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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文提及的有利副作用,是针对这作用对中国本身的影响。对外资或外商的影响也值得一谈。中国大酒店的成就,跟几年来我们常听到的外资“焦头烂额”的故事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大酒店对外资的示范,影响了后者到中国投资的意向。当然,近一两年来我们听到外资或外商在国内赚到钱的例子,也察觉到跟中国做生意是有着颇为明显的改观,但近年来我多次跟外商倾谈,说到比较成功的例子,他们总不免要举中国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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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对外资的示范,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建筑与装修;第二方面是经济的收益。在美国时我对建筑有兴趣,所以当我住该酒店时,我对它的建筑与装修特别留意。这酒店不是一间突出的建筑物,骤眼看来平平无奇。细察之下,我觉得不简单。这建筑物既没有“花招”,也没有不伦不类的“艺术”设计,而是在平稳中琐碎的东西做得好。例如房内大衣柜的门拉合后不见空隙,浴室墙上的瓷砖井然,浴缸与墙之间的灰泥阔度平均而没有裂痕,大厅的花岗石平坦而色泽一致。目前的中国,这些琐碎工程的难度,一般人不容易明白。我听到不少人称赞该酒店的冷气及泳池的水——我从来没有见过水转得那么快的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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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冲锋陷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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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的建筑与装修,要是在美国,是不值得书写的;但将它放在还坚持铁饭碗的中国,就称得上是鬼斧神工。我们不妨考虑如下的困难:该酒店是一座西式的建筑物,中国的工人有技术问题;装修所用的绝大部分是舶来品,进口有多种管制,而忽略了一项或计算错了又要再办进口;大部分的工人是在内地雇用,香港去的与本地工人合作要有管理才能;广州电力不够,电话不通,食水有味,去污水的渠道容量有限,都要解决。据说中国大酒店的总建筑费用大约是一亿一千万美元,跟香港差不多。虽然内地工人的工资远比香港的低,但考虑到种种困难,这成本实在难以苛求。这酒店的建筑与装修的主事人的魄力是令人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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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几位在中国设制衣厂的外商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要在中国出产合乎规格的成衣难于登天。中国大酒店的建造,却显示事有可为。形容这些港商是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应该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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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由六位港商合资,都是甲级的生意人物。要是他们在这项投资上损了手,其他的外资岂会不望门兴叹?大致上,该酒店的中港合约为期十五年(启业后起计),其后港方就要将酒店交还中国。港商出了百分之三十的现金,其余的资本是借来的。收入的盈利是要先归还本息。一年前的估计,将全部本息归还(连港商的现金本息)大约需十至十一年。余下年期的盈利,中方与港方平均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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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在利息以外有收入的投资都是好投资。港商明白这一点,但我却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在五年前这项投资是上算。这是因为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而在内地投资的风险要比其他地方大得多。息本归还是十年后的事,依照内地以往的左革右革的经验,血本无归的可能性是不小的。更重要的,是在五年前(酒店合约的签订日期是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美国的万无一失的除去通胀的实质长线年息利率高达十至十二厘!投资中国大酒店怎能胜过当时的美国债券?所以港商当时的决定,总是给我一点“爱国多于爱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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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形势衡量,这项投资是上算的(虽然仍及不上当时买美国的长期债券)。这是因为有三个比预期好的因素。第一,比起几年前,利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第二,酒店范围内的办公及公寓大厦(尤其是办公的那一部分),收入比预期好。第三,客似云来,酒店本身的房租升得比预期的快。假若现在的形势不恶化,归还本息的日期大约可减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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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商而言,有钱可赚的讯息,远比任何口号有说服力。这是中国大酒店及其他赚钱的外商所作出的常被人忽略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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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的执政者应该从中国大酒店及其他外资的经验中体会到宝贵的启示。他们应该体会到国家职工制的一无是处,应该开始明白自由择业及转业所含意着的劳力私产化的重要。他们应该了解到国营能胜私营的生产或服务,机会甚微。他们也应该考虑若将土地租出或卖出给外商,合约容易处理,而外商更能尽展所长。地租或地价的收入,会因为交易费用的下降而比他们现在预期的收入高。解除外汇管制,减少入口及其他限制,让劳资双方议定福利,不仅会增加职工的利益,土地的价值也会因而上升。左抽右抽的琐碎收入的总和,远不及租地或卖地的收入可观,而后者更远为干脆。但土地是不应该由政府待价而沽的——政府要尽可能让资本落在善用者的手上。(如果香港老早用上近十年来的补地价政策,经济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把土地私产化,让投资者在市场上竞争,得益的是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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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对社会有贡献,但急功近利可能有害。