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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为此事感到很苦恼，100个人的粮食分给1000个人，给谁还是不给谁？王二的儿子学过一点入门的经济学，觉得此事很容易。他说：爸，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价格越高需求越少。最好的方式是，你不应该施粥，而是应该卖粥，卖给出价最高的那100个人。这样事情不就简单了？大家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打架，你也不用担心分给谁不分给谁，看不见的手都替你搞定了，人家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你看，还是学点经济学有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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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觉得此事不妥，说：你这不是让我在赚黑心钱吗？而且，这样一来，最后粥不都给那些家里富裕的买去了，穷人不就只能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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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回答很简单：爸，你怎么就想不明白？你不卖高价，人拿去了之后，照样能转手高价卖出去，最后还不是一样？这就叫黄牛。再说，你卖粥的价格公开透明，又没有公开歧视穷人。穷人要是真饿了，一样也会愿意出高价；不出高价，说明人还没有饿到非吃不可。你不用觉得有什么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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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还是觉得不妥，说：我还是先来先得，免费施粥吧。这样，我觉得更公平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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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儿子立刻说：爸，这一点也不公平！凭什么先来的就是最需要喝粥的？先来的都是那些时间最不值钱的。而且，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很多人都要排上一晚的队，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最后，你还是不能阻止人拿到粥之后再转手卖掉，最后粥不是还会落在愿意出高价的人手里？你想违背经济规律，最后不解决问题，还增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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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说：麻烦就麻烦吧。我觉得先来先得更合理，你别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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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了春运时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就成了一个热门问题。需要看明白的是，火车票价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有1000个人想坐火车回家，铁路系统只能提供800个座位，谁上车谁不上车就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事实上，给定供不应求这个基本的矛盾，火车票的分配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的，因为无论怎么解决，最后都会有200个人不能坐火车回家。任何觉得自己有绝妙方案解决车票问题的人恐怕都得虚心承认，其实不存在绝妙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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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供不应求的情况，最经典的解决方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价。物以稀为贵，火车票稀，所以贵，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那些主张提价的建议是完全有其合理的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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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火车票提价是有分配后果的。这里面有两层不同含义的分配后果。如果整个人群的收入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坐火车回家过年的意愿，那通过提价，可以有效地让那些最想坐火车的人最终买到票，这样的分配后果恐怕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人群收入不完全一样：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一般有钱，有些人没什么钱。在我们很轻松地提出通过价格手段挤出200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这被挤出的200人不会是一个随机的群体。因此，第一层次的分配含义是，通过提价，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这就像王二所担心的，如果他让价高者得，会不会最后没粥吃的都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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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即便是那些可以最终买到票的人，提价之后，他们都必须得付更多的钱才能回家。因此，提价的另一个分配含义就是，乘客要给铁道部交更多的钱。和王二一样，铁道部确实得回答是不是在赚黑心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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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反对火车票提价的人也是有理由的，而且他们的理由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比支持提价的人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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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等等，反对提价的理由似乎适用于任何商品。难道说任何时候提价都得考虑分配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这也是通货膨胀是经济面临的一个大敌的原因之一。不是所有人都在通胀的时候受损的，通胀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所以通胀往往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但应对通胀的办法当然不应该是限制提价，而是从根源上消除通胀，比如说收紧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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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春运火车票至少有4点使得它很特殊，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一是春运回家的需求是一种弹性很小的需求。虽然说春运是一种刚性需求恐怕过度了，刚性需求是指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回家，但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春节团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重要，因此不会因为票贵一点就不回家。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提价来抑制客流，那价格必须提得很高才可能奏效，这就加剧了前面提到的分配问题。二是春节回家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家或者不回家。