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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易费用减少，企业的竞争在更大的地域内进行。上海的产品和广州的产品会展开竞争，甚至和纽约的产品展开竞争。总体上看，行业供给能力远远超过以往，但在行业内部，供给能力的分布不再分散化，而是集中化。那些具有更高管理能力的企业，其供给能力占了行业的更多比例，并且，由于整体供给能力的提高，一旦某领域出现市场需求的“蓝海”，无数企业可以快速组织资源杀进。整个市场上，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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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因素，就出现了张维迎所说的“现在，所有的洞都被占满了，企业要想再当‘菩萨’，那就得在岩石上凿洞。许多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没有这种凿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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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企业面对的这种状况称为“生产过剩”。经常有学者说，中国刚摆脱“短缺经济”，就走进了“过剩经济”，这又是对市场、对企业的一种误解。萨伊说：“某一种货物所以过剩，是由于它的供给超过需求。它的供给所以超过需求，则因为它的生产过多，或因为别的产品生产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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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会如何解决“生产过剩”？萨伊说：“在一种货物亏本的同时，必有别的货物赚到过度的利润。由于过度利润一定会刺激有关货物的生产，因此，除非存在某些激烈手段，除非发生某些特殊事件，如政治变动或自然灾害等，或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婪无厌，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决不会永久继续存在。这些政治毛病一经消除，生产手段自然会感受上述刺激流向空虚的方面去。这些空虚一经填补，其他方面的活动就恢复正常。如果对生产不加干涉，一种生产很少会超过其他生产，一种产品也很少会便宜到与其他产品价格不相称的程度。”在这段话的注释中，萨伊还特别表明，“这些需要考虑的事实构成对商业和商业管理问题正确了解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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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当学者看到某些行业“生产过剩”时，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另一些行业生产不足，但是，后者是学者常常看不见的。尽管学者看不见，但企业却可以根据价格信号不断去探寻。当企业组织资源流向那些生产不足的领域时，企业就可以盈利，并同时为“生产过剩”提供了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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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剩”不需要政府干预，因为政府并不知道哪些行业生产不足，因此政府无法为“生产过剩”开辟销路。政府所做的，无非就是干预、压低企业产能，或者给“过剩”产品以补贴。压低企业产能当然是错误的，因为问题并不在“过剩”企业的产能。给企业补贴则会鼓励更多的资源流向原本“过剩”的行业，而使得那些生产不足的领域不能及时获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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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生产过剩”，需要像张维迎所说，由企业提高“在岩石上凿洞”的核心竞争力。所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并不会导致“过剩”。企业不断提高供给能力，也是不断提高需求，如此，市场供给、需求双双提高，此即经济发展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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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朋友是朋友——市场秩序靠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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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维持正常的商业关系、供应关系，更多依靠的是自发的社会规范而不是法律。因为互相信赖，企业才把订单交给对方，而不是我把订单交给你，只是为了完不成订单而把对方告上法庭。为此，一定要谨慎地选择合作对象，建立信任关系。而建立诚信关系就要牢记这样一个法则，即，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敌人的朋友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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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2月举行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上，张维迎发表了这番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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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的法治环境、信用建设越来越引起关注。人们更多地关注政府进行的法治建设，或者社会伦理建设，却忽略企业自身在信用建设中的作用。张维迎的此番发言，从博弈论角度强调了企业自身如何建立、维护信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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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伦理除了依靠司法强制，也离不开高效的市场机制。企业通过加入“联合抵制”，可以把短期、单个博弈变成长期、重复博弈，促使信用环境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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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只是表象，博弈才是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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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说：“在自然经济下，人们总是用道德来衡量经济。而商品经济则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所以道德要让位于经济。”[56]道德的背后其实是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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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张五常举过一个例子，他假设有一群白痴：“这些白痴听说汽油站很好玩，于是每个人都开办加油站了。因为是白痴，他们之中有些把油站建在荒山之上，有些建在密林之中，也有些建在海上。没有公路汽车经过，油站怎么可以生存呢？但他们当中有几个同样的白痴，却糊里糊涂地把油站建在公路旁。过不了多久，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只有在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痴能生存。”张五常这段话表达的是自然淘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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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伦理中，有一些伦理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遵行这些伦理的社会就繁荣富裕；有些伦理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样的社会就贫穷落后。如果不改正，贫穷落后的社会就有淘汰之危。比如，信奉劫富济贫伦理的社会，慢慢就会落后于尊重财产权的社会。是长期反复的博弈、淘汰选择人类伦理，而非人的主观伦理决定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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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为什么是如此重要的伦理？因为如果交易对方信用状况比较差，交易者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损失。要么，抬高己方价格以弥补信用风险；要么，要求对方提供定金、抵押物等。不管采用什么方式，都是交易费用。根据经济学原理，交易费用高不利于交易的达成，有损交易者福利。反之，如果交易双方信用良好，就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增进双方福利。在人类历史上，淘汰律很明显：信用社会繁荣富裕，无信社会贫穷落后；百年老店必讲信用，不讲信用的企业绝难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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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减少了大量交易费用，企业焕发了活力。随着经济发展，就要触及更高层级的交易费用：伦理。信用是核心伦理之一，而建设良好的信用环境，需要企业有更自觉的博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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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问题诉诸法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但有时诉讼成本过高，未必能及时或低成本地解决欺诈案件。如果企业能有更强的信用博弈意识，通过企业的行为，可以比法律体系更高效地减少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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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短期博弈变成长期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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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笑话说，曾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小时候显得很傻。常常有人把5美分的硬币和10美分的硬币给他选，他每次都选5美分的。这些大人就哈哈大笑。有人问威尔逊：你不知道10美分是更多的钱吗？威尔逊回答：我知道，但是如果我选10美分的硬币，以后就不会再有人给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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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威尔逊本意是为了长远的利益，但他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一种节制的美德。这个故事说明，即便人们的出发点是纯粹的利益，但如果他们考虑长期、重复博弈，纯利益行为也会像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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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人立足长期博弈，就会建立起有利于每个人的信用环境。但问题在于，总有一些人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长远信用。尤其是，“现代商业社会与过去的乡村社会很不一样，被称为‘匿名社会’，其显著特征就是流动、开放和低频率的相互接触。现代社会中，居民流动性大，交易双方通常并不认识，相互之间也缺少如乡村社会中存在的其他制约关系，使受害人的惩罚措施受到很大限制。开放社会也使人们较不在乎闲言碎语的议论。凡此种种，致使传统的以个人为基础的信誉机制失灵。”[57]面对此种情况，如何处理大社会下的合作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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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迎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多维度的。“这种多重交易关系会对人们博弈中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使得人们之间更容易达成合作。即使某个特定的交易中可能是一次性博弈，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是重复博弈，后一种关系会影响到前一种博弈中的行为。”[58]这种多重交易关系使得人们可以通过“联合抵制”来促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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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联合抵制”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诚实，都应该和别的成员合作，而不应该欺骗；并且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去惩罚那些骗过人的人。如果某个成员不惩罚骗过人的人，那么不实施惩罚的这个成员就应该再受到其他人的惩罚。[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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