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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几年，香港西湾河的山头住着些破落户，是贫苦人家，我家一九三八建于该山头，相比起来是“豪宅”了。贫苦人家不少以穿珠子为生计，一个人从早穿到晚只赚得四口便饭一餐，鱼肉是谈不上的了。很小的不同颜色的玻璃珠子，用线穿起来成为头带或腰带，有点像印第安人的饰物，当时西方有市场。由代理人提供珠子、线与颜色图案的设计，操作者坐在自己家里按图穿呀穿的。以每件成品算工资，是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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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是老板了。不知是第几层的代理，他的报酬是抽取一个佣金。佣金多少或是秘密，或是胡说，但不同的代理人不少，有竞争，看他们的衣着，整天在山头到处跑——交、收、验货——其收入也是仅足糊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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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平凡例子有几个绝不平凡的含意。一、从简单的件工角度看，劳动市场就是产品市场，二者分不开，传统的经济分析是错了的。二、如果政府管制件工的工资，就是管制产品的物价，价管是也。三、没有任何压力团体会对穿珠子这个行业有兴趣——今天设计新劳动法的也没有兴趣——因为作为代理的老板，作出的只是时间投资，赚取的只是一点知识的钱，身无长物，没有什么租值可以让外人动手动脚的。四、这些可怜的代理老板，就是经济学吵得热闹的principal-agent这个话题的主角人物。这题材可不是起自那一九八三的《公司》文章，而是起自我一九六九发表的《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无心插柳，但八十年代Zvi Griliches对我这样说，后来Sherwin Rosen对阮志华也这样说。至于《选择》一文也触发了博弈理论在经济学死灰复燃，对我来说，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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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谈衬衫的制造吧。整件衬衫，从裁剪到不同部分的车造甚至到上钮，都可以每部分用件工算，也往往用。应选用哪种合约过后再说，这里有些问题比穿珠子来得复杂，从而导致操作的要从住家转到工厂去。在家中操作是有好处的：节省厂房租金与交通时间、可以兼顾孩子与做家务，多多少少有点天伦之乐。但把工人集中在工厂操作，管治与合作配搭的费用较低。原料的处理，在家中可能有困难。当年我调查过一间织藤工厂，藤织品以件工算，但藤枝太长，在家中不能存放。最重要的促成工厂的原因，是机械的设置了。资金的需要是个问题（当年的西湾河不少人家自置衣车，在家中件工操作）；工厂可以分两更或三更操作，减少了机械的空置时间；最重要可能是机械太大，家中放不下。二百年前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起于纺织技术有了两项重要的发明，纺织机变得庞大，工厂于是纷纷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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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兴起，也有几个不平凡的含意。一、工人往往要离乡别井，一百年前中国的旧礼教家庭因而开始瓦解，而今天到处跑的民工以千万计，新春大雪火车站踏死人。二、自甘为奴（见前文）的劳工集中在一起，不仅增加了奴役的形象，加上知识不足，容易被煽动，上街或罢工的行为是远为容易产生了。三、与新劳动法最有关联的，是置了厂房及机械设备的资方或老板，投资下了注，不容易随时无损退出。这其中含意着的租值是一种特别的成本，是不浅的学问，读者要参阅拙作《供应的行为》的第三章第四节——《上头成本与租值摊分》——来理解。这租值的存在可使外人认为劳动法例有可乘之机，可把租值再分配。然而，有胆投资设厂的不蠢，总会想出些应对方法。这些方法一般提升交易费用，导致租值消散，劳方能得甜头的机会甚微，整体及长远一点看，劳苦大众是会受损的。这是因为租值消散他们要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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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最有趣的含意，是新劳动法的推出，如果严厉执行，会导致机械或科技投资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设置了机械的不会再投资，让机械老化，而还未入局的当然会却步了。另一方面，一些厂家会赌一手，多置机械或提升科技，精简员工人数，希望能选中杰出的，被迫提升薪酬可以赚回来。这两方面，皆会削弱劳苦大众自力更生的机会。比较难逃一劫的是有值钱的发明专利或名牌商标的机构。租值明显存在，他们主要的自卫方法是精简员工，减少产出，提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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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说件工，不是所有产品或产品的每部分都宜于用件工处理的。按产出的件数算工资，工人的意向是斗快。质量当然要检查，但所谓慢工出细活，档次要求极高的产品，检查的费用（包括与员工争议的费用）可能过高了。此外，过于琐碎的工作（例如文员），或有创造性的（例如设计），或不容易界定件数的（例如维修），或需要几个人一起做的（例如电镀），等等，件工皆不容易引进。