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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民营企业的生存现状，我打个比方，假如一个人坐牢了，没有自由，但是，他知道有人在设法营救他，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随时可能被放出来；另外一个人，他在监狱外面，他有自由，但他知道有人一直在追捕他，随时可能把他逮进去。你说哪一个人心情更好？我感觉民营企业在1980年代很类似坐牢的那个人，现在的民企却很类似在外边自由的这个人。8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真的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期待，好比当时某个人做生意可能是违法的，但相信未来是合法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正在做的事情是合法的，但是可能担心随时变成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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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1年12月在一次媒体会议上，张维迎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所讲的话[26]。在这里，通过“等待营救的囚徒”和“被追捕的自由人”的比喻，张维迎谈到了制度变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的预期。他认为中国改革的制度环境与1980年代相比绝对状况是改善了，但人的预期反而不如过去。基于这种状况，中国改革需要邓小平南方谈话式的政治推动，给社会“提气”。“看看1992年什么变化？就是一种‘气’，就是给你自由了，只要你合法，只要你能够为社会、为老百姓创造价值，就是光荣的。”人的预期不仅能体现制度环境的变化，有时也能促成变化的发生。为了改善人们的预期，政府应拿出推动改革的实际行动。鉴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地位和象征意义，张维迎建议将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大幅度转让给民众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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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氛围今不如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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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张维迎作为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此感受深刻。他所说的“等待营救的囚徒”—即民间经济活动由非法变合法的状况，是对当时改革氛围的生动概括，也有很多政策、人物案例可以印证。例如1980年代初，安徽出现一位炒卖瓜子的“大富翁”叫年广久，被人举报雇用了许多工人，有剥削的嫌疑。但由于邓小平在高层政治会议上主张不能动他，终于没有被追究。1982年国家出台政策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温州有8个工商大户俗称“八大王”，被以经济犯罪的罪名抓捕。1984年，改革风向一转变，“八大王”就被释放平反了。1986年，打击“投机倒把”的规定被国务院正式废止。1988年，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私营企业在宪法和法律中取得合法地位。这些政策转变和人事案例表明，在1980年代虽然改革的起点很低，市场观念和法律规定很落后，但改革的大趋势是不断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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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过去10多年的变化，虽然市场制度环境已经大大改善，比如正式加入了WTO、吸纳私营企业主入党参政议政、宪法规定保护私人财产等，但从经济改革的重点推进和企业投资运营环境来看，市场化进程呈现一种反复、僵持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止步不前；政府对市场运行有很多干预；经济自由经常受到限制；民营企业的投资产权不能有效保障等。例如2004年，江苏省地方政府本来批准了当地民营的铁本公司投资一个钢铁项目，但因“宏观调控”需要被中央政府叫停，企业领导人戴国芳被捕入狱。2007年，由于物价上涨趋势严重，兰州市政府部门直接对熟食拉面的价格作出限定；此后，国家发改委还对一些食用油、方便面以及日用百货的企业约谈，要求他们不能随意涨价。2009年，山西省政府以减少煤矿事故为由，通过行政命令把许多私营煤矿强制兼并到国有企业。这些状况的发生，让民营企业家对经济自由和产权保护的前景感到不安，以至于有些企业家不愿再做企业了。很多企业家和社会舆论对改革的认识和期待发生了变化，如张维迎所说，“他们真的好像把希望都寄托在宏观调控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上。”这就是张维迎要讲“囚徒”和“自由人”寓言的背景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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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预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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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在这次讲话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预期。原话是说，“我们的财富更多了，跟原来不可比。但是，我觉得心情、预期很不一样。”所谓预期，一般是指人们经过观察，在一定经验事实基础上，借助逻辑推理对未来状况的判断和评估。预期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能反映制度环境的变化，有时也能促成变化的发生。当社会发生某种重大深刻的变化时，会引起多数人的预期同时变动；而当社会状况长期保持不变时，也会使人们的预期趋于一致。可以说，预期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变革的一面镜子。这就是为什么在1980年代，当中国改革全面展开、不断进步时，会给社会带来积极向上的信心；而在过去10多年，由于改革出现反复、停滞时，就造成了社会中普遍的悲观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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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一旦形成，也会对制度变革产生影响。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作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自身条件，还要考虑他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当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预期某种状况会发生并采取相应措施时，这件事就真的会发生。这就是预期的自我实现[27]。最典型的例子是股票价格，当大多数人预期股票价格会上升时，会争相买入股票，导致股价真的上涨。又如信任危机：在人际交往中，如果人们预期别人对自己不真诚，自己也不会坦诚待人，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这种状况也可能体现在改革进程中。比方说，我们把一个社会的成员简化为政治家、企业家和老百姓三个群体。如果多数人预期经济自由和产权保护是社会大势所趋，政治家就会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争取民意支持，企业家就会诚信经营以求长期发展，老百姓就会通过市场合作来提升自己的福利。结果就会促使市场秩序走向完善。反之，如果多数人预期经济自由和产权保护的前景很渺茫，自己的诚信行为得不到积极回报，那么各种寻租腐败、权钱交易、坑蒙拐骗就会层出不穷，阻碍健康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可见，对市场化改革前景的预期，是衡量和影响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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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社会预期的最好办法是减持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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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社会对改革的预期？