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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四岁才进入洛杉矶加大读本科，超龄五六载，我要在两年内完成四年的课程，而自己坚持要选修大师教授的课。当时在加大读经济本科，校方规定要选修五个学分生物学。起初选一科五个学分的动物学，进入课室，老师派了一份厚厚的讲义，其中数之不尽的字汇我没有一个认识，不对头，知难而退。于是选修一科三个学分的人类学。教授是大名鼎鼎的population专家，不是指人口，而是生物盛衰的演变。教得好，我读得用心。到了第二年的最后学期，要毕业了，但生物学我还要多修两个学分。于是选修一科名为“生命的起源”（The Origin of Life）的，也是仰慕教授的大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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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开头说故事，好听的，殊不知过了几个星期，物理与化学的方程式排山倒海而来，我毫无根底，何况那些是高级的物理，高级的化学。蓦然惊觉，十多位学生中，只有我一个是本科生，其他都是生物研究生。过了转科日期，该学期毕业是无望的了。硬着头皮捱下去，希望拿个“D”，算是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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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考五题，懂其一，略知其二，余下两题完全不懂。殊不知发榜成绩是“A”！去问教授何解。他说我不懂的两题其他同学也不懂，我略懂的两题他们也略懂，我懂的一题答得最好是我！那是关于生物population是如何决定的。我只是从选修过的人类学那科搬过去，简单地写下一条方程式，整个答案只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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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生物进化根底当然微不足道，但毕竟是受到两位高人的教诲，得到启发。从这启发中我想，既然无数的生物不复存在，人类会不会有灭绝的一天？过了几年，美国航天员成功地登陆月球，我想，终于有一种生物可以凭脑子发达而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了。这想法不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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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写博士论文，我从头细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受到此公的影响。然而，斯密前辈所说的农地制度演变的史实是明显地错了。跟着中国的人民公社与“文革”的经验，使我意识到制度的演变不一定是向增加人类生存机会那方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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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会否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毁灭自己呢？愚蠢？人不是万物之灵吗？就是再蠢也比其他动物的智力高出不知多少倍。亚当·斯密不是说人的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利益吗？Dawkins不是说为了生存，所有动物都有自私的基因吗？但中国为什么会有人民公社，会有“文革”，香港怎会有数十年的租务管制？人类怎会不断地互相残杀呢？答案只有一个。自私无疑可以给社会带来利益，但自私也可以增加交易费用或社会费用，只要这些费用因为自私而变得够高，人类可以毁灭自己。在这样的局限下，人类因为脑子了得，发明了可以毁灭自己的武器，有不少机会会因为自私增加了交易费用，导致宇宙没有出现过的生物自取灭亡。只有人类可以做到，因为只有人类才有足以毁灭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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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多前动笔写《经济解释》，刻意地追随斯密前辈，不用任何方程式或曲线。理论架构起自他的，不少地方替他改进；不够精确之处也容易改进；历史的经验与实例的观察，晚辈优胜理所当然。问题是斯密前辈重视自私给社会带来之利而漠视其害，忽略了交易或社会费用这项重要局限，后辈补充要大费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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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突破是写《经济解释》时，我察觉到“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是套套逻辑（tautology），是定义（definitional）上的事，不可能错，但说了等于没说，本身是没有解释力的。然而，科学方法说，套套逻辑虽然没有解释力，因为不可能错，但往往提供一个重要的角度看世界，懂得加进内容的可以凭这角度推出可以被验证因而有解释力的理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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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加进两项局限：脑子了得可以发明毁灭自己的武器，自私会增加交易或社会费用。这样看，脑子了得不会毁灭人类，自私也不会，但二者的合并，人类自我毁灭绝对可以发生。不适者淘汰这个套套逻辑还是不可能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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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十二、结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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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桔者的角度看经济大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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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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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谢世了，享年九十四。三年前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谢世，也享年九十四。米尔顿我很熟，保罗只是认识，不熟。两个多月前在广州与萨大师的最佳弟子蒙代尔把酒话旧，提到保罗，蒙兄说正在考虑怎样处理保罗本人不大喜欢举行的九十五岁生日的大庆。天公不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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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紧吧。论到经济模型的创造古往今来没有谁比得上萨缪尔森。桃李满门，他起码有五个学生拿得诺贝尔奖，可能还有几个，芝加哥的奈特比不上他。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争论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的热闹话题。大家在生时弗老的声望占了先机，但最近萨老谢世，排山倒海而来的追悼文字却比三年前弗老谢世时的轰动强一点了。我对二师的相对形势在他们身后倒转过来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麻省理工的经济学人马来得一致、均匀，且历久不衰。