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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像人一样，如果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可能需要三个月才能恢复，但你一定要用三天的时间就把这个病治好，就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恢复。政府短期经济刺激政策会给经济长期运行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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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维迎2009年8月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比喻[37]。此时，中国政府制订的“4万亿”投资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根据这项计划，从2008年4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政府新增投资1180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投资、银行贷款、企业自有资金等投资，总共大约4万亿元。政府希望借助它们，避免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增长下滑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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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明确反对“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理由正像上面的比喻所说，他认为短期刺激政策会给经济长期运行带来严重的隐患。为此，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4万亿投资计划的担忧和反对。不过在政策层面上，张维迎的观点几乎没有产生影响，4万亿投资计划终究被付诸实施。而在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莫衷一是。从2009年到2012年，伴随经济运行的波动起伏，对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争议不断。直到2013年，从阶段性结果来看，4万亿投资计划似乎确实帮助中国经济渡过了难关，但某些负面作用也在政策实行过程中显露出来。总的看来，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议尚未得出定论，政策的总趋势还是在折中与调和中摸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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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危机下“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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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从2008年6月份开始，每个月的工业增加值涨幅不断下滑——从16%、14%、13%、10%，到8%、7%、6%，直到2009年1、2月份下降到2.8%。GDP增长也如此—2008年1季度和2季度略高于10%，第3季度和第4季度分别下降到9%和6.8%，2009年1季度滑落到6.2%。同时由于出口下降，一些企业面临巨大的困难，部分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时任总理温家宝非常担心经济出现负增长，对社会就业和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政府很快出台鼓励出口的政策，接着又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包括扩大投资、提出产业振兴规划、设立重大科技专项、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从2008年4季度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了投资拉动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当年拿出4000亿元，后又陆续投入，到2010年底总共新增投资1180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投资8300亿元、银行贷款14100亿元、企业自有资金等投资5800亿元，完成大约4万亿元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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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政策措施，张维迎多次表示担忧和反对。他在2010年初的一次演讲中指出[38]，过去30多年中国信贷增长一般都在10%到20%之间，但在2009年却增加到33%以上；信贷占GDP的比例过去大都在0.8到1.2之间，但在2009年上升到1.19；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大幅度飙升，在2009年达到了67%。这是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纪录。所以张维迎说，中国在进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货币政策试验。这些政策的后果是什么？“猛药之后肯定有不良反应。”他认为：一种可能是货币大量增加造成通货膨胀，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导致下一轮萧条；另一种可能是，过度的投资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积累，最后由金融部门引起经济危机。因此，尽管中国政府2009年完成了GDP增长高于8%的目标，张维迎却对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严重警告，他说：“我要讲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下一次经济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会不会有下次危机，而是下次危机的时间会在什么时候，严重程度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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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迎看来，这时候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恰恰是导致危机产生的原因——很多国家不仅实行低利率，甚至变成了零利率，大规模扩张信贷。所以他对经济刺激措施又有另一个比喻：一方面想减肥，另一方面又大吃大喝。他认为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已经很大程度导致市场化改革的倒退[39]。例如2009年以前，民营企业增长比较快，但随着政府扩大投资，大量银行贷款给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增加得更快，变成“国进民退”。又如，政府为了刺激房地产市场，出台鼓励买房的优惠政策，但由于房价迅速反弹，又不得不实行限购。甚至有些实权单位在限制房价的背景下，通过划拨土地，为本单位修建福利房。这都是体制上的倒退。所以他说：“中国为金融危机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统计数字上的代价，最大的代价是体制改革倒退。”“政府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部门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利用危机来捞权、谋利益，本来放开的东西都给收上来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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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争论第一波：经济学家的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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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尽管张维迎强烈反对经济刺激，但他的观点在政策层面上几乎没有影响，4万亿投资计划还是得到了实施。