张维迎提出一项具体建议：将国有企业的股份大幅度转让给百姓。这可以说是经济改革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一项内容。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框架来看，自由价格和私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两大基本要素机制。中国既然要走市场经济道路，除了实现价格自由化（1993年基本完成），还必须把产权关系模糊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落实到百姓头上，使企业决策的后果由具体的自然人股东来承担，从而塑造市场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从产权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来看，只要政府还掌握着企业资产，就难以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经验表明，政府为了确保国有企业资产能够保值增值，总是倾向于滥用公权力，通过行政审批、过度监管，甚至是破坏契约等方式打压相关领域的民营企业发展，破坏健康的市场秩序形成。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技术条件来看，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已实现股份化，并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2004年基本完成）。接下来，政府只要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在市场上出售，所得资金划入社保或财政，或直接发给国民，产权改革就完成了。由此可见，推动国有企业股份私有化是一项非常必要又简单易行的改革措施。如果连这样的事都做不到，人们很难想象改革能在其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正因为这样，张维迎才把能否减少国有企业的资产看做是政府表达改革决心和扭转社会预期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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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改善制度环境也不仅是政府单方面的事。张维迎在这次讲话中最后谈道：“现在一些民营企业赚钱，不是靠自己真正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而是以政府的补贴来维持，这也是很可悲的。”“我一直在告诫，要防止民营企业本身既得利益化。因为政府有这么多的资源总可以摆平，给你一些诱惑，使得我们不太真正地求上进。如果是这样，我觉得非常可悲。”从这个角度看，不论1980年代中国在改革进程中营救“被关押的囚徒”，还是解除当前一段时期“对自由人的追捕”，都需要全社会的积极互动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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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怀孕，再保胎——改革需要冒险精神和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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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首先要做起来，做起来有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我们现在的心态是从上到下都害怕犯错误，谁也不愿意冒险，没有顶层设计就不改革……这种心态我打一个比方，就像妇女怀孕。怀孕了可能会面临怎么保胎的问题，但你应该是先怀孕了再想着保胎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我现在还没研究好怎么保胎，所以千万不能怀孕。所有的问题一定是在过程中解决的。所有的改革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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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了这个比喻和看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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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是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后来形成一个惯例，每届三中全会都要对改革问题提一些新的规划，社会各界对此有很大的期待。在这个关于怀孕和保胎的比喻中，张维迎强调了中国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和实践冒险精神。从中国改革的历史可以看到，它没有一个严格不变的目标，也没有一张事先规划好的蓝图。改革的发展像一个随机行走的过程，很多改革成功甚至是歪打正着的结果，并且在改革过程中，下定决心敢于冒险付诸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改革排除干扰取得重大突破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不仅被改革过去的经验所证明，也是未来改革应该把握的重要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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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随机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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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界，中国改革被广泛认为是一场渐进式改革，它包括两个重要特征[29]。首先，它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连续不变的目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改革没有目标，而是说改革的目标经历了很多调整，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不断变化，整个过程充满戏剧性的思想理念斗争。其次，中国改革进程没有一个事先规划好的蓝图。这不是说中国政府没有对改革作任何规划，相反，从1979年到1988年，国家体改委先后出台了十多个改革规划。但由于缺乏政治、经济上的可实施性或者缺乏技术上的可操作性，这些规划没有一个被完全付诸实施。中国改革基本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并通过“双轨制”模式推进的；同时，它被地方政府主导，显示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并且它是一个走走停停、充满实验色彩的过程。所有这些状况使中国改革看起来像一个随机行走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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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状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形势非常紧迫，没有时间去观望等待。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一片混乱。8亿农民中至少有2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城市中到处是短缺现象，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是配额供应。数百万知青从农村回到城市寻找工作，四处散布的不满情绪催生了游行和罢工。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成为第一要务，改革是唯一的出路，政府没有时间规划完善的改革蓝图。另一方面，确实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改革。在改革初期，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都不知道方向到底在哪里。