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出现后凯恩斯学派再抬头，而萨氏是这学派的中坚人物。话虽如此，我认为弗、萨二师孰高孰低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舆论上谁胜谁负要看世界怎样发展来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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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评价萨氏的文章，颂赞无疑是大多数。有两篇唱反调，很难拆解。这两位作者指出萨氏平生对宏观经济（萨氏的专长）的推测，错的多，对的少，其中一位直指萨氏没有对过一次：his predictions have invariably been wrong（他的推测毫无例外地错）。他们引经据典，下足注脚，真的水洗不清。尤其是，萨氏历来看好昔日的苏联与东欧的发展，说一九九〇年苏联的人均收入会追及美国。就是到了苏联解体前两年的一九八九，萨氏还认为那里的经济前途无量。早几年的一九八五，苏联的经济溃不成军，但萨氏写道：“不要被他们的不足之处误导。任何经济都有它的矛盾。重要的是效果。毫无疑问，苏联的计划制度历来是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这样的话，类似的说过几次，白纸黑字地发表了，怎还可算是经济大师呢？经济学的重点是解释现象，而解释与推测是同一回事——虽然有事后与事前之分。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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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读者及朋友要求我表达对萨氏的评价。我认为天才是没有疑问的，说是经济大师也当然。但我认为萨氏不是搞经济解释的。他本人认为是，我认为不是。在一门复杂的学问的一条路上他走得很远，远过历史上的任何人。为此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我的仰慕。然而，经济学有好几条路可以走，走其一而又要占有其二、其三会惹来麻烦。四十一年前，在芝从卖桔者的角度看经济大师的贡献大，哈里·约翰逊（H.Johnson）催促我多学数，认为走萨缪尔森的路我也会走得很远。细心考虑后我选走另一条路。我认为经济学需要有萨氏那样的学者，可惜他对后学的影响一般不是那么好。搞纯理论能搞出大成的历来不及一掌之数，不自量力的多若天上星。能在名学报多发表文章不等于在思想史上会有半点立足之地。搞纯理论不容易搞出可以传世的贡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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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无数学子一样，做本科生时我也读萨氏的《经济学》。这本最畅销的教科书出了十九个不同的版本。我认为最好是第四版，今天还珍藏着两本。这本书创立了教科书的典范，仿而效之的作品扩散到所有科目去。初级课本，概念的处理不深入，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没有写出来的局限假设与真实世界大有分离，误导了学子。但学子容易学，老师容易教，于是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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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研究生时我喜欢读萨氏的专业文章。他推理清晰，逻辑前后一贯，永远不拖泥带水，在当时的读物中是表表者。虽然我不同意他或明或暗的局限假设，但有新意而又逻辑井然的理论读物不容易遇上。后来在西雅图华大跟巴泽尔谈及萨缪尔森，大家同意读萨氏的文章不用担心逻辑出错，或假设转着，或前言不对后语。换言之，读萨氏的文章，只要知道他的假设，读者不会中计。一九四八年萨氏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满是方程式，幸或不幸，是二十世纪后期数学经济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萨氏的其他文章就远没有今天见到的后学的那么多方程式了。萨氏不论，满是方程式的经济文章的普及发展，有几个原因，我认为决定性最大的是这些写手写不出好英文！好些人不知道，非经济的散文，萨缪尔森写得非常好。高傲，锋利，幽默，但写起散文萨氏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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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我认为《基础》一书引起数学方程式在行内普及是不良效应。三十多年前，我的一位优质学生被施蒂格勒（G.J.Stigler）赏识，要请他到芝大去，说要监管他学数。该学生问：“数学对经济真的那么重要吗？”施氏回应：“只有傻子才会这样问。经济学行内不用数而还能站得住脚的只有阿尔钦、科斯、张五常这三个人，你把自己放在哪里？”该学生对我说了，心中有气，我说：“施蒂格勒的数学水平是不需要怎样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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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关于萨氏的评论，其中提及卢卡斯（R.Lucas）大赞萨氏的《基础》对他的影响，跟着说没有方程式的经济文章光说不做，废物也。卢兄是过于高傲了。不知他会把亚当·斯密放在哪里呢？十九世纪的理论第一把手马歇尔与二十世纪的第一把手费雪，皆数学出身，但他们的经济论著很少用数——基本上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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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后来获诺奖的V.Smith对我说，没有方程式他不懂得怎样想。这是他的法门，但我认为从卖桔者的角度看经济大师的贡献以方程式思考是多了一个框框，不宜用于道理不深但变化复杂的经济学。当年在西雅图华大，诺斯、麦基、巴泽尔等同事认为我的思想变化自如，无须学数，是全面革新经济理论的人选。当时我可以自己发明数学。想通了问题，要加进方程式来粉饰一下，自己可以发明，再不然找些数学书参考。可惜自己发明的方程式虽然对，但不雅观，被一位数学同事指责了，于是再也懒得发明。后来巴泽尔在文章中提及，当年他教我统计学的回归分析只教了两个小时，说没有见过这样的学生。这些是说，除非选走阿罗、萨缪尔森等人的路，数学用于经济不是那么重要。但要走阿罗及萨缪尔森的路，谈何容易？天赋需要上苍赐予，不是数学懂得多就会有作为的。然而，阿罗应该知道，他用数推出来的我不用数也可以推出来。不知有谁敢赌身家，让老人家表演一下（一笑）。实不相瞒，经济推理斗快，斗准，用数的斗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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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法，如果要用数我是先想通了，有了答案，才考虑要不要用。我的经验说，想通了再用数证是多此一举。杨小凯曾经把我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翻为方程式发表，后来知道史提芬·张就是张五常，吓了一跳。究竟是谁先拔头筹了？是我的文字公司还是小凯的数学公司有机会传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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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凯曾经指出，一位萨缪尔森教出来的名家把我一九六九发表的《合约选择》翻为方程式表达，说如果我懂得用数会获诺奖。小凯可不知道，那篇数学译作是经我评审而发表的。评审时我察觉到该文的数学在概念上有一个严重失误，无可救药，但错得有趣，就对学报的老编说了，建议发表。后来陈坤耀推荐一位韩国仔到港大经济系讲话，讲的又是佃农分成合约的选择，上述的名家的错失频频出现。我指出，说他的整篇文章完蛋了，举座哗然，韩国仔讲了十分钟就鸣金收兵，很尴尬。可见数学用错是连普通常识也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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