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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靠权威来配置资源的,我们通常说的“计划经济”也是靠权威来配置资源的。在科斯眼里,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企业的大小是市场竞争决定的,而后者的大小则取决于领袖们的个人意愿。科斯是发现交易成本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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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发现是划时代的,但仍未臻于完善。科斯并没有指出企业内部应该由谁来行使权威,老板还是工人?实际上,科斯的注意力集中于市场与企业的替代关系上,未进一步关注企业内部的“权威”分配,而对企业来说,后者更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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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经济学家以激励的角度看企业。他们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有人“偷懒”,有人“搭便车”,难以准确度量每个人的贡献从而准确支付报酬,好比一个拔河队,难以准确估量出每个人使了多少劲。因此,需要专门有人来监督(行使权威),奖励勤劳、惩罚懒惰。但谁能保证这个监督者自己不偷懒呢?为了让这个监督者有积极性,就必须把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给他,让他自己监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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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斯一样,这些经济学家也未注意到“企业家才能”。他们假定所有参与者的能力是相同的,可以随意挑选监督者,只要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以保证其监督积极性就可以了。没有“企业家才能”就没有企业,这个日常经验被他们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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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经济学家以风险和不确定性看待企业,比如弗兰克·奈特。在他看来,未来总是不确定的,对企业而言,首要问题是解决“干什么以及怎么干”,而这一问题解决得好与坏,依赖于“企业家才能”。奈特认为,企业仅仅是一种“装置”,通过它,“自信或勇于冒险者承担起风险,并保证犹豫不决者和怯懦者能得到一笔既定的收入”。在他看来,企业内部必然是企业家行使“权威”,因为他们承担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利润正是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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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发表于1921年,比科斯的《企业的性质》早了12年。在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上,科斯更有洞察力,但在企业内部的“权威”分配上,奈特无疑更富直觉。奈特意识到“企业家才能”的先天差异,并且认为应该将“权威”分配给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就是说,比监督更重要的是:谁来监督!从日常经验看,这几乎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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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发展了奈特式的企业理论。他认为选择监督者需考虑两大因素,一是监督的难易程度,二是监督者在团队中的重要程度。不同的人做监督者,有不同的监督难易程度;不同的人做监督者,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积极性损失。最优的制度安排应该是监督成本和积极性损失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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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督难易程度看,最难被监督的人应该成为监督者。这就是本文开头那则寓言的含义:乙比甲更难被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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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监督者在团队中的重要程度上看,最重要的人应该是监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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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假设甲乙两人组成一家企业,乙的生产率是甲的两倍,那么乙偷懒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就是甲偷懒的两倍。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照顾乙的积极性,让乙监督甲。和前述情况一样,决策工作比执行工作重要得多,因而乙是老板。由此,最难被监督的和最重要的,也就是老板,应该成为监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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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认为,除了激励,也就是如何让人不偷懒外,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如何选择经营者,从而保证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来运营企业。但是人的企业家能力是难以直接观察的,如何保证有才能的人而不是无能之辈占据老板的岗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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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同时指出,“资本”可以作为观测人的“企业家才能”的信号,也就是说虽然无法直接判断一个人的经营才能,但可以通过个人财富间接判断。张维迎证明,在报告自己的企业家才能上,富人比穷人更诚实,原因在于赔本的话富人需要自掏腰包,而穷人赔的是别人的钱。所以当一个穷人想当企业家时,外人无法准确判断他的经营才能,而富人则刚好相反。如果通向企业家的道路不受个人财富的限制,那么大量一无所有的低能者就会冒充企业家,这一论点为“资本雇佣劳动”提供了理论依据,[41]我们将在“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财产”中继续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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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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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等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进一步探究到企业内部的秘密,是因为他们事先假定人都是相同能力的。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能力上的区别,那么谁监督谁、谁雇佣谁就无所谓了。现实世界中之所以是老板监督员工,是因为人的能力是不同的,这就是这则寓言的真实含义,这是理解张维迎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理解市场制度的关键。市场所倡导的“公平”,是基于能力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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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说:“人一旦思考增长问题,就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了。”这一逻辑也适用于这则寓言:人一旦思考个体之间的能力差异,就很难再思考其他的问题了。事实上,张维迎24岁时将市场定义成“价格+企业家”后,他的视角从未离开过“企业家”。增长问题,也只有从“人的能力不同”这一角度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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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体的绝大部分资源是在企业内部配置的,这意味着现代经济体的绝大部分资源是企业家在配置。一个经济体的效率,取决于它的资源多大程度上被优质的企业家配置。一个好企业与一个差企业的差别,一个有效经济体与一个无效经济体的区别,本质是一样的:是否掌握在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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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才能包括想象力、创造力、果敢力等,部分可以由后天习得,部分则是先天的。于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自然就落在这两个方面上:一、如何配置已有的企业家才能;二、如何增加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家才能。对增长问题的回答,对好的经济制度的设想,都依赖于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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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市场是创造财富、做大蛋糕的,理论上政府不创造财富,政府只参与分配蛋糕。自然,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能力,取决于企业家才能多大程度上配置给市场而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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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有些例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供给(如法治等)极为缺乏,因而政府同样需要企业家才能——实际上是制度企业家才能。制度企业家创造规则和制度的过程,同样是财富与价值的创造过程。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才能应该在市场与政府的双轨道上配置,只是政府是科层制,只有极少数的制度企业家实现了抱负,绝大多数都被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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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才能要变成真实的经济增长,需要配套措施,如创办企业是相对容易的、没有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批制度、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鼓励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报酬结构,包括财产和合同法规等。这些配套措施是企业家才能转变成经济增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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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如何增加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家才能。任何经济组织、经济体都是由人来运营、管理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经济体能像机器人一样进行无人操作,经济组织和经济体的效率无可避免地反映了所有参与者,特别是产权所有者的能力和品质。中国陈旧的意识形态和教育体系强调服从、听话和趋同,通过破坏人的自我意识和主见,破坏了企业家才能,从而大大降低了经济组织与经济体的能力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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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财产——为什么会有职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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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市场区域内有两大讲台,A和B。讲台A容纳想成为企业家的人,讲台B容纳想成为工人(或消极的资本家)的人。假设一个做公证的官员在每个人的脑门上做标记,证明他们的个人财产有多少。现在市场的门打开。我们看到许多人走进来,每个人脑门上有表明他个人财富的戳子。一些人走向讲台A,而另一些人走向讲台B。通过合作,前者的财产实现了增值,后者的能力得到了报酬,前者是资本家,后者是职业经理人,这就是股份制公司的起源,也是职业经理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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