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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我认为《基础》一书引起数学方程式在行内普及是不良效应。三十多年前，我的一位优质学生被施蒂格勒（G.J.Stigler）赏识，要请他到芝大去，说要监管他学数。该学生问：“数学对经济真的那么重要吗？”施氏回应：“只有傻子才会这样问。经济学行内不用数而还能站得住脚的只有阿尔钦、科斯、张五常这三个人，你把自己放在哪里？”该学生对我说了，心中有气，我说：“施蒂格勒的数学水平是不需要怎样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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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关于萨氏的评论，其中提及卢卡斯（R.Lucas）大赞萨氏的《基础》对他的影响，跟着说没有方程式的经济文章光说不做，废物也。卢兄是过于高傲了。不知他会把亚当·斯密放在哪里呢？十九世纪的理论第一把手马歇尔与二十世纪的第一把手费雪，皆数学出身，但他们的经济论著很少用数——基本上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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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后来获诺奖的V.Smith对我说，没有方程式他不懂得怎样想。这是他的法门，但我认为从卖桔者的角度看经济大师的贡献以方程式思考是多了一个框框，不宜用于道理不深但变化复杂的经济学。当年在西雅图华大，诺斯、麦基、巴泽尔等同事认为我的思想变化自如，无须学数，是全面革新经济理论的人选。当时我可以自己发明数学。想通了问题，要加进方程式来粉饰一下，自己可以发明，再不然找些数学书参考。可惜自己发明的方程式虽然对，但不雅观，被一位数学同事指责了，于是再也懒得发明。后来巴泽尔在文章中提及，当年他教我统计学的回归分析只教了两个小时，说没有见过这样的学生。这些是说，除非选走阿罗、萨缪尔森等人的路，数学用于经济不是那么重要。但要走阿罗及萨缪尔森的路，谈何容易？天赋需要上苍赐予，不是数学懂得多就会有作为的。然而，阿罗应该知道，他用数推出来的我不用数也可以推出来。不知有谁敢赌身家，让老人家表演一下（一笑）。实不相瞒，经济推理斗快，斗准，用数的斗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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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法，如果要用数我是先想通了，有了答案，才考虑要不要用。我的经验说，想通了再用数证是多此一举。杨小凯曾经把我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翻为方程式发表，后来知道史提芬·张就是张五常，吓了一跳。究竟是谁先拔头筹了？是我的文字公司还是小凯的数学公司有机会传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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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凯曾经指出，一位萨缪尔森教出来的名家把我一九六九发表的《合约选择》翻为方程式表达，说如果我懂得用数会获诺奖。小凯可不知道，那篇数学译作是经我评审而发表的。评审时我察觉到该文的数学在概念上有一个严重失误，无可救药，但错得有趣，就对学报的老编说了，建议发表。后来陈坤耀推荐一位韩国仔到港大经济系讲话，讲的又是佃农分成合约的选择，上述的名家的错失频频出现。我指出，说他的整篇文章完蛋了，举座哗然，韩国仔讲了十分钟就鸣金收兵，很尴尬。可见数学用错是连普通常识也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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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来本文的中心话题：一个卖桔者怎样看萨大师的经济学贡献呢？先从科学方法衡量吧。萨氏曾经与弗里德曼大吵科学方法，而科斯又跟弗老吵过。我的科学方法师从R.Carnap与K.Brunner，也加进自己的，认为上述三师的争议原则上没有冲突，只是重点的处理有严重分歧。科斯和我走的路是卖桔者的坚持：解释现象要从调查真实现象入手，要知道现象的细节，虽然有时我投诉科斯花太多时间于不大重要的细节上。另一方面，如果要推测某现象的出现，我们要调查有关的局限转变，而细节也尽可能要顾及。换言之，科斯和我的立场，是解释或推测世事我们首先要从调查真实世界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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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的立场，是作为一门科学，论方法，经济与物理（后者是他早年的兴趣）没有两样，理论可以推测还没有发生的现象，略知真实世界的大概就可以创造理论来推出其他或整体。在科学方法上我认为他的想法没有错，只是他忽略了经济科学的实验室是从卖桔者的角度看经济大师的贡献真实的世界，而自然科学的却有人造的实验室。一个经济学博士从来没有进过人造的实验室，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很皮毛：读读刊物，找些机构发表的数据作统计分析，就算是对真实世界有所认识了。我认为没有作实地调查的经济实证，远为不足，是经济学对世事的解释或推测频频出错的主要原因，而为弥补不足，动不动创造新理论，是错上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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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认为萨前辈在经济推断上的失误，起于他对现象的细节知得少，何况数学的思维永远要把世界简化。我不是说不应该简化世界——任何理论的本质是简化世界——而是我认为这简化先要有深入的真实世界的细节调查。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萨氏不知世事。