中国大酒店及其他外资在内地所施的压力,中国政府是不应该因小利而反抗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做法,不是反抗外资的压力,而是将国营企业私产化,与外资竞争。最近深圳菜农事件的处理,是一个因小利而反抗外资压力的例子。因小失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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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补鞋少女的故事——为中国的青年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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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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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在深圳,在中国比较自由开放、比较繁盛的闹市街道上,我们往往看到一些年轻的少女,坐在路旁替顾客补鞋。男的补鞋青年也有,但比女的少。我在深圳八个地点点数的总结果,是男的二十四个,女的三十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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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择业鼓励知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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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这些补鞋的青年归纳在我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一部分,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既年轻——大约在十六至二十岁之间——而人数又相当多,触发了我的好奇心。第二,补鞋不是擦鞋,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学会的服务。当然,补鞋算不上是一门高深的专业,但总算是一技之长,是一种要花时间学习才能争取到的知识资产。在共产制度中,知识投资一向乏善可陈,但这些在街头补鞋的青年,显然是不需政府资助而自己投资的。我想,这是难得而重要的现象,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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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深圳访问了一对补鞋的男女。四月间,我又再访问那个女的。据他们说,在中国各地街头以补鞋为业的青年,大部分来自浙江省的黄岩县。这个县以针绣工艺驰名,很多孩子从小就掌握家传的针绣技巧。一九八〇年后,中国比较开放了,离开家乡出去闯天下比较自由。另一方面,在县里操农业工作的时间不多,而其他的粗活,每月所能赚到的只不过是人民币二十至四十元。所以,黄岩县的长辈就想出一个主意:教孩子们学补鞋,然后让他们离开家乡到处赚钱,帮补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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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针绣根底的孩子,学补鞋要六个月;没有根底的要学一年。补鞋的主要工具,是一部可以手提的缝纫机。这缝纫机最初售价是人民币一百元,但后来买的人多,产量增加,成本下降,价格降至七十元。黄岩县的青年学了一技之长,就带备了缝纫机及其他小工具远离家乡去谋生。据说,远在黑龙江或新疆一带,也有他们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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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政猛于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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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鞋的青年在深圳的收入听说比其他地方好,但到那里的手续办起来比较困难,而近年来批准的机会更少了。在深圳,补鞋的收入每月大约是人民币三百元——这比乡间的收入高出大约八倍。除了食宿衣着费用(每月约一百元)、材料及杂费(每月五十元),还有就是工商局及居委会每天都会派员来收费。收费起初每天五角,现已升至每天一元五角了。比对之下,这是一项很大的征收了。没有资本家的“剥削”,却来了一些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还要厉害的征收“机构”,是目前中国制度改革下的讽刺。一时间,我想起《孔子过泰山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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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切费用开销,每个补鞋青年每月可寄大约八十至一百元回家。据说,黄岩县有很多新建的房屋,是靠这些青年资助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本想到黄岩县走一趟,但因事忙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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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鞋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少女,由于年纪太小,家长要他们联群结伴才可离乡远行。在广州或深圳,他们前呼后应、互相照顾,其中有表哥表妹的同操这个行业。我在深圳访问的那个少女,跟五个女同伴一起租住一个房间。除了雨天,她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时至下午六时。她们吃的午餐是些粗饼或面包,而晚餐也是仅可充饥的面食而已。她们蓬首垢面,留下烈日与尘沙侵蚀过的痕迹,手皮粗厚,四肢擦伤的地方不计其数,反映街头干粗活并不好过。但她们坚持说比以前快乐得多,显出敬业乐业的精神,令我深感佩服。(四月二十九日的《明报》某版报道:补鞋的少女当娼。这种事当然有可能——世上何地无娼?但我认为绝大多数洁身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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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补鞋的主要季节是冬天——夏天的凉鞋是补不了的。所以,炎夏快至时,补鞋的青年纷纷回乡,帮做农村收割的繁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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