房子也是必需品，但房子贵了，你还可以选择买得小一点，住得远一点，而不是完全没有房子住。回家不一样，你不能选择回一半家，只能是回或者不回。因此，火车票提价和比如说水价提价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水价提价的结果是所有人可能都会少用一点水，最后达到节水的目的。火车票提价的结果是硬硬地用价格挤出200人，而不是说1000个人每个人少坐20％，这还是加剧了前面的分配问题。三是铁路的供给是不对价格敏感的，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正常的商品，如果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很快供给就会上来，然后把价格拉下去，因此价格的上涨是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可以拉动供给。铁路是个垄断部门，铁路运力的增长恐怕和价格没有关系，全是按照计划来的。四是春运票价的水平并不直接影响经济效率。水价定低了，会造成水的浪费；电价定低了，会造成电的浪费；春运票价定低了，不会造成运力的浪费——没有人会因为火车票便宜就多坐几次火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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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春运票价的辩论不只是一个价格问题的辩论，更是一个分配问题的辩论。我在后文第三章《房地产的那些事儿》里花了很大的篇幅想要指出的一点也是：房价也有着类似的特征——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更是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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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价格手段解决分配问题往往会有各种负面的影响，就像王二的儿子列出的那些理由一样，我本人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反对这些做法的。照顾低收入群体的最好做法当然是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压低菜价、水价和电价，还有火车票价。但是给定我们的分配现实，给定我们还没有给低收入群体和民工群体发放火车票补贴，给定我们火车的运力不可能在短期发生大的改善，给定政府确实还掌握着车票的定价权，火车票不提价或者少提价可以是一个折中方案。我喜欢这个结果吗？一点儿也不。提价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我觉得非常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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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对王二和王二儿子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认可程度，但是清楚一点很重要：他们看重的东西都不是可以轻易置之不理的。双方都应该尊重对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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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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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村里唯一的有钱人。蒙祖上传下来的大量家产，王二一家过着很好的生活，而村里剩下的人都穷得很。王二以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闻名乡里。村里的张屠户每次杀猪，一大半都被王家一家买去。村里其他的人穷，平时也舍不得吃肉，只有谁家来客人或者要办事才会买上一点肉，因此也没有谁介意肉大多被王二一家买走。事实上，多亏有了爱吃肉的王二，村里张屠户隔三差五就能宰杀一头猪。换在别的村子，杀猪的频率要低很多，因为杀多了就卖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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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过年，情况就会有点变化。过年，谁家都想包顿有肉馅的饺子，吃两顿带点荤腥的好饭。但王二家通常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大宴宾客，每次都要买很多肉。虽然张屠户临近年关会多杀两头猪，但经常还是人多肉少。张屠户也没别的办法，卖给谁不卖给谁都不好，干脆决定价高者得。可是村里的穷人哪里出得起王家的价钱，王家有时会以平时几倍的价钱把所有的肉全部买走，留下整个村子过一个没肉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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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人很愤怒，就去找王二理论。王二觉得村民在无理取闹：我没偷你们的抢你们的，这些肉都是花钱买来的，而且出了平时几倍的价钱，我也没占谁便宜，你们找我干什么？要找你们找张屠户去啊，是他把肉卖这么贵的，他卖得便宜一点你们不就买得起了？我也嫌肉贵呢。村民们于是就去找张屠户，质问他为什么把肉卖那么贵。张屠户觉得挺无辜：我一个做生意的，卖给谁都是卖，当然谁出钱多就卖给谁。过年大家都想吃肉，肉价自然就上去了，要是没有王二一下买那么多肉，我的肉哪会卖得这么贵？要怪还得怪王家的胃口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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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可以大骂王二为富不仁，大骂张屠户是奸商，但这些都改变不了全村只有王家一家过年有肉吃的现实。更何况，王二和张屠户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屠户没有理由不把肉卖给王二，有钱挣为什么不挣？这可是光明正大地挣钱。王二有钱，就是爱吃肉，只要他买得起，买多少肉也是他的自由，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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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愤怒是合理的，王二和张屠户的反应也是合理的，这件事如果说有错，就错在王二是这个村里唯一的富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十分不均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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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给整个社会制造王二村庄所遇到的问题。这种问题还不只是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而且是机会不均，是权力和钱的交换，是垄断收益，是利益集团。这些确实都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日益加深的原因，很多人都对之深恶痛绝。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本身的高速增长，即便在一个理想透明的社会里，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很多敢于冒险、把握住机会、入对了行业的人富了，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富起来（更多讨论可以参见本章的《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我非常喜欢打一个比方，说中国就像一个用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还有很多人被远远落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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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必然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在那些供给相对有限而需求相对刚性的瓶颈部门。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挤出效应往往是通过价格的波动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并没有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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