多的资源总可以摆平，给你一些诱惑，使得我们不太真正地求上进。如果是这样，我觉得非常可悲。”从这个角度看，不论1980年代中国在改革进程中营救“被关押的囚徒”，还是解除当前一段时期“对自由人的追捕”，都需要全社会的积极互动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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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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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怀孕，再保胎——改革需要冒险精神和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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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首先要做起来，做起来有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我们现在的心态是从上到下都害怕犯错误，谁也不愿意冒险，没有顶层设计就不改革……这种心态我打一个比方，就像妇女怀孕。怀孕了可能会面临怎么保胎的问题，但你应该是先怀孕了再想着保胎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我现在还没研究好怎么保胎，所以千万不能怀孕。所有的问题一定是在过程中解决的。所有的改革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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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了这个比喻和看法[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