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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也是如此。即便上市公司经营得不好，投资者也仍然愿意购买它们的股票。中国的股市为什么被称为“圈钱市”？政府给一些并不被投资者看好的国有企业上市批文，就能圈到钱。但是，难道投资者是傻瓜吗？明明不看好一些国有企业，却仍然投资？投资者当然不是傻瓜，因为投资者投资的不是企业，而是“壳”。国有企业圈钱，不是凭业绩圈钱，而是凭“壳”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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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管部门的严控下，“壳”很稀缺。有些优秀的企业尽管比一些国企更符合上市条件，但却得不到上市的机会，这些企业就转而买“壳”上市。当然，买“壳”上市也并不容易，还需要监管部门的层层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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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的角度看，在“壳”受限的情况下，优秀企业买“壳”上市，是对“壳”资源的充分利用，有利于企业。而从投资者利益的角度看，他们之所以买烂企业的股票，投资的其实就是优质资产借“壳”上市的可能。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政府为了保某些上市企业，会给予较多的补贴，这也是投资者愿意掏钱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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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些上市公司业绩、前景变糟了，股价反倒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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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前景更烂的上市公司，意味着它们的“壳”更有可能被新的优质资产充入，当然比那些不温不火的企业更具有投资价值。前者是快死的富老太太，后者是还能挨一些日子的富老太太。张维迎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把这一普遍的人性视角运用到股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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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股市计划色彩很重，包括证交所的国有、上市的审批制、信息披露的一刀切等基础性的东西，都是计划色彩的。这个计划色彩很强的市场之所以吸引了亿万股民、数十万亿资金，不是因为监管部门对股市规划得好，而是因为中国经济其他方面改革、开放很成功，造成了强劲的融资、投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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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的融资、投资需求，遇上计划色彩很浓的股市，就有“蜗牛角里做道场”的感觉，每一个“壳”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股民们喜欢买各种资产并购、重组“题材”，原因就在于此。这些资源的重组，也的确有利于提高“生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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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壳”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围绕着“壳”，发生了很多扭曲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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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政府不问企业是否优秀，只要能上市，就给予扶持、补贴。如果能赴海外上市，那就更要大力扶持了。有些精明的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等外国的地面上设立证券交易所，专门做中国人的生意。那些证交所并没有多少人交易，但中国的企业去那儿上市，就能以此名义获得地方政府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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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思维阻碍了股市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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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民的心态也被“壳”思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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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股民反对新股上市。他们认为新股上市，就会使得市场里的一部分资金转去购买新股，从而使得老股价格下跌。这种说法其实没有道理。以中国民间强劲的投资需求，如果是开放的股市，新股上市，自然会有新的资金去投资，不至于引起老股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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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担心却很有道理。如前所述，很多股民投资的是“壳”，新股上市，“壳”更多了，原有的“壳”价格必然下跌。股民自然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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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股市目前的状况，严重阻碍了企业的直接融资，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很大。中国2013年居民储蓄是20万亿。2014年4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庆典上，经济学家宋国青说：“但是（2013年）20万亿的储蓄，股票融资融了多少？2200亿！”“现在股市一方面融资太小，另外一方面企业上市又排大队，特别热。企业已经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成本去上市，还要排大队。经过这么多折腾以后，完了以后议价还很高，所以股市是严重的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股市新增融资额度显然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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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青教授说：“股民怕上市压力大了以后股价下跌，政府决策方面也在考虑这个因素，怕影响稳定。所以股市融资还是一直被人为控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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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股民的反对情绪呢？宋国青教授说：“还是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把门打开，就像上一次交买路钱一样，把路买下来。发行新股，不受限制地给它发了？当然不一定用这样的办法。股民怕股价下跌，这个毕竟是要钱的。但是股市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情况，再扩大萎缩下去，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命的。要钱还是要命？我看还是交一点钱买个过路费过去就算了，长期看这是真要命的事情。”宋国青教授所说的“要命”，是指对经济发展、融资需求很“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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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补偿股民、具体如何补偿股民，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就股市市场化改革方向来说，是不应该怀疑的，也是应该尽快推进的。审批制改为注册制已经喊了很多年，还没有落实。当然，注册制改革并非终点，证交所的多样化是更大的改革。股市的问题也提示人们：改革要有长远目光。当初中国设立股市，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对中国经济很有意义。但是，股市浓重的计划色彩，最后却留下了重大的隐患，出现了宋国青教授所说的“要钱还是要命”的难题。如果当初建设股市的时候，更尊重市场一些，中国的股市就会发展得更加好，对中国经济的帮助也会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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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吃果子砍倒树——国企要么改革产权，要么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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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化与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的不同在于，承包制是“短期民营化”，民营化是“永久承包制”。“短期民营化”的问题是经营者没有长期激励。因为经营企业就像栽树，收获是长期的，如果你不能确定明年果树仍然归你管，你当然不会考虑果树未来的生产力了。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的经理常常为了吃到树梢上的一个苹果把整个树枝砍下来。苹果吃到肚里是自己的，而砍掉的苹果树是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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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盈利不仅是经营决策的结果，更是投资决策的结果，而且，投资决策和经营决策一般是由不同人做出的，国有企业不可能对不同决策者的责任明确化。现在企业亏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年投资决策的失误，至少对如淄博石化这样投产即破产的企业来说是如此。但投资决策是政府做出的，怎么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呢？1997年12月，张维迎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向阳博士的学术采访时，就承包制点评时用了这个寓言。这个寓言包含的经济学道理是：产权决定人的行为。国有企业承包制是产权上的改进，但不是彻底清晰产权，由此而导致承包者为了短期利益损害企业的长期利益，并导致承包制过期投资、经营责任不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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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护产权，人们既无恒心也无恒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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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政府也想了很多办法。模仿市场是他们的一个思路。承包制就是一种模仿市场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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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制比起以行政思维管理国企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正如张维迎所说，承包制是“短期民营化”，是让承包人在一定时间内自主决定资产的使用。承包人自然有积极性来预测消费者需求，并运用承包资产，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及获得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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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国的计划经济残余比今天要多得多，承包制是介于市场和计划之间的一个渐进状态。但是，这种改革方式并不彻底。正如张维迎所说，由于产权不能传承，承包人为了短期利益，会牺牲企业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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