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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及的“资本家”，是有名的私营林业公司，在美国西北部拥有大量林地，其中包括好些小溪及河流。七十年代初期，他们在华盛顿州以南的俄勒冈州，实验孵养三文鱼，送出大海长大，任人捕钓。他们只希望有百分之五以上的鱼回归。私养出海的结果，仍能生存或漏网而回的，却在百分之十五以上。他们选的品种是不吃钓饵的三文鱼（却任人在海上网捕），自建鱼梯（不霸占河口），在鱼鳍上作记号，用私有的水道放鱼出海。换言之，他们的私产保障不多，也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在孵养小鱼的过程中，他们以暖水加速鱼的成长，给小鱼做过几种免疫手续。到后来，他们竟然设计用大船浮于海中，让回归的鱼游进船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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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少许的私产保障而养鱼千里，盈利大有可观，有三几家其他公司跟着在俄勒冈州打主意。这个可以肯定成功的渔业革命，却惹来一场大官司。虽然渔民及船主会因这些私养的海鱼而增加网捕所得，但长此下去，鱼价会大幅下降，对他们是有害的。私养的成本要比在公海捕钓的费用低很多，就算是私养者任人在海中捕钓，但只要市价下降三分之一左右，在公海捕钓的费用就会“禁止”捕钓的行为。渔民及船主于是群起而攻，反对私养。他们赢了官司，阻止了私养私产可养鱼千里三文鱼的继续发展。目前只剩两家公司继续养鱼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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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勒冈州以北的华盛顿州，繁殖三文鱼更为适合。可惜较早时有另一场官司，使私养三文难以施行。这是印第安人与白种渔民之争。前者胜诉的结果，是在华盛顿州只有印第安人才准在河口捕鱼。这个民族在土地上一向没有私产，所以他们本身是难以私养三文鱼的。我自己要在华盛顿州孵养三文鱼的困难，有一点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给我清楚的法律解释。依照法例，我没有权在溪水出口处捕捉回归的三文鱼。但溪水出口的海滩是我的私产，也依照法例，我是有权禁止印第安人在那里捕鱼的。究竟法律上我能否雇请印第安人代劳，也是难以肯定。我的“鱼的故事”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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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官司怎么判，压力团体的势力有多大，经济的需要迟早会显现出来。以私产养鱼千里的渔业革命，只是时日的事。只要有某些适宜养三文鱼的地方，实行渔业私产化，那么现有的华盛顿州及俄勒冈州的法例，是非改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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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部的河流，可能适宜孵养三文鱼。国营虽及不上私营，但总要比野生的产量大得多。孵养三文鱼的科技十多年来因为私营而突飞猛进，这是值得中国渔业界注意的。在适当的情况下，养鱼千里是本小而利大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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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按：此文发表后不久，美国西北部的海湾出现了以浮笼饲养三文鱼的方法，使该鱼的市价大幅下降。环保人士与捕钓渔民群起反对，吵得一团糟，我可没有跟进其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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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如诗如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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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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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上，用以描述市场失败的例子中，有好几个如诗如画，令人难以忘记。久而久之，这些例子成为某种经济问题的象征，行内任何人一提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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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古（A.C.Pigou）的大地如茵的禾田例子，令人向往；但很不幸火车要在田间经过，火花飞到稻穗上，造成损害。因为火车的使用者没有给种稻的人予以补偿，社会的耗费（包括稻米的损害）没有全部算在火车成本之内。在这情况下，庇古认为政府是应该干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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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庇古对社会耗费的分析，科斯（R.H.Coase）一九六〇年力斥其非。其后就有了足以万世流芳的科斯定律。科斯的两位好朋友——施蒂格勒（G.J.Stigler）和阿尔钦（A.A.Alchian）——一九七一年同游日本。在快速的火车上，他们见到窗外的禾田，想起庇古与科斯之争，问火车上的管理员，究竟车轨附近的禾田，是否受到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了。管理员的回答正相反：车轨两旁的禾田地价较高，因为火车将吃稻的飞鸟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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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古已作古，不能欣赏后人的幽默；施蒂格勒和阿尔钦却不肯放过科斯。他们联名给科斯一封电报，说：“在日本发现了科斯定律的大错！”十年过去了，一九八一年，科斯要退休，我们二三十人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聚会，向科斯致意。