他知很多，记忆力上乘，但需要落手落脚的实地调查他没有做，重要的细节他往往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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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萨氏高举昔日的苏联计划制度：那里的政府发表的增长数字历来可观。一九六九年，西雅图华大的一位女同事到莫斯科一行，发觉那里宾馆内的台灯重得拿不起，推不动。原来苏联当时对台灯产量增长的统计，以重量算！又例如，萨氏当年高举瑞典的福利经济，指出那里的人均收入不下于任何先进之邦。一九九〇年我到瑞典时，找那里唐人餐馆的老板细问，知道他们的层层抽税加起来的总税率奇高，而政府乐善好施的社会福利，对国民收入贡献的算法是由政府主持。看看那里的物价，看看那里的食品市场，我认为那里的居民不容易吃得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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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容易在萨缪尔森的作品中衡量他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例如成本、租值、价格等——的掌握达到哪个水平。他的畅销课本没有提供深入的讨论；他的《基础》经典满是方程式；他的学术文章着重于创造模型。我认为萨氏高举的凯恩斯对经济学的掌握不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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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说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这是客套话。凯氏对不可或缺的价格理论没有足够的掌握。例如他假设工资下调有顽固性。工资下调当然比工资提升困难，但最低工资法例与工会势力的左右，是不应该忽略的局限。更重要是除了政府的机构雇用员工，利伯维尔场的工资合约很少采用老生常谈的时间工资合约：件工、分成、时间工资加分红或加佣金，等等，皆普及，而这些合约的工资下调是没有困难的。凯氏显然也不明白，边际产出等于工资的均衡，是竞争下的后果，不是他笔下的假设。凯氏也漠视了那所谓“均衡”只是一个概念，不是真有其物，而不均衡是说理论的假说没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更难明的是：凯氏说的储蓄（saving）有储藏（hoarding）之意，有小孩把钱放进扑满（piggy bank）的味道，使无数学子以为看到了皇帝的新衣。耶鲁大学的费雪与凯恩斯是同期的人，前者的储蓄及投资的理念远为优胜。这两位大师各走各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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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受到他的老师萨缪尔森的影响，最近克鲁格曼发表的专栏，直指美国削减最低工资不会对就业有从卖桔者的角度看经济大师的贡献助，对经济无补于事云云。克大师显然不知道最低工资的规限是一种价格管制，不知道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合约的安排有别。我的意识是麻省理工的经济系教深不教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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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会那样傻，认为政府大手花钱毫无效应，或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对经济不景的帮助是零。弗里德曼那边反对，因为认为这类政策治标不治本，浪费多，惹来的大政府后患无穷也。财政政策容易被接受，因为表面上有浅道理，也容易获得压力团体的支持。知识上的影响也厉害：前有聪明盖世的凯恩斯，后有智商顶级的萨缪尔森。这两位锋芒毕露，是二十世纪经济学者中足以把行家们吓破胆的人物。可惜天赋高不一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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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以还，中国的经验也误导了地球人类。中国复苏得快，地球的人频频指着北京的四万亿花得快。我是不同意这观点的。我也认为跟三十年代不同，大政府今天不容易卷土重来。今天，地球上要活下去的穷人太多，哪个国家推出大政府，哪个国家在竞争下会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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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说那天晚上在广州跟蒙代尔煮酒论英雄，谈到萨缪尔森，他认为保罗的模型创造技巧天下无匹，缺少了的是有广泛深远影响的思想（no sweeping idea）。这评价应该对。若如是，萨氏在将来的经济思想史上不会有一章的篇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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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哈佛经济学博士用故事讲透生活中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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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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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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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21304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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