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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这只是因为他们有钱，或怀疑中国慈善的统计数字以及绑缚在民营企业家慈善行为上的各种隐性的政治和民意胁迫性，可以再看美国的相关数据（美国通常被认为是自由企业特征最为显著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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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美国的慈善捐款额累计约3000亿，甚至比芬兰、葡萄牙和秘鲁等国的GDP还高，大约有3/4的善款来自私人，其余的来自企业和基金会。1995年，美国人均公益和慈善捐款数额是法国的3.5倍，德国的7倍，意大利的14倍；1998年，美国人愿意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比例比荷兰多15%，比瑞士多21%，比德国多32%。这些差异不是由教育、收入、性别和婚姻状况等引起的。正如《通往自由之路》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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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慈善行为最引人注意的事实可能是，它与人们对政府角色的观念和信任高度相关，信赖自由企业制度的人相比其他人，无论从时间还是金钱上，都给予的更多。简言之，支持有限政府的人比信仰中央经济统制论者更加慷慨。再考虑一下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不同态度。1996年，不同意“政府有责任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人，平均每年捐赠的慈善金额，是同意政府应当促进收入平等的人的4倍，是持强烈同意态度的人的1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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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愿意献血、替人指路、退还多找的零钱、愿意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和金钱，甚至约会迟到等方面，统计数字都证明，信赖自由企业制度的人都比支持大政府者更主动、更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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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组统计数据的解释是，信赖政府的人倾向于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事，从而更容易让自己逃脱责任；而相信自由企业制度的人则倾向认为照顾弱势群体是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责任——只有让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是市场和自由企业制度的逻辑。平均而言，多数人一生要在企业里度过30年以上，这30年里，他们干的其实就是通过主动服务别人让别人受益从而让自己也受益这件事，正是这一日积月累的主动习惯和责任意识，让他们建立起比大政府主义者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关爱他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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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我们中的一位，来自福建一个创业传统浓郁的县级市——长乐，今年刚好是他高中毕业20周年，这一年大大小小高中同学的聚会给了他观察20年不同人生道路对人的行为习惯影响的机会。他发现做企业、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同学的确展示出比政府从业者和其他职业者更主动的为人处事态度、更好的服务意识以及体谅照顾人的责任心。这几点在20年前无太大差别，20年的同学情谊使他相信这样的行为习惯并非出于策略，而是出于习惯、发乎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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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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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还是老太太？——职业经理人的道德约束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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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理人要有职业道德。当我们去选一个人当经理的时候，我们能够信赖他，愿意把权力交给他，光有能力是不够的，他还要有很好的职业道德、诚信和责任感。就好像你上火车，你是个老太太，背个很重的包，看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年轻力壮，你愿意把背包交给这个年轻小伙子帮你扛吗？肯定不愿意，尽管他的力气很大，你最担心的是你把包给他以后，他又跑得快，你就追不上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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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去北京郊区的一个企业访问，那里养了好几条狗。我问老板为什么养这么多狗。他说，养狗比雇人便宜多了，狗比人忠诚，不会偷你的财产，不会拉走你的客户。这当然是个笑话了，但也说明一个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忠诚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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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发表的“中国企业家的困惑”一文中，张维迎用了两个寓言说明同一个问题：经理人的职业道德。法律、声誉机制与产权是影响经理人行为的三个最重要因素。在企业治理的所有法律问题中，最重要的是代理人对股东的诚信责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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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问题先于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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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小做大，说到底是雇佣分工、委托代理链条不断加长的过程。如何找到优秀经理人是企业成长路上的关键性难题。这一点对中国的企业尤为重要，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慧聪公司董事长郭凡生曾将“中国模式”定义为“家族企业模式”），依靠血缘或半血缘的朋友关系管理企业。企业要更有竞争力，就必须依靠市场上的人力资源和管理资源走出家族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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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家族企业不是没有试探职业化管理，但由于缺乏可信赖的经理人，往往“蜜月”短暂、“阵痛”长久，痛定思痛发现找能人不如找亲人，重新走回家族化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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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你愿意让小伙子还是老太太帮你扛行李？多数人的选择可能是老太太。两者的诚信道德都不可知，小伙子万一扛包跑了呢！但复杂在于，如果有人抢劫，小伙子力气大能帮上忙，老太太则帮不上什么忙。两种情况权衡后，你会作何选择？答案可能还是老太太。前一种情况，是道德问题；后一种情况，是能力问题，道德问题先于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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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当然是既有能力又有道德的职业经理人，二者不能兼顾时，通常还是先选择讲诚信、有职业道德的人。经理人的职业道德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如果经理人的道德出了问题，他（她）的能力越强，意味着对企业的伤害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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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叛变”的故事在中国商界俯拾皆是，特别是在知识型企业。要使职业经理人发挥作用，老板必须充分授权，这意味着经理人较容易接近公司的核心人脉、核心客户和核心技术，和核心员工之间也较可能建立紧密关系，当他们掌握了这些核心资源后可能会选择自立门户、做自己的老板。甚至，“叛变”不仅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行为，一个人带着一个核心队伍“叛变”。这是老板们需要“小伙子”又担心“小伙子”，最后宁愿选择“老太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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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约束职业经理人的非道德行为？如何激励职业经理人的道德行为？政治学者福山曾认为华人社会是低信任度社会，但其最新作品却倍加推崇传统中国的官僚治理效率。高效官僚体系不可能几千年存在于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中。是华人的诚信基因天生有问题还是我们暂时吃错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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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誉与经理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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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誉机制与产权是影响经理人行为的三个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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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不直接参与管理，相对代理人，所有者处于信息劣势。同时，和一般性合同相比，企业合同非常不完备，代理人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好比主人把家交给保姆看管，家里的情况，自然保姆比主人清楚；主人也不可能和保姆订立一份完备的合同，规定每天必须拖地板几次、擦窗户几次，窗户脏主人也不知道是没擦洗还是雾霾大。由此，和企业治理相关的法律问题，最主要的部分，是如何保护处于信息劣势的股东的权益，法律对股东的保护越有效，企业治理就越有效。而在企业治理的法律问题中，最重要的是代理人对股东的诚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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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责任又分成两类，一是忠诚义务，二是勤勉义务。前者指当代理人的个人利益和股东利益不一致时，应以股东利益为先，它针对的是代理人的道德；后者指代理人必须尽心、尽能、尽责，针对的是代理人的能力和工作态度。不能偷拿主人家的财物，否则就没有尽到忠诚义务；窗户脏了就要擦洗，否则就是没有尽到勤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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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道德（忠诚义务），能力（勤勉义务）较难度量。小伙子扛行李跑了很容易就看出来，但小伙子有没有尽力扛行李却较难判断。如何才算尽心、尽能、尽责？法律上认可的标准是，如果你为自己办事是不是如此。你住自己家是不是台风天也不关窗户（造成窗户破损）？有时法律的要求比为自己办事还要高，人为自己办事可以马虎，但代理人为公司办事却不能马虎，如因马虎而造成损失，则必须接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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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合同中较少有诚信责任，之所以出现在企业劳动合同中，根本原因也在于企业合同非常不完备。除此之外，股东不参与日常管理且承担经营风险，不像代理人、普通员工、债权人那样有合同收入，股东在收入分配次序上排在最末。诚信责任实际上是股东保护自己利益的最重要手段。正因为股东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对代理人的事前监督成本太大，才需要用诚信责任维护自己的利益。诚信责任可视为监管机制的替代，以事后的惩罚威慑代替事前监督，从而大大节约监督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