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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存在博弈。人们一谈到既得利益者，似乎觉得他们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其实不是这样。既得利益者也分成很多派别，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斗争。观察历史可以发现，现代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教分离，也就是教会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在19世纪之前形成的宪政、法治，是贵族和国王之间、国王和教会之间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这是因为在专制统治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没有人权。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但转瞬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这种斗争是毁灭性的。时间长了就会认识到，这对谁都没好处，还是应该用普遍的权利保证每一个人的安全。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治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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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关于这一点，张维迎用英国民主化的历史说明，尽管也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社会动乱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驱动力。也正因为这样，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权者的每一次让步只是满足当时的“威胁者”的要求。比如1832年的时候，只要“买通”中产阶级就可以换得和平，所以投票权只扩大到中产阶级；等到新的威胁者出现后，不得不做进一步的让步，直到实现全面普选。而在有些专制国家，政府习惯用武力镇压老百姓的民主化要求，或者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开始改革，但很可能为时已晚。中国清朝的君主立宪和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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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的理由有三个，第一个因素是理念，后两个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能否真的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内部是否有足够聪慧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作出明智的选择。张维迎在总结华盛顿夫妇解放奴隶的故事时说道：“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事情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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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社会改良的和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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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番话是在2013年中共十八大完成国家领导人换届半年后，在一个企业家聚集的公开论坛上表达的。他一开头就说，“我们台下的好多人，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这种极具历史现场感的表述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随后这篇讲话被大量转载和传播。不论其主题“既得利益者能否变成改革者”的历史答案如何，张维迎关于思想理念对社会变革作用的观点，都对人们思考中国改革的动力和前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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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理论上看，经济学家经常通过利益来分析改革的驱动力，是比较贴近现实且令人信服的。问题在于“利益”这个概念包括很多因素，不能大而化之。如果只是抽象地指出，利益是一切社会制度变革的驱动力，很多重要问题还是不能回答。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在利益的驱动下，有的制度好，有的制度坏，有的改革成功，有的改革失败。仅仅把改革的驱动力归结于利益博弈是不够的。进一步追问，还会碰到什么是利益、利益包括哪些因素、人们如何判断和追求自身利益的问题。所以张维迎提出理念也影响制度变革的观点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只有深入研究人的行为动机，详细梳理利益和理念的各种关系，才能准确地阐释抱着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利益标准的社会群体如何互动，造就了波澜起伏的改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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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实践中，如果把利益仅仅理解为金钱与权力，而每个人都会捍卫自己的利益，得出的结论就是为了社会进步，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是天然合理的——这其实就是阶级斗争和“造反有理”的思想，其影响非常恶劣。现代历史发展表明，阶级斗争理论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功效，就是说，不管社会群体之间有没有矛盾，只要采用阶级分析和利益对立的观点去看待对方，迟早会产生矛盾。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认定某个对象是敌人，采取敌视的态度或行动，不管他原来是什么人，迟早会变成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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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观点提醒人们：在社会历史变革中，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全是利益冲突，还有理念冲突；或者说，许多看似利益冲突的现象实际上是理念冲突。如果这样去理解社会问题，就有很多矛盾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由此，也可以改变人们关于社会变革的很多观点和行动。比如警惕推翻重来的思维；对知识传播和思想启蒙保持足够耐心；不要寄望于政治权谋或街头革命能彻底改变社会面貌；等等。如果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就能通过改变人的思想为和平、渐进的社会改良创造条件。如张维迎所说：“如果我们相信，减少无知可以减少冲突，人类的明天就永远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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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宏观经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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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拖拉机——从金融危机评价制度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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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坐着拖拉机摇摇晃晃，看着人家坐飞机，很羡慕。我们也开始研究飞机，准备造飞机，坐飞机。突然之间，人家的飞机掉下来了，我们感到很庆幸——幸好自己没有飞机，只有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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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肇始于房地产信贷合约衍生品的美国金融危机达到高潮。大约一年前，在房地产次级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上，投资者对按揭证券的价值丧失信心，造成流动性极度紧张，多国中央银行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也没能阻止事态恶化。结果到2008年9月，危机全面失控，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引发了波及全球的经济衰退。用张维迎的话说：“飞机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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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危机的成因，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其中之一是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因创新过度而酿成大祸。这类观点在中国官方舆论中很受欢迎。