在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也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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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张维迎相近，不赞成经济刺激政策。例如2008年11月，陈志武在一次采访中说：“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上。”“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2009年6月，许小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调整的当务之急是纠正结构的失衡，而不是盲目地拉动内需，更不是通过刺激投资来弥补外部需求的不足。”“新的投资需求短期内可以使已有过剩产能得到利用，但日后将形成更多的过剩产能。试图以新泡沫挽救旧泡沫，结果是更大的泡沫，饮鸩止渴，只能推迟但无法避免泡沫的最终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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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刺激短期内是必要的，但不能长期使用。2010年1月，钱颖一在一次公开论坛上说：“短期内需要刺激经济，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我们看到了政府的力度很大。这是应该的。”“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这些都是需求方。这（刺激需求）在短期是对的。因为在短期内供给（产能）是过剩的，主要的制约因素是需求。”但他同时指出，“如果我们从中误读，以为政府就是在经济中万能的话，这就会对我们今后的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2010年3月，吴敬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一次对话中说：“我感觉从去年的情况看，采取一个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这一点上我和张维迎是有区别的。我认为从短期的观点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靠凯恩斯主义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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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对经济刺激政策抱积极支持态度。例如厉以宁在2009年10月一次专题讲座上表示，政府投资应该扮演杠杆的角色，带动民间投资，进而拉动消费，在当时的形势下，应该继续推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至少可以维持半年左右，但在这期间，微调还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信贷结构的微调。”2010年3月，针对有些经济学家讨论投资扩张政策的退出，厉以宁认为，“现在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是弊大于利……至少还需要到今年第3季度以后再看是否可以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另一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著名学者林毅夫在2012年9月表示，投资仍是拉动经济、摆脱危机的重要工具。因为投资不仅可以创造需求和就业，还能刺激消费，提高生产率，为下一轮高增长奠定基础。他甚至提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出口疲软，4万亿元计划项目也大多走向尾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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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争论第二波：实际效果和央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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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开始的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实际效果如何呢？一般认为，它确实帮助中国经济避免了剧烈下滑的危险，在全球经济低迷中率先回升。数据显示，自2009年1季度陷入谷底的6.2%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在2009年第2、3、4季度逐渐回复，达到7.9%、8.9%和10.7%。工业增速也迅速提高，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在4个季度的增长率分别达到5.1%、9.1%、12.4%和18%。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率稳步回升。不论从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从工业增加值来看，都走出了一个“V”形反转。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2%，2010年和2011年也分别达到10.4%和9.2%，在世界经济中可谓一枝独秀。2009年至2010年，城镇就业人员分别增加了1219万人和1365万人，也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因此时任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9月表示，中国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为全球经济走向复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因为2008年的果断决策，才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防止中国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经济学家李稻葵表示，“4万亿的历史功绩必须肯定。必须冷静客观，当时的历史环境，4万亿极有必要，这一点国际上有公论，历史也会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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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4万亿投资计划的反对者不这么看。经济运行中浮现的某些问题和迹象，似乎印证了张维迎等人对刺激政策的担忧。首先是通货膨胀日益抬头。2010年，中国的CPI从2009年的-0.7%变为3.3%，2011年变为5.4%，各行各业感到明显的物价上涨。为此政府被迫出台了一些限价、限购的干预政策。其次是经济增长速度回落。2011年中国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10.3%下降到9.2%，2012年再下降到7.8%。因此，反对者批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声音更加尖锐。如许小年在2011年11月一次论坛上指出：“4万亿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高铁、电网大跃进，货币政策极度松宽。2010年广义货币在头一年增长28%的基础上又增长20%，发货币都发疯掉了，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通胀呢。”“几个月的复苏是因为政府大量的投入资源，像鸦片一样，使得病人的病体恢复。但病根没有除。政府的‘治病’短期像兴奋剂一样有一定作用，但是这个兴奋剂很快就过去了，全球经济再一次下滑。”张维迎在2012年9月中国企业家论坛峰会上说：“如果2008年、2009年不要这么强烈的刺激，中国的投资不这么快，今天的状况会比现在好很多。”“如果我们现在又开始新一轮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对未来中国经济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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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批评意见，官方学者也作了回应。央行行长周小川2013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有利有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是如此。