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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评选对中国改革影响最大的外国经济学家，无疑会是罗纳德·科斯，这既是因为他的学术，也因为他对中国的热情，虽然他从未到过中国。科斯强调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变革。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最新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扉页上致敬科斯：“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我们已经多次提及他著名的“汪洋大海与岛屿”的比喻，同样著名的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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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定理是说，只要产权（法定的权利）界定清晰，且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状态并不影响效率，或者说产权属于谁不重要。牧民家的牛践踏了农夫家的麦地，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初始状态牛可以践踏麦地（产权在牧民方）或牛无权践踏麦地（产权在农夫方），都不影响最优效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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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张三半夜三更的歌声影响了李四休息，只要产权界定是清晰的，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初始状态是不允许张三唱歌（产权在李四方）还是允许张三唱歌（产权在张三方），都不影响最优效率的实现。之所以不影响最优效率实现，是因为双方可以不停地讨价还价（这正是市场的力量），直到再也没有帕累托改进为止，反正讨价还价不需要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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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为零”只是个黑板上的假设，真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无处不在——张五常说，只有鲁滨逊的一个人的世界里没有交易成本。由此，科斯定理的推论是，现实世界（交易成本不为零）里，产权的初始状态影响效率，或者说产权属于谁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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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权，有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经常被混淆。一是谁拥有产权是否重要；二是谁拥有产权最有效。在第一个问题上，经济学家之间几乎没有异议：真实世界是有交易成本的世界，谁拥有产权很重要。但对第二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就不那么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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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无论是“牧人与农夫”还是“张三与李四”的案例，产权都清晰界定给了个人，或牧人或农夫，或张三或李四。所谓清晰的产权界定，既指产权的界定必须清晰，也指产权必须界定给个人，否则界定产权是没有意义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清晰的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样的产权安排是有效的吗？答案却是“否”。国有企业不是国企经理的，产权是否界定给国企，和国企经理并无直接关系，连国企经理自己都不知道能在这一岗位上干多久。我们已经在“变压器理论”中充分说明了国家所有制的无行为能力，在国有制下，财产属于“全民所有”，没有人真正关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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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国家体改研究会的一次发言上，张维迎借用“假如把月亮交给农村老太太”的比喻说明上述两个问题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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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只有对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才可能明晰国企改革的真正困境和真正出路。国企之所以要改革，并不是国企的产权不清晰，而是国企的产权安排没有效率。误用“科斯定理”，以“国企的产权是清晰的”为理由反对产权改革，恰恰是贻害了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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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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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斯定理”之前，对污染、堵车等所谓外部性问题的传统解决之道，是政府管制或者税收补贴。但科斯定理提醒我们，“外部性”的存在并不能为政府干预提供理由。科斯定理真正想说明的是，要相信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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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科斯定理暗含的一个前提条件经常被忽视了。如果牧民有枪，他还愿意和农夫协商赔偿吗？同理，如果张三父亲是公安局长，他想唱到几点就唱到几点，李四你管得着吗？显然，暗含的前提条件是“没有暴力”。科斯定理揭示了市场的力量，但市场的力量得以发挥的前提条件，是没有强盗的力量，或者说，必须约束强盗，市场才得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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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是中国现实的敏锐观察者，也是社会观念的塑造者。每一项改革阻力的突破，都需要社会观念的配备和先行，从23岁写就“为钱正名”开始，张维迎便有意识地站在社会观念的桥头堡上，如他强调的那样，从长远看，观念决定历史。“市场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密集出现在张维迎近几年的文章中，或许他是从科斯定理暗含的前提中意识到，中国改革受阻与倒退的真正原因，是强盗的逻辑。在张维迎的定义中，市场的逻辑，是“只有使别人变得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而强盗的逻辑，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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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把精力放在了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或改造经济产品；另一方面是占有他人生产的产品。”