这里又有几个不平凡的含意。一、选择件工是为了减低监管费用，不选件工是为了减低件数界定与检查费用。都是交易费用，劳动合约的选择主要是为了减低这些费用。二、如果资方投资机械设备，这设备的成本愈高，产出效率较高的员工，愈要有较高的每件工资才能找到均衡点（见拙作《制度的选择》第四章第六节）。这解释了为什么件工制度往往加上奖金制。三、如果件工合约的交易费用过高，时间工资（日工或月工）或其他劳动合约会被采用。但员工的时间本身对老板不值钱，所以监管“奴役”的情况会出现。任何行业，如果有件工与时工的并存，懂得做厂的人会互相印证，务求二者的工资大致吻合。政府干预一种合约，会误导另一种需要的讯息。四、上文提及，管制件工的工资等于管制产品的市价。这里的含意，是管制时间工资其实是间接的产品价格管制。五、如果政府规定的最低时间工资够高，工人会反对件工合约，因为产出斗快其收入也达不到最低时间工资的水平。这样，政府会被迫而废除件工合约。比施蒂格勒、弗里德曼等大师想深了一层：他们认为最低工资的不良效果是损害了生产力低的就业机会，我补加最低工资会左右重要的合约选择，从而增加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上述的五个含意，新《劳动合同法》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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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一算，我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合约有四十三年的日子了。主要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合约问题。说过好几次，分工专业产出，获利极大。自由的合约选择是减低交易费用的重点。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交易费用一般高得很。一九八一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我指出，只要这些费用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略减，经济增长会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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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北京的朋友接受了我提出的关于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也同意要尽可能减低这些费用。够浅白，而当时盛行的走后门，交易费用奇高，所以提出的说服力强。跟着的经改有大成是人类奇迹。为什么最近推出的新劳动法，突然间背道而驰，把交易费用大手地推上去呢？是的，从这角度看，新劳动法是明显地走回头路，清楚得很。是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啊，难道这经改要止于二十九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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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中国的劳工比我的儿子矜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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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八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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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七十一年前吧——母亲抱着我说：“牛耕田，马食谷；父赚钱，子享福。”我问：“马儿不是吃草的吗？怎会吃起谷来了？”不记得母亲怎样回应。她的智商比我高，从小就斗她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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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赚钱，子享福——天下间不可能有更大的真理。儿子四岁开始入学，今天三十六岁了，还在大学进修。历来成绩好，不需要他养我，没有理由要求他赶着去赚钱。在医院每星期操作七十多个小时，也没有理由要求他放弃应有的操作。除税后他的月薪不到三千美元，每小时算工资比不上一个香港的小学教师。如果儿子不再深造，出去赚钱，四倍收入容易。他要继续学下去，我找不到理由反对。儿子勤奋好学，也喜欢花点钱。我对太太说：“补贴他一点吧，花钱可以松弛一下，儿子神经出事我们岂不是输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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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没有心痛过是骗你的。不久前给儿子电话，找了几次才找到。我问：“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他答：“三十个小时没有睡了，很累，但还要继续。”“为什么呢？”“一个两岁大的孩子病重，能活下去的机会不高，希望奇迹出现，我不能让他死去。”“没有其他医生替代吗？”“有的，但这个孩子是我的病人，我要跟进。”