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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前途问题上，我花了两期的篇幅写中国大酒店，为的是要指出外资在中国不只是图利那么简单——副作用的影响可能比产出赚钱更重要。我要强调那些常被忽略了的由外资引起的副作用。以中国大酒店为例是明显的选择，但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当然，外资所引起的副作用不一定有利——欺骗的行为存在——但一般而言，有利的副作用比有害的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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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大酒店为例，它的服务起了触目的示范作用，促长了竞争的压力，而它训练的人才外流，也是酒店本身收益之外的有利副作用。虽然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了弹性的发展起于中国大酒店之前，但这铁饭碗软化的现象，却是在外资参进之后。估计副作用的价值当然难以办到，但对正在改革制度的中国，外资引起的有利副作用对中国的价值，可能远超生产的直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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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叹的，是中国的执政者只懂得急功近利，漠视了副作用的重要。又因为有着多种管制，他们无意间把有利的副作用压制了。举个例。中国大酒店门户开放，欢迎本地人光顾。本地人光顾酒店内的饮食的自由，有重要的传达讯息的副作用。但因为外汇管制及一国二币的存在，他们在酒店内支付人民币，要在外汇券的价格上加百分之五十，虽然比起目前的黑市汇率，这“加五”仍是较低的价。最近中国政府要加强禁止外汇黑市，宣布酒店不准用二币二价，“加五”变成了非法了。假若这政策严厉执行，只准二币一价，那么中国大酒店对本地人的光顾不会笑口常开。就算酒店非让本地人光顾不可，该店怎会不把付人民币的视作二等顾客呢？换言之，在有外汇管制及一国二币的情况下，禁止二币二价是压制着一个有利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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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林行止为文批评中国大酒店用二币二价的办法，认为有失国体。他忽略了二币二价是同价，也忽略了如果二币二价被严禁，本地人会被歧视——国体安在哉？国体之失，不是因为二币二价，而是因为促成二币二价的外汇管制。面子的争取是不能强人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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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大酒店的应付办法，是把白色的二币二价市场改成灰色。本地人（或任何人）支付人民币要多付百分之五十，但这“加五”不算是附加，而算是按金。酒店发出“按金”收据，指明顾客在将来若能交还外汇券，酒店会依收据交回外汇券面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人民币。中国政府如果真的要杜绝二币二价，是可以的，但这不仅阻碍了一些互相得益的交易，而酒店的重要示范副作用也会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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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文提及的有利副作用，是针对这作用对中国本身的影响。对外资或外商的影响也值得一谈。中国大酒店的成就，跟几年来我们常听到的外资“焦头烂额”的故事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大酒店对外资的示范，影响了后者到中国投资的意向。当然，近一两年来我们听到外资或外商在国内赚到钱的例子，也察觉到跟中国做生意是有着颇为明显的改观，但近年来我多次跟外商倾谈，说到比较成功的例子，他们总不免要举中国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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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对外资的示范，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建筑与装修；第二方面是经济的收益。在美国时我对建筑有兴趣，所以当我住该酒店时，我对它的建筑与装修特别留意。这酒店不是一间突出的建筑物，骤眼看来平平无奇。细察之下，我觉得不简单。这建筑物既没有“花招”，也没有不伦不类的“艺术”设计，而是在平稳中琐碎的东西做得好。例如房内大衣柜的门拉合后不见空隙，浴室墙上的瓷砖井然，浴缸与墙之间的灰泥阔度平均而没有裂痕，大厅的花岗石平坦而色泽一致。目前的中国，这些琐碎工程的难度，一般人不容易明白。我听到不少人称赞该酒店的冷气及泳池的水——我从来没有见过水转得那么快的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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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冲锋陷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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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的建筑与装修，要是在美国，是不值得书写的；但将它放在还坚持铁饭碗的中国，就称得上是鬼斧神工。我们不妨考虑如下的困难：该酒店是一座西式的建筑物，中国的工人有技术问题；装修所用的绝大部分是舶来品，进口有多种管制，而忽略了一项或计算错了又要再办进口；大部分的工人是在内地雇用，香港去的与本地工人合作要有管理才能；广州电力不够，电话不通，食水有味，去污水的渠道容量有限，都要解决。据说中国大酒店的总建筑费用大约是一亿一千万美元，跟香港差不多。虽然内地工人的工资远比香港的低，但考虑到种种困难，这成本实在难以苛求。这酒店的建筑与装修的主事人的魄力是令人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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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几位在中国设制衣厂的外商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要在中国出产合乎规格的成衣难于登天。中国大酒店的建造，却显示事有可为。形容这些港商是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应该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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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由六位港商合资，都是甲级的生意人物。要是他们在这项投资上损了手，其他的外资岂会不望门兴叹？大致上，该酒店的中港合约为期十五年（启业后起计），其后港方就要将酒店交还中国。港商出了百分之三十的现金，其余的资本是借来的。收入的盈利是要先归还本息。一年前的估计，将全部本息归还（连港商的现金本息）大约需十至十一年。