针对这种状况，张维迎讲了前面的寓言[31]，他想说明，中国的金融制度同美国相比，还很落后——就像拖拉机和飞机的差距一样，所以即便美国的金融市场出了问题，中国金融改革也不应该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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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应该看到，西方的自由金融体系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创新，曾在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而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也曾制造过巨大的财富黑洞和经济危局。因此，不要错误估计两种金融制度的根本优劣差异。综合权衡利弊，中国金融体制还是应该朝更自由、更开放的方向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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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融危机产生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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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分析原因，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失误说、全球经济失衡说、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说等各种解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金融创新过度与市场监管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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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观点，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金融市场上发展了许多创新融资办法，在传统商业银行之外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却没有相应的监管机制。用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话说：“美国金融体系与整个经济遭遇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大，而这些风险却被置之不理，或被视为杞人忧天。”结果使得房地产信贷与资本市场紧密结合，衍生出许多极其复杂、几乎无人看懂的金融创新产品。特别是其中的高杠杆率让风险急剧扩大，再加上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的串通，催生出巨大的房地产金融泡沫。在经过一系列炫目的虚假繁荣之后，最终走向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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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来到中国后，被很多人用来反证中国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譬如有人说：“回顾两次金融危机（按：指1997年、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和形成原因……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我国社会制度的体制优势，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吸收外界有益经验结合得更好。”甚至有人说：“金融危机背后深层次的是道德危机，那就是作为西方价值总汇的个人主义出现了问题。”“在中国当前深化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我们应当自感欣慰与自豪，另一方面我们应保持清醒头脑，莫让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模糊了我们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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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方的金融危机，导致某些中国舆论的盲目自满和排外情绪，是张维迎要讲述“开拖拉机的庆幸没有飞机”这个寓言的原因。“拖拉机”和“飞机”的对比能反映中国金融发展与美国金融市场的差距。例如，据2009年的统计，美国金融业创造的产值约占GDP的10%，而中国金融业的产值占GDP还不足1%。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服务7000余万家企业；中国有180多家银行，服务4200万家企业。2009年，美国资本市场市值占全球资本市场54%，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约为美国的1/3。与股票市场相比，中国债券市场的差距更大，金融衍生品和期货市场更加欠缺。截至2013年，美国商品期货市场中场外交易占95%，中国场外交易基本是空白；美国场内交易中期权占比58%，中国还没有商品期权。金融衍生品方面，中国仅有股指期货一个金融衍生品，美国场内金融衍生品就多达700个，场外金融衍生品更是不计其数。总之，不论从数量、机制、结构，还是层次上看，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都与美国存在巨大的差距。所以张维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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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为这次美国次贷问题引发了金融危机，就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改革了。大家看一下人类的财富是怎么创造的？是通过真正的私有企业，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来的。包括西方的金融创新，我觉得非常重要。为什么美国过去30多年高科技一直领先？我们现在享受的好多东西都是美国的企业创造的，如果没有它的自由金融体系，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不要以为我们原来那个制度没有危机，我们是靠财富创造把危机填补了。我们光解决银行的呆坏账就花了两万多亿，相当于好几千亿美元，那是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美元的时候。在未来，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让金融企业有更多的自由。这样可能会出现某些危机，但是权衡利弊，还是应该继续往前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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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不同制度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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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这些观点，触及一个根本的认识论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和事物。如果我们只是抽象地考察事物的某方面特性，一定会觉得它们各有利弊。但如果从经验上对事物作全面考察，不同阶段的事物还是有先进、落后之分。就像拖拉机的载人安全性要高于飞机，但从速度、效率、舒适等综合条件评价，它作为交通工具是远远落后于飞机的。不应该把先进事物身上存在的弊端，作为拒绝改变落后状态的理由。甚至要看到许多先进事物表现出的弊端，恰恰是落后事物需要补足的要素。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人需要摄入热量，不能因为看到有人患肥胖症在减肥，也跟着拒绝进食。这种蕴含在“开拖拉机的庆幸没有飞机”这则寓言中的认识论，不仅适用于观察中国的金融改革，也对正确看待中国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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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人们对土地所有制改革的争议。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不能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流通的模式道路。理由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土地的买卖、使用要受国家法律限制，并按社会需要作统一规划和安排。换句话说，在发达国家配置土地资源是一项公权力，而非私权利，人们并没有随意处置个人土地以及从事相关建筑开发活动的自由。因此，试图把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主张是不符合历史先进经验和社会发展潮流的。这样的观点，正是对不同制度的重点和主次的观察出现了偏差。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国家对土地买卖和使用的种种限制，是建立在个人拥有土地的基本产权制度上，并经过社会演变和政策辩论逐渐形成的。它所表现出的公共计划性和法律强制性，是人们运用个人权利（包括土地财产权）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进行长期博弈与利益磨合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的土地制度中公共计划或交易限制只是一种形式，个人拥有产权并最终决定土地政策的走向才是它的核心。而这一点，恰恰是目前中国土地制度最欠缺并导致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因此在现阶段，以西方国家存在土地使用管制为由反对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和自由流通，就好像营养不良的人看到别人减肥而拒绝进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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