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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对社会有贡献，但急功近利可能有害。中国大酒店及其他外资在内地所施的压力，中国政府是不应该因小利而反抗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做法，不是反抗外资的压力，而是将国营企业私产化，与外资竞争。最近深圳菜农事件的处理，是一个因小利而反抗外资压力的例子。因小失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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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补鞋少女的故事——为中国的青年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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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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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在深圳，在中国比较自由开放、比较繁盛的闹市街道上，我们往往看到一些年轻的少女，坐在路旁替顾客补鞋。男的补鞋青年也有，但比女的少。我在深圳八个地点点数的总结果，是男的二十四个，女的三十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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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择业鼓励知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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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这些补鞋的青年归纳在我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一部分，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既年轻——大约在十六至二十岁之间——而人数又相当多，触发了我的好奇心。第二，补鞋不是擦鞋，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学会的服务。当然，补鞋算不上是一门高深的专业，但总算是一技之长，是一种要花时间学习才能争取到的知识资产。在共产制度中，知识投资一向乏善可陈，但这些在街头补鞋的青年，显然是不需政府资助而自己投资的。我想，这是难得而重要的现象，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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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深圳访问了一对补鞋的男女。四月间，我又再访问那个女的。据他们说，在中国各地街头以补鞋为业的青年，大部分来自浙江省的黄岩县。这个县以针绣工艺驰名，很多孩子从小就掌握家传的针绣技巧。一九八〇年后，中国比较开放了，离开家乡出去闯天下比较自由。另一方面，在县里操农业工作的时间不多，而其他的粗活，每月所能赚到的只不过是人民币二十至四十元。所以，黄岩县的长辈就想出一个主意：教孩子们学补鞋，然后让他们离开家乡到处赚钱，帮补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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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针绣根底的孩子，学补鞋要六个月；没有根底的要学一年。补鞋的主要工具，是一部可以手提的缝纫机。这缝纫机最初售价是人民币一百元，但后来买的人多，产量增加，成本下降，价格降至七十元。黄岩县的青年学了一技之长，就带备了缝纫机及其他小工具远离家乡去谋生。据说，远在黑龙江或新疆一带，也有他们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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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政猛于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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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鞋的青年在深圳的收入听说比其他地方好，但到那里的手续办起来比较困难，而近年来批准的机会更少了。在深圳，补鞋的收入每月大约是人民币三百元——这比乡间的收入高出大约八倍。除了食宿衣着费用（每月约一百元）、材料及杂费（每月五十元），还有就是工商局及居委会每天都会派员来收费。收费起初每天五角，现已升至每天一元五角了。比对之下，这是一项很大的征收了。没有资本家的“剥削”，却来了一些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还要厉害的征收“机构”，是目前中国制度改革下的讽刺。一时间，我想起《孔子过泰山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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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切费用开销，每个补鞋青年每月可寄大约八十至一百元回家。据说，黄岩县有很多新建的房屋，是靠这些青年资助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本想到黄岩县走一趟，但因事忙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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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鞋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少女，由于年纪太小，家长要他们联群结伴才可离乡远行。在广州或深圳，他们前呼后应、互相照顾，其中有表哥表妹的同操这个行业。我在深圳访问的那个少女，跟五个女同伴一起租住一个房间。除了雨天，她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时至下午六时。她们吃的午餐是些粗饼或面包，而晚餐也是仅可充饥的面食而已。她们蓬首垢面，留下烈日与尘沙侵蚀过的痕迹，手皮粗厚，四肢擦伤的地方不计其数，反映街头干粗活并不好过。但她们坚持说比以前快乐得多，显出敬业乐业的精神，令我深感佩服。（四月二十九日的《明报》某版报道：补鞋的少女当娼。这种事当然有可能——世上何地无娼？但我认为绝大多数洁身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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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补鞋的主要季节是冬天——夏天的凉鞋是补不了的。所以，炎夏快至时，补鞋的青年纷纷回乡，帮做农村收割的繁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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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取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后，补鞋行业随之而兴。上述是其中补鞋青年男女一个故事的大略。但故事的含意远比故事的本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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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甚足，后天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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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中国人的先天智慧及刻苦耐劳的本领，决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然而，无论是学术的成就，生活的水平，中国的表现使中国人无地自容。说什么因为人口太多、资源短缺，其实都是一些毫无实证的借口，老早给香港及日本的例子推翻了。大约一年前，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学院一位很负盛名的高级研究员，从美国到香港来搜集资料，约我会面，为的是要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美洲、欧洲、东南亚各地，中国人都能出人头地，成就屡见经传，但偏偏在中国本土却是那样没出息？”这问题似深实浅。我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制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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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的答案，往往有深的含义。补鞋少女的故事不仅证实了我的观点，而且那“证实”足以令人震惊。试想：单是让这些青年有一点走动的自由，一点择业的自由，他们的收入在几个月之间就增加了八倍！这是翻三番，不是翻两番，而这些青年不用到本世纪末就有这样的成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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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前我发表了一篇题为《与木匠一席谈的联想》的文章，指出从内地偷渡来港的青年，有了自由，学到了一门木工的技艺，几年之间收入激增二十四倍。我又指出，不管我们用什么因素来为这升幅打折扣，余下来的增长率还是十分惊人。补鞋少女的故事，证明了收入激增不一定是要跑到香港才能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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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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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其他文章里也曾指出，在中国的制度改革下，国民总收入的迅速增长，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昔日的经济劣迹，不堪回首，稍加改革，收入增长以倍数计不足为奇。中国近几年来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率，从乐观的角度看足以雀跃，但从悲观的角度看，却反映出制度改革之不足。说什么“过热”、“过速”，要缓慢下来，实在有点“口出大言”，因为这些说法通常是用以描述一个经济发达国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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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希望中国到了公元二千年，国民每年的平均收入能达到现在的美金八百元。达到了又怎样？这等于现在每人每月港币五百元，仍然近乎一贫如洗！邓氏显然是给中国以往的经验、给那些所谓“第三世界”的经验，或给那些先进国家的经验误导了。他似乎忽略了中国的制度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只要改得好，大胆地开放、取消那些妨碍市场发展的管制、推行法治及明确的产权制度，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是不足以为例的。既然经验是中国独有，何必妄自菲薄，翻两番就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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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鞋少女在几个月间收入增加八倍，是否例外，难以肯定。但究竟多少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入的激增是自由发展及劳力私产化的结果。为什么中国几十年来高举着为人民谋福利之旗，却一直没想到自由发展能带来的好处？以中国人的智慧，为什么连这样浅显的道理都没想到？是受了马克思的影响？是为了要保持“党”的正确无误？抑或要维持等级特权的利益？要把大地主、资本家清算、杀头，是一回事，但中国的青年又犯了什么罪呢？这些问题，令人思之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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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文提到，作为一项知识投资，补鞋的确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补鞋青年毕竟是下了注，作了投资，得到了一门专业，算是人才。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青年（或他们的父母）要到近几年才在知识投资上打主意？答案也是浅显之极：经济开放，使他们看到知识投资有利可图，于是很快就作了决策。比较深入一点的经济学解释，是自由择业意味着人力资源是私产，加上产品可在市场出售，收入可独享，知识投资就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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