这是维弗雷多·帕累托的名言。如帕累托所说，你可以生产更好的产品，通过自由交换，让自己变得富有；但另一种让自己变得富有的方式是掠夺别人的产品。没收、占有、掠夺别人的，防护、守卫、看管自己的，这些都同样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马基雅维利说得更清楚，“不是黄金，而是优秀的士兵，保证了成功……因为优秀的士兵不可能抢不到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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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逻辑是正和博弈，它使社会整体财富增加，每个人都受益；强盗的逻辑是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只是通过暴力分配财富，有人不劳而获，有人劳而无获。杰克·赫舒拉发在《力量的阴暗面》里说，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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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科斯定理所说，人应该尽可能寻求和别人商议、合作，达到社会最优；但马基雅维利说，人也会抓住一切机会掠夺和侵占别人，破坏社会最优。他们说的都是历史的事实，都说对了一半，人类社会是科斯的逻辑与马基雅维利的逻辑的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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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8年为分界点，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时长29年，但到2015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有36年之久。1980年代初，我们曾预估用5年时间完成改革，但是36年后，改革依然是半吊子工程。用29年建立的计划经济体，足足花了36年不但未完成对它的改造，而且还遥遥无期。这给我们莫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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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后，市场作为对付贫困的工具登场，显示了强大生命力，整个社会欣欣向荣。短时间内创造的惊人物质与精神财富让我们如此乐观地信赖科斯的逻辑，信赖科斯定理所倡导的“无人受损、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我们曾以为第一面墙倒下后，改革就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自发演进——科斯的逻辑不但演进在经济上，也演进在政治上——从价格改革到产权改革，从市场化到民主化。但是，36年后，现实提醒我们，帕累托改进不会自发实现。科斯定理显示了强大的逻辑力量，但它只是现实逻辑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被我们忽视了，这另一部分，就是马基雅维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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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要不断做大只是现实逻辑的一部分，另一部分逻辑是蛋糕如何分配。在某些历史阶段，蛋糕的分配问题可能比蛋糕的大小更重要。中国36年的改革史或许可以这样概括，在贫困时期，致富是社会共识，科斯的逻辑战胜了马基雅维利的逻辑；在相对富裕的年代，特别是威胁到既得利益时，马基雅维利的逻辑战胜了科斯的逻辑。我们当然希望这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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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生产率——国企赚钱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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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有17个儿子和10个女儿，今天普通的中国人一般只有一个孩子，这并不能表明乾隆皇帝的生育能力是我们的27倍，这仅仅说明：乾隆皇帝占有太多的后宫佳丽，普通人有那么多后宫佳丽，27个孩子也不在话下；今天的中国人还没有生育的自由，不像乾隆皇帝想生几个就生几个，乾隆皇帝享有“生育特权”。这如同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却是不争气的阿斗，差点拖垮了中国经济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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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最近几年却被吹捧为弄潮儿，成了“制度自信”的一部分，主要原因是它的“利润”。如果只看中石油、中石化等几家国企的账面利润，的确能长自信，但这只是幻觉。盲人在摸象腿时以为大象是根擎天柱，但事实上这是只必须注射才能维生的大象。2012年12月的一次公开演讲，张维迎借用“乾隆皇帝生产率”的比喻，说明国有企业账面的利润毫无意义。国有企业真正的危害性，还没有被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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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的真实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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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国企利润只是账面利润，或者叫会计利润，并不是真实的经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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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天则经济研究所2009年的报告《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欲改革》中所说，央企的利润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石化等10家占到70%以上，其中，仅中石油和中移动这两家就超过了1/3。而2010年，央企共实现利润13415亿元，占全国所有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67.5%。由此看见，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是由垄断企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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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些垄断企业的高回报率与它们获得的低廉的要素价格密切相关，包括资本、土地和自然能源等。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企业效率的重要指标，据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仅为民营企业的1/3，前者年均1.52%，后者年均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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