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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显示的是中美两国在1980年时的收入分配情况，横轴是收入水平，纵轴是人数。这里的收入是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也就是剔除了价格差异后的收入水平，这样可以使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具有可比性。图中左边的是中国，右边的是美国。很明显，1980年的中国比那时的美国穷很多，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比美国最穷的人还要穷，这体现为左边的部分几乎和右边没有交集。那时，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要比美国小很多，这体现为左边的分布比右边的分布“瘦”不少。图1-2是两国在2000年时的收入分配情况，从图中不难看出，中美的收入差距下降了很多。中国富裕人群的收入已经大致相当于美国中产阶层的水平。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拉大了很多，这表现为中国的分布变“肥”了不少。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是，中国分布的“肥”的程度和美国分布的“肥”的程度是大致相当的，也就是说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和美国是大致相当的。当然，这样用眼睛看的结果可能很不准确，不过，更精确的、用基尼系数衡量的中美收入分配差距也支持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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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80年的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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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2000年的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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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幅图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我只想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高度平均的收入分配，很难说是一种常态的分配模式。事实上，那种分配方式很可能是畸形的。而随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即便消除了很多令人诟病的问题，比如说腐败、缺少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还有垄断等，也没有消除得很彻底。有些现在看来不是可以完全消除的，甚至是完全不能消除的。没有那些问题，中国的收入分配可能会更公正、更反映一个人的贡献和能力，但未必会更平均。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国情的美国，虽然不能算一个理想社会，但在不存在中国的那些问题的情况下，却仍然有着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恰恰说明了驱动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要远复杂于那些表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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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收入分配的差距有多大，比起财富分配的差距，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中国，财富分配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恐怕远多于收入分配。比如说，在对房价的激烈讨论中，很大的张力就来自对财富分配不均的不满，这里的财富指的是房产。有些人可以拥有好多房子，还可以通过房子来赚钱，有些人却连一套房子都没有。但这也不完全是中国特色，美国的财富分配差距恐怕更触目惊心。美国的一个消费金融普查里面提供了关于财富的数据，图1-3就是我根据相应的数据做出的。基本的结论是：财富分配极度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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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美国最富的1%的家庭拥有这个国家34.3%的财富，最富的5%的家庭合计拥有59%的财富，而最穷的40%的家庭则只拥有0.2%的财富。有一个所谓的20/80法则，这里就是一个实例：美国最富的20%的人拥有超过80%的财富，而剩下的80%的人只拥有不到20%的财富。要知道，美国的富人很多都是白手起家，最知名的那几个富豪，从盖茨、巴菲特到纽约市长彭博，各个都是如此。因此，这种财富分配的差距，恐怕不完全是分配制度的缺陷导致，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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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美国的财富分配（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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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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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财富分配状况，还没有很好的数据来反映。几年前我见到了对中国收入分配很有研究的李实教授，他告诉我中国的财富分配相对来说还算平均。但如果美国的数据透露了什么预言的话，那就是中国的财富分配极有可能会越来越不平均。即使没有巧取豪夺，没有权钱交易，也没有奸商恶霸，这种高度的分配不均也仍有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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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讨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时候，更要关注的是消灭不合理、不合法的分配不均，而不是分配不均本身。而在分配不均难以避免时，出台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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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哈佛经济学博士用故事讲透生活中的经济学 [:170454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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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哈佛经济学博士用故事讲透生活中的经济学 第2章 该不该对月饼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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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哈佛经济学博士用故事讲透生活中的经济学 [:170454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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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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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里有这么一句谚语：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定的，除了死亡和缴税。当代中国人，在延续了对死亡挺重视这一数千年的传统的同时，最近似乎也开始关注缴税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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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喜欢缴税，对中国税收频繁的抱怨也就不足为奇。从一般性的抱怨说中国的税太重，到关注具体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再到声讨闻所未闻的“月饼税”，一波接着一波，这还殃及了在技术上甚至不能算税的三险一金。这一章的几篇文章就是从技术的角度，而不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最近这两年国人对税的抱怨和其背后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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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险一金在技术上不能算税，是因为在缴三险一金的时候，个人是获得了国家承诺的（未来的）福利，税一般是没有这个性质的。但这还不是《农民工、白领和三险一金》说的要点。这篇文章是在假设三险一金就是税的前提下，去说明一个不复杂但也不显然的道理：真正的税收负担由谁承担和法律上规定谁缴税，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为税收负担可以被转移。在三险一金这个具体的事情上，究竟是雇主还是雇工承担，就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事实上，不同人群承担的三险一金的比重极有可能是不同的。我试图论证的是农民工承担的要少，而白领承担的要多。我这样论证是不是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识到不同人群在三险一金这件事情上的利益并不完全一样，甚至非常不一样。因此，在一些人非常激烈地要求降低或者取消三险一金的时候，这对他们也许是有利的，但无意中却很可能伤害了别人的利益。与这件事情在经济学上相通的，就是工人的待遇问题。最近两年，中国国内爆发了好些引人注目的罢工事件，焦点主要是工资。《4个王二的罢工命运》描述了4种不同的情形：在一些情形下，罢工是可以为工人获得利益的；在另外一些情形下，罢工是无效的；而在一定的情形下，迫使企业加薪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伤害工人的利益。而具体哪种情形更可能出现，则完全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简单地认为“罢工争取高工资就是保障了工人的利益”的看法则不总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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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回到税的问题上，中国的税负究竟重不重？《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从几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一是税负重不重必须和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联系起来一起看，单纯地说税重不重意义不大；二是税重不重还取决于政府最优的规模是什么，高税高福利和低税低福利是非常不同的模式；三是税重不重也要取决于税收使用的效率。这篇文章想要反驳的是那种过于简单化看待税负的看法，情绪性地去说中国税太重或者随意地作点国际比较说中国的税不重都不是正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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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王二买饭票，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还是因为对中国税重的抱怨，不过这个抱怨更具体：我们不仅要缴所得税，而且在买东西的时候还要间接缴增值税，这是双重征税，而且很重。税重不重的问题我已经在《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中分析了，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解释这两种税的逻辑。我的希望是，读了这篇文章后，那些觉得既征所得税又收增值税不合理的人，也许可以稍微改变一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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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二开公司和月饼税》则是在反驳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过节发的月饼不应该缴个人收入所得税。对实物福利征税，其实是一个公平的税收体系的应有之义，月饼在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发现金缴税而发实物不缴税会引起很多问题，而且最能从中钻空子的人极有可能是那些最应该缴税的人：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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