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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我持有的水晶球的看法，可能想象力过高，但逻辑是对的。中国可以报复（retaliate）吗？当然可以，而纵观今天中国持有的筹码，容易。我反对。曾经说过，无论外间怎样惩罚中国货进口，北京的朋友不要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协商不成，他们要惩罚，一笑置之是上策。何况今天遇上金融危机，此报复也，将会导致保护主义地球化，对中国半点好处也没有。是的，协商不成，北京的朋友要逆来顺受。尤其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就是被迫要闭关自守，有得守，守得云开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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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起笔的制针工厂说起，向北京的朋友解释一下简单的分析。斯密前辈的制针工厂，因为工人分工合作，每人的平均产量，比独自操作的产量高出数百倍。我曾经指出，因为专业而分工合作，其产量可以容易地上升逾万倍。这是斯密前辈指出的“国富”的主要原因。他跟着翻来覆去地指出，要鼓励专业分工产出，市场贸易不可或缺，因为没有市场无从专业。这就带来斯密前辈的一个重要格言：“专业产出的限度是由市场的广阔度决定的（Specialization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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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用一些真实的数据来示范市场广阔度对生产成本的重要决定性。二〇〇一年为了写《供应的行为》的第三章——《生产的成本》，我要求一家印制商提供印制书籍的成本数字，由花千树的叶海旋核对，说明一分也不能错。是一本三十二开内文一百九十二页的平装书，以港币算，时间是二〇〇一年七月。众所周知，印制书籍是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我获得的数据，印制五百本的平均成本是每本五十七元二毫九分，八千本的平均成本是七元五毫三分。数据显示，开头平均成本跌得急，到了八千本就跌得远为轻微。当时我算过，考虑到仓库的租金，无限量的不急销售，以香港而言，每次印制八千本最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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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要出书过瘾一下的君子们知道，因为市场小，要销售五百本不容易。二〇〇一年的市价，内文一百九十二页的书每本约四十五元，批发六折，是二十七元。没有算进编辑、设计费用，五百本的平均成本五十七元多，要过瘾不能不入肉伤身。要真的过瘾，二千本（印制成本平均约十七元）是起码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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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销量够大是利用专业分工产出而减低成本的主要法门，也因为这法门的存在，基于私有产权的经济就可以夸夸其谈了。印制书籍是量愈大产出平均成本愈低的一个好例子，可能有点夸张，但我们不难想出更夸张的其他实例。权利有了清楚的界定（所谓私产）是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这是科斯定律。但有私产，市场的销量不足，算你是绝顶天才也只能大叹倒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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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的人口比香港的高出二百倍。要出书过瘾一下吗？内地今天的书价比香港的大约低一半，成本也大约低一半，销售二千本当然远不及香港那么困难。书籍如是，其他产品也如是。外间多购中国货是扩大市场，有助，但自己既然有那么大的市场，他们要保护什么的，让他们保到够算了。不容易明白，美国在消费指数一蹶不振的今天，他们会推出保护主义。难道轮胎之价大幅提升，那里的市民会多购汽车吗？是湛深的学问，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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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推出保护主义，对中国当然不利。但此不利也，在发展得有头有势的神州大地来说，因为本身的市场够大，用不着哭出来。报复还击，怎样算我也算不出对中国本身有好效果。中国的劳苦大众拼搏了那么多年，站稳了脚，让他们享受一下外间的名牌贵货不是很好吗？索性取消所有进口关税吧！是站起来表演一下真功夫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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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指出，中国要大事发展的是内供，而不是内需。只要内供发展得好——主要是撤销所有约束内供的管制——内需的威力会随之而来。外需无疑有助，但今天看已经不是炎黄子孙的生存命脉了。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国，要靠出口换饭吃，或靠开赌，或靠旅游，或靠碰中了些什么天然矿物，但中国不是小国，人口多而又吃得苦，市场大得惊人，而工业的确是发展起来了。人家要保护，中国在不利中可以稳守，而长此下去，最大的输家一定是推出保护的那一方，因为在保护中市民是买贵了货，资源的使用也被误导了。日本保护农产品的经验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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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惋惜的，是美国惩罚中国的轮胎进口，在过渡期间中国的轮胎制造商会受到损害。中国自动提升出口税会打上交叉，也会与目前的出口税制有冲突。自动约束出口量是配额制度，麻烦多多，纺织品的前车可不鉴乎？然而，轮胎出口配额会减少甚至弥补制造商的财政损失，而更重要是会大幅提升出口轮胎的质量。如果美国可以接受这配额而放弃惩罚税，对中国来说是比较上算的。我可以保证，如果惩罚税换作配额制，而商务部懂得容许配额以市价自由转让，中国产出的轮胎的质量会冠绝天下。这是价格理论的推断，其准确性与牛顿推断树上的苹果会掉到地上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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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说：如果美国政府言而有信，把中国轮胎进口美国的税分三年猛加三次，美国的轮胎工业会怎样了？