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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当时的农民说，他们的苦况不是二战使然——历代相传也如是。今天中国的人口比六十多年前上升了两倍，而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进。还是困苦，但平均寿命不到四十的日子是过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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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佃农理论》对中国农业有深入的分析，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农业经济，不是个门外汉，加上二战时的经历，可以冷静地看问题。我要在这里提出三项原则，漠视其中一项中国农民的生活不会有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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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一。农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弃农转工商。华中的张大哥培刚五十多年前就为这问题大声疾呼，而去年谢世的芝大农业经济大师D.Gale Johnson 关心中国，为这个问题写过好几篇文章。想想吧，在美国，一个以农为业的小康之家，需要拥有的一级农地大约是中国的三百亩。我不知道今天中国一户农家的耕地是多少，还要交承包租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大量地弃农从工，中国的农民不可能有小康之乐，永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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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现象同样有说服力。个人的随意观察，以年息五厘算，今天中国的工业用地的现值比农业用地的大约高二十倍，住宅用地则大约高六十倍——虽然工、住用地有转用途的开发成本。这庞大的差距代表着庞大的浪费。人口不大量由农转工，土地相对较少量转用途，这差距是不会大幅收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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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今天中国的农民人口是九亿，大约是总人口的六成九，比以前的八成五有改进。我认为六成九是高估的，因为很多农民今天半农半工。正确的数字我不知道。同样，我不大相信很多地区的农民的人均全年收入不及人民币四百——工业及其他外快应该没有算进去。低收入却是毋庸置疑的。要使农民一般达到小康之家，以全职农业算（full-time equivalent），其人口比率要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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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帮助任何人是干预市场，但为了帮助农民而干预一下不容易反对。问题是，你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转到工业去。前者错，后者对。纵观今天北京帮助农民的策略，是选错了方向。正确的方向明确，但路要怎样走，我要多作细想才说。（我需要中国农地的颇为详尽的产权与分配资料，希望读者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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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二。一定要放弃农产品自供自给的保护主义。中国人多地少，加上大量弃农转工的需要，农产品不可能自供自给而有大成。我多次说过，历史上没有任何供应，能比让人家赚钱的供应来得可靠。要让农产品自由进出口才可把农民的生活搞起来。稻粮今天有进口，是正着，但最近北京决定补贴鼓励稻粮种植，是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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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放开农产品进口，市场的发展会转向劳力密集的农产品那方面去。例如同样农地面积，蔬菜种植所需的劳力大约是谷稻的八倍，而饲养行业与温室培植所需的劳力，以土地面积算，也多。需要劳力密集的农产品，每亩的产值相应上升。开放农产品进出口，中国的农业会向这方面发展。以养牛为例，美国养一头牛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是中国的三十亩。让利伯维尔场发展，中国肯定不会选这种养法。市场的发展，要不是牛只进口，就是学日本神户的饲养：种植名贵饲料，以人工替牛按摩，像服侍父亲似的，炎黄子孙出不起钱购买，就卖到外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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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中国要放弃二百多年前欧洲的重农主义的胡涂思想，开放农产品进出口。需要劳力密集的农产品与工业皆有可为，可以出口交换地多人少的农产品，由市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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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三。中国农民的困难不单是地少人多，而更重要的是知识不足。没有任何资产能比知识资产来得稳定可靠，而不像土地，只要愿意付出代价，知识资产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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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干预市场来帮助农民吗？听我说吧：大量向他们廉价供应知识教育。有多种通过媒体（例如电视）及其他广及形式的教育方法可以选择，而天天为中国农民哭哭骂骂的大学生，不能自食其言，临阵退缩，要站出来做点义务工作了。我建议国内的大学采用美国的每年四学期制，学生选修三个学期，轮更地抽出一个学期到农村做教育工作。这经验对大学生自己也是一种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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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前在成都几家大学讲话，听到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大学生是农村子弟，很高兴。当时我说，这个数字使我对中国农民的前景看到一线曙光。万事起头难，今天农民求知的意欲明显，政府要干预，不妨顺水推舟，把补贴稻粮种植的钱转往种植知识于农民的脑子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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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欣赏也担心温总理的仁慈。国家负担得起，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反对帮助农民。但帮助要讲战略，要论投资的社会回报。我认为上述的三项原则是要坚守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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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与农妇一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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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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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与一位农妇谈了两个小时。她来自河南省信阳市以东的罗山县。地点我有兴趣。一则那里不是沿海较为富裕的地带；二则那里的农地广大平坦，可以多用机械耕耘，更改了一些我在《中国的农业传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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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这些年农民的收入上升得快，农工的工资最近一年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加速的生活改进不是我说的近四年，而是有六年了。主要是舍农从工或从商的急升。我要一个大约的比率估计，她想了良久，从自己亲朋戚友中数手指，说一家四口的有两个半转到工商业去。老的幼的留在家，年轻力壮的跑广东，跑江浙，跑北京，也有在农村邻近的工厂工作，造木板居多。营商的多跑北京，做小贩，或开大排档。离乡别井跑工厂的不少，有些做驾驶员。做建筑工人的称民工，也多。种植与收成时节，回家协助的多是建筑工人，跑厂的较少。家中老人照顾孩子外，负责两个旺季之间的灌溉与施肥。以兼职化作全职，老幼不算，如果这农妇的故乡有代表性，中国的农民在劳动人口中跌得快，比我此前想象的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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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指那些替他家种植或收成的——开始盛行。好比插秧，几年前是我帮你，你帮我，今天是雇用农工了。理由简单，转业的人多，不能再靠邻居帮忙，农工就迅速兴起了。雇用农工，永远是按亩，不按时间算工资。我拿着计算器，按她提供的数据翻为时间工资，不肯定的要她打长途电话回家查询，是比较有趣的调查过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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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秧是艰苦的工作，每亩五十元（一年前是四十元），从早到晚十个小时，一个人可以插一亩半。那是每天七十多元工资，是跑厂的三倍。但只有旺季才可以做，每年大约有两个月。淡季要靠其他收入，也有自己农地的产出。收割也是五十元一亩，与用机械收割同价。收割机车不便宜。日产的一部三十万，国产的十八万，前者湿地可用，后者不成。每天可收割七十亩，那是三千五百元，但要出机车出油费，当然包维修保养。不知农村的利息率、机车折旧与保养等，算不出机车操作员的工资，但只值数千元的代替牛耕田的翻土车，大约计算，机车操作员的工资与人手略同，每天七八十元左右。工资比工厂高几倍，也是旺季才有工作。妇人说，机械的采用只是这两三年的事，采用得快。牛耕田今天只限于小农地，高低不平的。蔬菜还是全用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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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业打工，最低月薪六百，一千不难求，她的家四个出外的三个逾一千。不久前我估计过，离乡别井的收入大约高百分之三十，今天得到的不完善的数据显示，这差距可能高估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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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先生应该高兴，年多前的农业免税或大减税，对农民的生活改进比我想象的为大。今年起农业法定废税，农民一般高兴，网上及香港传媒的言论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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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农业税的本身会鼓励农民留于农业，但我在《南窗集》指出，如果农地可以自由出租，会反过来，鼓励农民离开农业。果如所料，一些报道说，去年起有某种合作社的出现。那是农民把农地合并，以股份处理，把扩大了的农地租给“资本家”，所获租金按股分账。这就是了，当我在《南窗集》指出出租农地会鼓励转业时，我怀疑农地合并的有利使用会是个头痛问题。想不到中国的农民比我聪明。合作社者，公司也。看来这种以公司形式合并农地的方法会盛行，因为农地合并使用会提升租值。看来中国真的要来一个我说的农业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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