党中央、国务院在决定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时，充分讨论过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认识到经济刺激计划在短期内有利于促进经济尽快企稳回升，但随后会给物价、债务可持续性、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方面产生代价、造成压力。”他认为，“评价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应该将其放在一个历史阶段综合来看，不能只想在危机时尽快复苏，复苏成功了以后又不愿意承担由其产生的成本，这是不现实的。”“总体来讲，我国应对危机的成效相当不错，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价，也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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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总趋势：折中与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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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经济学界对它的看法始终有很大分歧。从实证的角度看，支持者们预期的经济效果似乎已经实现；另一方面，反对者预言的负面影响也隐约可见，只是没有他们描述的那么严重。可以说，两种对立的观点都是部分得到了事实验证，也部分遭到了事实否定。或许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政策调整越来越趋向两者的折中与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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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许多政府经济官员都承认，4万亿投资政策尽管取得了成效，但也存在负面效应，它们只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办法，不是常规措施。正像周小川所说：“总体看，多数宏观政策是有利有弊，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害。”“现在回头看，适时退出还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鲜明一些。”又如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在2013年3月政协会议上发言说：“这些措施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地方债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再比如说我们搞技术改造力度还不够，创新能力不强。”“实事求是讲，改革在那种情况下可能要放缓一点。”这表明张维迎等人的观点虽然很难被政府官员直接接受，但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影响。特别是2013年新一届总理李克强上任后，表现出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转型的强烈意愿，并对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保持高度的警惕。他的管理思路和政策取向被称为“克强经济学”，包括三个核心内容：第一，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第二，去杠杆化，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第三，推行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这似乎预示着政府高层经济决策的思想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并将迎来巨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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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从世界范围的治理经验来看，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凯恩斯理论为先导的宏观调控很难从公共政策领域中退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受时间因素影响，永远会在长期和短期之间权衡摆动；另一个原因在于，目前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论是支持或反对政府宏观调控，都还不能对现实问题作充分解释和判断。在本文开头，张维迎把经济比喻为人体，是一种简化理论解释的方法。但说到底，经济问题和人体得病有什么区别？经济“得病”之后应该自行恢复还是需要政府扮演医生角色对其治疗？政府的治疗方法是否可靠？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些都是经济学界还不能圆满回答或没有达成共识的重大课题。在现实中，经济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对各种理论方法进行折中，并根据情况变化随时调整。正如2013年李克强总理上任之后，曾表示在经济管理中要减少对宏观刺激政策的依赖，致力于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市场化结构改革。但在2014年，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超出人们的预期时，一些“定向调控”政策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由此可见，正像2008年中国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的前因后果一样，理论和理论之间的争辩，理论和政策之间的妥协，理论和现实之间的互动，将会在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上持续很长时间，甚至永远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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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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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死的皇后——巿场信仰和现实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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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我去泰国清迈访问，参观它一个旅游点。这个旅游点有座皇宫，皇宫旁边有一条河。有一个故事说，皇后在出游的时候掉在河里边，淹死了。我就纳闷：皇后周围有那么多伺候她的人，你把她救一把就上来了嘛。人家说不行。为啥呢？按照规定，皇后的身体是一般人不能碰的。所以大家只能用竹竿去捞她，结果没捞上来就死了。这故事很有意思。从短期来看，既然皇后掉进去了，就用手把她拉上来嘛，这很自然。但为什么泰国人不能那样呢？因为你这次拉了皇后之后，以后就麻烦了。以后皇后没掉进去，好多人也会去拉她，皇后的纯洁度就没法保证了。另外更有可能坏人为了拉皇后一把，故意把她推进河里面。市场也是这样，它出了一点问题，就像那皇后掉在水里一样，有些时候该死就得让它死，然后保证以后的市场、以后的皇后还是纯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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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美国与世界金融危机后，关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议论很热烈。张维迎讲述这个故事时[40]，正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着手救市，他借此表示反对政府干预巿场运作，同时表达对市场秩序的坚定信念。这种近乎虔诚的信仰，既有宝贵的一面，又有危险的一面。从巿场经济的历史发展来看，正是由于经济实践的逼迫和印证，才让政府权衡的宏观调控取代了自由放任理念，成为社会经济运作模式的主流。张维迎这种过于理想化的巿场信念，让他在某些学术探讨和观念竞争中陷入孤立，不过在中国这样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转型国家，无疑具有独特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