施蒂格勒被选为在宴会后代表我们的致词者。这是再适当不过了：施蒂格勒说笑话的才能，比起他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难分高下。大宴将尽，致词之时快到，施蒂格勒突然跑到我身旁，在我耳边轻问：“你记不记得十年前我告诉你在日本的有关科斯的笑话？”我稍一定神，也悄悄地回答：“火车与飞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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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格勒大喜，毫不犹豫地走上讲台致词：“我要感谢张五常，他提起我在日本时的一件事……”以他说笑话的本领，哄堂大笑在所必然。由于笑声震天，有些在座的人竟然以为日本禾田地价的例子是我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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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时获得诺贝尔奖的米德教授（J.E.Meade），曾以蜜蜂及果树百花齐放的例子赢得永恒。这例子使人想起花的芬芳、蜜蜂的翻飞、蜜糖的纯洁，衬托着大自然的风和日丽，怎会不令人陶醉，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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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的分析，是养蜂的人让蜜蜂到苹果园采蜜，却没有付花中蜜浆的价钱给果园的主人，这会使苹果的种植太少，对社会有所不利。另一方面，蜜蜂采蜜时，无意中替果树的花粉作了传播，使果实的收成增加，但果园的主人也没有付钱给养蜂者，所以蜜蜂的饲养不够多，对社会也有损害。因为得益者可以不付价的缘故，市场是失败了。以米德及一般传统经济学者之见，政府是既应该津贴果树的培植，又应该津贴蜜蜂的饲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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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上，没有价钱收益的服务或供应，当然是要比有收益的为少。但不付代价的行为是否对社会有害，或是否导致浪费，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所断定的那么简单。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向读者解释这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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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归逻辑，事实是另一回事。事实上，究竟养蜂者是否不用付钱去买花中的蜜浆？植果树者是否不用付钱去买蜜蜂替花粉传播的服务？花粉的微小，蜜浆的量度困难，蜜蜂的难以捉摸，在一般人看来，要论市价实在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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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我跑到有“苹果之都”之称的华盛顿州的原野及果园追查究竟。只用三个月的工夫，我不仅在事实上证明了蜜蜂的服务及蜜浆的供应都是以市价成交；更令人叹服的，是这些市价的精确，比起我们日常一般商品的买卖，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于是用《蜜蜂的神话》（The Fable of the Bees，是一本古典名著的原名）这绝妙好题作文章，反驳米德教授及他的附和者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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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竹在胸，下笔时文气如虹。我见蜜蜂及果花的例子是那么诗情画意，写来流水行云。但真理毕竟是真理。在带球进攻，过关斩将之后，到“埋门”之际，岂有不起脚扣射之理？在结论中我将诗画抛诸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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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曾经说过执政者的狂热是从经济学者的理论蒸发出来的。不管这见解是对还是错，事实却证明了经济学者的政策理论往往是从神话中蒸发出来。为了要推行政府干预，他们没有下过实证的工夫，就指责市场失败。鱼类及飞禽不能保障为私有，是他们的一个随意假设；要在某些资源上废除私产，他们就献上‘天然资产’之名。土地的合约一向是被认为不善；在教育、医疗方面，他们认为市场运作是会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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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蜜蜂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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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例子中，我们不能否认若有交易费用或产权保障费用的存在，市场的运作会跟没有这些费用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也不能否认政府的存在对经济有贡献。但任何政府的政策，都可以轻易地以减少浪费为理由来加以支持。只要假设市场的交易费用够高，或假设政府干预费用够低，推论就易如反掌。但随意假设世界是如此这般，这些人不单犯了将理想与事实作比较的谬误，他们甚至将理想与神话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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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对米德及庇古的追随者采用蜜蜂的例子去示范一个理论上的观点——在不需付代价的情况下，资源的使用当然有所不同。我反对的，是那些置事实于度外的分析门径，那些纯用幻想去支持政府干预的方法。以这种方法作研究所得的著作，对我们要增加了解经济制度运作的人来说，是毫无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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