我想到的答案是那里的轮胎工厂多半会关门大吉。这是因为进口商会提早大量进口中国轮胎，储存起来，逐步销售，使本土的轮胎工厂好几年半点生意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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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七、从农民到燕子（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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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冷静地处理中国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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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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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按：此文发表后几天，赵紫阳先生托他的女儿给我一个口信，说他完全同意文内提出的三个原则。本文发表之际，农民转到工业去正在大量体现，而农民的收入正在直线上升。风雷急剧，我要到年多后才肯定这个大好形势的发展。不是当时不知道，而是《中国农民调查》那本书及世界银行的报告与我观察到的很不相同，我因而要多作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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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很多青年要求我分析中国的农民问题，提出些建议，希望改善农民的贫困生活。不久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桂棣与春桃合着的《中国农民调查》，洛阳纸贵，其中描述安徽农村的故事，很具震撼性。与此同时，温家宝对农民的关怀，溢于言表，而最近又提出五年后取消农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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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怀疑，从国务院到小学生，他们对农民的热情是真实的。事实上，神州大地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浓厚的对农民的关注。手头没有足够而又可靠的中国农业数据，自己的观察很片面，不能作出有分量的分析。几天前太太的弟弟，一个四十六岁的饱学之士，给我电话，说他读《中国农民调查》，哭了，要求我立刻为改进中国农民的生活下笔。可惜感人的故事对经济分析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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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告诉我中国农民的苦况——我可能比所有的人都清楚。二战期间我在广西的农村生活一年多，记得只吃过一碗饭，稀粥一两个月才能品尝一次，番薯是上品，十来天才吃一次，主要食品是木薯，有毒的，要在水中漂洗几个星期才能吃，也吃不饱。骨瘦如柴，余下的皮肉因为营养不足而腐烂，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还见痕迹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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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当时的农民说，他们的苦况不是二战使然——历代相传也如是。今天中国的人口比六十多年前上升了两倍，而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进。还是困苦，但平均寿命不到四十的日子是过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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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佃农理论》对中国农业有深入的分析，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农业经济，不是个门外汉，加上二战时的经历，可以冷静地看问题。我要在这里提出三项原则，漠视其中一项中国农民的生活不会有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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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一。农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弃农转工商。华中的张大哥培刚五十多年前就为这问题大声疾呼，而去年谢世的芝大农业经济大师D.Gale Johnson 关心中国，为这个问题写过好几篇文章。想想吧，在美国，一个以农为业的小康之家，需要拥有的一级农地大约是中国的三百亩。我不知道今天中国一户农家的耕地是多少，还要交承包租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大量地弃农从工，中国的农民不可能有小康之乐，永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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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现象同样有说服力。个人的随意观察，以年息五厘算，今天中国的工业用地的现值比农业用地的大约高二十倍，住宅用地则大约高六十倍——虽然工、住用地有转用途的开发成本。这庞大的差距代表着庞大的浪费。人口不大量由农转工，土地相对较少量转用途，这差距是不会大幅收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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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今天中国的农民人口是九亿，大约是总人口的六成九，比以前的八成五有改进。我认为六成九是高估的，因为很多农民今天半农半工。正确的数字我不知道。同样，我不大相信很多地区的农民的人均全年收入不及人民币四百——工业及其他外快应该没有算进去。低收入却是毋庸置疑的。要使农民一般达到小康之家，以全职农业算（full-time equivalent），其人口比率要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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