我只能回应：“你做得对，医生是要这样做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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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儿子在香港念书，暑期让他到海运大厦商场的一家玩具店做散工。因为儿子的英语流利，对外籍小朋友推销很有两手，店子的老板重用，每天下午工作六个小时给他二百五十港元。我精打细算，儿子拼搏六个小时后要到食肆大吃一餐，来去要不是司机接送就是坐出租车（父赚钱也），总成本近四百，收入二百五十，要亏蚀。但我还是鼓励儿子做下去。在玩具店工作是没有什么知识可以学得的。我对儿子说这种工作可以训练他的干劲与耐力，可以教他怎样才算是把工作做得好，也可以让他知道，事无大小，责任总要有个交代。今天儿子不论工资，每星期工作七十多个小时，算是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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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怀疑儿子的际遇与机会，比今天内地的劳工高出很多。问题是在新劳动法下，内地的员工每月不能超时工作逾三十六个小时，也即是平均每星期工作时间不能逾四十八个小时。这些劳工怎会变得比我的儿子矜贵了？说是国家爱惜劳工吗？当然是，应该是，但有谁会相信，国家爱惜劳工胜于我爱惜自己的儿子呢？要为劳工争取上进的机会吗？爱惜他们，不让他们多劳，这机会怎样算了？国家为工作时间设了上限，可不是劳工的意欲，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呢？蠢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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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昔日求学的经历，远不及今天自己的儿子那么写意，但要比内地的劳工好一点，好不太多。父亲早逝，母亲爱惜，但我没有求过她一分钱。在多伦多没有大学收容，什么工作都做，较舒适的是在摄影店的黑房工作，每小时加币一元。后来转到洛杉矶加大就读，机会难逢，看到前途，就拼搏起来，每星期的工作与读书时间加起来约九十个小时。我不是例外。从香港去的学子，除了几个娇生惯养的，一般都工作“超时”一倍。有到火车站搬行李的，有敲门售货的，有到唐人街洗碗或企枱的。我自己尝试过的工作，足够写一本厚厚的书，不写也罢。勤奋负责，不乏雇者，后来成绩好，有奖学金，也有研究助理或教书助理的工作，应接不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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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过瘾的是进入研究院之前，粗下的工作免不了，我的发明，是与一位同学合资，五百美元买了一部旧皮卡车（pickup truck），加五十美元买了一部用汽油的旧剪草机，到处敲门替人家剪草。市价八元，我们收五。两人合作，剪得快，剪得好，约三十分钟剪得客户满意。过了不久生意滔滔，但每天只能在课后操作一两个小时，周末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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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代的生活比不上儿子的，但比今天内地的劳工好。我父亲那一代当然比不上我，也比不上今天内地的劳工。父亲当年的拼搏与一些叔伯的艰辛，母亲生时对我说完一遍又一遍。她就是要我知道成功的过程是怎样的一回事。母亲说，上世纪早期在香港工厂做学徒的不仅没有工资，较蠢的要给老板补米饭钱。几个月可以学会的技术，学徒要先做洗碗、扫地等粗活，学满师通常是五年了。几位叔伯打上去，事业有成。父亲胜一筹，晚上自修英语，加上学习，半译半著地以中文写了一本电镀手册。后来设馆授徒，也卖电镀原料。他的名字是张文来，被誉为香港电镀行业之父，谢世后多年他的诞辰被拜为师傅诞。火尽薪存，今天在昆山的文来行，还在产出当年父亲改进了的抛光蜡。小生意，但既然是父亲的玩意，可以继续就继续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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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上述，是要说明论生活与收入，无疑一代胜于一代，但论到创业成就，以我家为例，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可以断言，如果新劳动法在神州严厉执行，有工作时间的上限，而每个被雇用的炎黄子孙都受到这上限约束，不可能有一个的成就比得上我的父亲，不可能有一个比得上我，也不可能有一个比得上我的儿子吧。真实的效果将会如何呢？被雇的炎黄子孙中总有一些的成就高于我们一家几代，但这些杰出之士一定是打茅波，违反了新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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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想想吧。如果一个社会有老板，也有员工，但老板永远是老板，员工永远是员工，那么在新劳动法的严厉约束下，不会有员工杀出重围，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变为一个奴隶制度了。二十年前微软发迹的故事令人欣赏。商业天才盖茨把微软的总部称为校园（campus），内设饭堂，鼓励衣履不整的青年不出外进膳，晚上灯火通明，不分昼夜地工作的无数。据说每星期工作逾百小时的不少。自甘为奴，被盖茨剥削得过，因为十年后数之不尽的身家逾千万美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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