后来即便知道了市场化改革的大致方向，也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清楚市场机制是怎样运作的，经济学家也只能从教科书上学到一些市场经济的理论。而实际上，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改革不同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只会在行进中陆续显现出来。这样一来，“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成了推进改革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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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原因，中国许多改革成功是“歪打正着”的过程，而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一个重要的例子是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乡镇企业建立之初，是为了吸收从农业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中央政府把它们当作公有经济的补充，不鼓励也不限制，倒是有很多经济学家批评乡镇企业是“小规模、高耗费、污染严重”。直到198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对改革的深远影响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当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国有经济造成冲击、中央政府试图压制它们时，一切都晚了。其中很大程度归功于很多“市场派”经济学家批评的、由“保守派”决策者提出实施的经济政策。例如1989年至1991年，中国经济实施了一轮严厉的紧缩政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限制甚至取缔乡镇企业，以加强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刚开始时，政策的效果好像和制定者的初衷一致，很多乡镇企业破产了。但同时，国有企业因为这项政策遭受的打击更大。1988年至1990年，国有工业部门总体税后利润减少了56.5%，总亏损增加了3.3倍，亏损面占国企总数从10.9%增加到27.6%。1991年，乡镇集体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从1988年的24%提高到了30.83%。这项事与愿违的政策为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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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冒险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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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取得突破并不容易。改革一向存在着阻力，其中有既得利益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为了突破改革阻力，需要正确的理念和强大的领导力。正像张维迎所说：“改革是要冒险的，改革也有一定的痛苦。如果你不想冒任何险，不想忍受任何痛苦，就不可能改革。”中国改革的很多重大突破都是政治领导人秉持正确的理念，下定决心敢于冒险付诸行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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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的南方谈话。在这次影响中国发展道路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已经没有任何党政军领导职务，却对当时中央高层的保守政策提出批评，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他说：“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为了贯彻改革理念，邓小平说了一些有威慑力的“狠话”，如：“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等等。这种非凡的冒险精神和果敢气魄让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带来巨大动力。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高度肯定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求全党加快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还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修改了党章。这次会议将市场经济正式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久后写入宪法，为发展市场经济扫清了意识形态障碍。这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影响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转折点。接下来，随着更多的思想开放和政策松绑，中国迎来了民营经济的大解放、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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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取得突破的另一个范例是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次历史性进步，也是一个戏剧化的过程。中国加入WTO之前国内外有很多悲观的看法。当时正值中国国企改革进入艰难阶段，纺织等行业破产重组，大量企业员工下岗，国有企业整体效益下滑，银行呆坏账比例大幅提高。很多人担心随着市场准入扩大和关税、贸易壁垒降低，外国产品和投资更多进入中国，对中国相关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一些国内经济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将失去独立的工业体系……农民收入可能大幅减少……城市和农村的失业人口将大量增长。”“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国际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预言，中国加入WTO的前5年将会出现4000万人失业，严重的就业压力将把这个国家压垮。在国家部委机构的官员当中，对入世条款意见分歧很大，持消极态度的人也不少。幸好在最高领导层，希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非常明确。特别是作为总理的朱镕基曾说道：“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一点外力是比较难的，希望中国入世能够对中国企业的改革增加一点动力。”由于朱镕基对入世谈判积极主动的态度，他被一些保守人士影射为“卖国贼”。但最后，因为江泽民、李鹏等最高领导人也支持加入世贸组织，各方面的争议和障碍都迎刃而解。这场自上而下推动的变革终于在2001年成功启动，对中国经济产生全方位的深远影响。中国加入WTO之后平均关税从15.3%降到9.8%，开放了100个服务贸易部门，清理了涉及3000多个的中央一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此后10年间累计利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建立了34.7万个在华投资企业；出口增长4.9倍，进口增长4.7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两倍多，人均GDP由800美元增长到5400美元。中国从此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分工合作体系，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工厂”，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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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未来重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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