余下年期的盈利，中方与港方平均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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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在利息以外有收入的投资都是好投资。港商明白这一点，但我却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在五年前这项投资是上算。这是因为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而在内地投资的风险要比其他地方大得多。息本归还是十年后的事，依照内地以往的左革右革的经验，血本无归的可能性是不小的。更重要的，是在五年前（酒店合约的签订日期是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美国的万无一失的除去通胀的实质长线年息利率高达十至十二厘！投资中国大酒店怎能胜过当时的美国债券？所以港商当时的决定，总是给我一点“爱国多于爱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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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形势衡量，这项投资是上算的（虽然仍及不上当时买美国的长期债券）。这是因为有三个比预期好的因素。第一，比起几年前，利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第二，酒店范围内的办公及公寓大厦（尤其是办公的那一部分），收入比预期好。第三，客似云来，酒店本身的房租升得比预期的快。假若现在的形势不恶化，归还本息的日期大约可减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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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商而言，有钱可赚的讯息，远比任何口号有说服力。这是中国大酒店及其他赚钱的外商所作出的常被人忽略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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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的执政者应该从中国大酒店及其他外资的经验中体会到宝贵的启示。他们应该体会到国家职工制的一无是处，应该开始明白自由择业及转业所含意着的劳力私产化的重要。他们应该了解到国营能胜私营的生产或服务，机会甚微。他们也应该考虑若将土地租出或卖出给外商，合约容易处理，而外商更能尽展所长。地租或地价的收入，会因为交易费用的下降而比他们现在预期的收入高。解除外汇管制，减少入口及其他限制，让劳资双方议定福利，不仅会增加职工的利益，土地的价值也会因而上升。左抽右抽的琐碎收入的总和，远不及租地或卖地的收入可观，而后者更远为干脆。但土地是不应该由政府待价而沽的——政府要尽可能让资本落在善用者的手上。（如果香港老早用上近十年来的补地价政策，经济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把土地私产化，让投资者在市场上竞争，得益的是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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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对社会有贡献，但急功近利可能有害。中国大酒店及其他外资在内地所施的压力，中国政府是不应该因小利而反抗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做法，不是反抗外资的压力，而是将国营企业私产化，与外资竞争。最近深圳菜农事件的处理，是一个因小利而反抗外资压力的例子。因小失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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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补鞋少女的故事——为中国的青年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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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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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在深圳，在中国比较自由开放、比较繁盛的闹市街道上，我们往往看到一些年轻的少女，坐在路旁替顾客补鞋。男的补鞋青年也有，但比女的少。我在深圳八个地点点数的总结果，是男的二十四个，女的三十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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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择业鼓励知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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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这些补鞋的青年归纳在我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一部分，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既年轻——大约在十六至二十岁之间——而人数又相当多，触发了我的好奇心。第二，补鞋不是擦鞋，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学会的服务。当然，补鞋算不上是一门高深的专业，但总算是一技之长，是一种要花时间学习才能争取到的知识资产。在共产制度中，知识投资一向乏善可陈，但这些在街头补鞋的青年，显然是不需政府资助而自己投资的。我想，这是难得而重要的现象，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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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深圳访问了一对补鞋的男女。四月间，我又再访问那个女的。据他们说，在中国各地街头以补鞋为业的青年，大部分来自浙江省的黄岩县。这个县以针绣工艺驰名，很多孩子从小就掌握家传的针绣技巧。一九八〇年后，中国比较开放了，离开家乡出去闯天下比较自由。另一方面，在县里操农业工作的时间不多，而其他的粗活，每月所能赚到的只不过是人民币二十至四十元。所以，黄岩县的长辈就想出一个主意：教孩子们学补鞋，然后让他们离开家乡到处赚钱，帮补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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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针绣根底的孩子，学补鞋要六个月；没有根底的要学一年。补鞋的主要工具，是一部可以手提的缝纫机。这缝纫机最初售价是人民币一百元，但后来买的人多，产量增加，成本下降，价格降至七十元。黄岩县的青年学了一技之长，就带备了缝纫机及其他小工具远离家乡去谋生。据说，远在黑龙江或新疆一带，也有他们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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