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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有个包子铺,而且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家包子铺。村里人要是想吃包子,只能到王二家来买。王二卖包子很独特,是一笼一笼地卖,而不是按个卖。一笼6个包子,10元钱,一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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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对王二的包子有不少抱怨,最大的抱怨是价格太高、一笼包子的数量太少和馅太小。王二于是去别的村逛了逛,看看别处的包子是怎么卖的,回来之后很高兴地跟村民解释:你们的抱怨其实是没有事实基础的。首先,我这个包子一点都不贵。别处15元、20元一笼的包子都有,我这10元钱一笼的包子,在所有的村子里算是相对便宜的。你们觉得贵,是因为你们没去过那些更贵的村子。我一笼包子的数量确实不多,有的村子一笼包子能有12个,但问题是,人家包子多,价格卖得也高。你们要是真想增加包子的数量也行,那就得出更高的价钱,可10元钱一笼你们已经抱怨贵了。至于馅太小,嗯,那得看跟什么比。直接跟别人比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包子不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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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王二的包子究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这件事情一下就变得非常难以说清。难处就在于,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家和王二的包子一模一样的包子。不一样,就让比较变得不那么黑白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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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中国老百姓关于中国税负水平的抱怨越来越多,简单的总结就是抱怨税重、福利差和收上去的税都没有花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把中国的税负问题想象成王二的包子,那对中国税负的抱怨基本上也就是村里人对王二包子的抱怨: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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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税重,中国官方的回应一直是:中国的整体税负水平和国际水平相比属于比较低的。这里的证据是,中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0%多一点,不到30%,其中税收收入占比还要更低,比起很多发达国家40%甚至更高的税收占比,中国的税负实在谈不上很重。这里的数据是没有太多疑问的,中国税收占比低于很多发达国家是事实。换句话说,论缴税,很多发达国家确实要缴更高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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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比较。这就跟王二说自己一笼包子10元不算贵一样,因为别处的包子可以是15元甚至20元一笼。问题是,此一笼非彼一笼。讨论税负高不高,一个很关键的变量是政府通过收税所提供的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质量及数量如何。在这个意义上,6个一笼的小包子可能卖10元钱都贵了,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可能卖20元都不算贵。因此,直接比较中国和国外的税收占比,不论中国的有多低,或者国外的有多高,都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这种比较完全没有考虑缴税后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在美国,很多好的学区,不仅房价高,而且物业税也高,但很多人还是愿意选择在那里居住,缴更高的税,原因很简单:他们知道自己缴的税最后会花在学校上面,因此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这些地方的税负高吗?看比例也许高,看性价比,对很多人而言一点都不算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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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立刻涉及了第二个抱怨,中国的公共产品恰恰属于那种“6个一笼的小包子”,而不少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则属于“12个一笼的大包子”。在发达国家居住过的人都会发现,很多国家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不仅低收费甚至完全免费,而且服务的质量也很好。因此,这些人开始抱怨中国的公共服务差,觉得中国也应该朝西欧那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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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请问“6个一笼的小包子”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哪个更好?这一样是两个无法比较的东西。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成本问题,如前面所说,12个一笼的包子可以性价比很好,而6个一笼的包子可以性价比很差,因此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税收负担必须一起考虑。请记住,所有的公共产品都不是免费的。所谓的免费只是不直接对用户收费而已,政府总是要通过收税的方式来为公共产品买单的。在不比较成本之前,单纯地觉得包子越多越好本身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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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还有第二层更深刻的问题,即便没有成本上的考虑,即便12个一笼的包子单价更低,12个一笼的包子也未必总比6个一笼的包子好。这就好像,因为肯德基的家庭套餐单价更低,就得出每个人去肯德基都应该点家庭套餐的结论一样是荒谬的。这涉及一个政府规模和什么样的产品与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的问题。教育、医疗和养老,在很多国家都是公共支出的大头。政府是不是应该包办这些?是应该更多地参与还是应该积极地退出?这几乎在每个发达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不同的国家作出的选择也是很不一样的。西欧正在经历的债务危机,就是对福利国家模式,也就是高税率和高福利模式的一个巨大挑战。那些国家,主动或者被动作出的选择都是削减支出,特别是福利支出。而中国,在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和避免重复福利国家的错误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取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产品的提供恐怕是太少了。但现在要避免的则是矫枉过正,承诺过多的福利,为将来埋下巨大的财政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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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老百姓抱怨的“馅太小”则恐怕是一个没有太多争议的事情:中国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还太低。效率低的因素很多,从腐败、垄断、不透明、缺乏问责到决策过程缺乏足够监督等,这些都导致了公共服务的花费大,而里面真实的部分却相对小。这里想要指出的一点是,公共部门的效率低下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原因未必一样。比如说,在不少国家公共部门中,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公立学校的教师工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花了很多的钱,不少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却上不去。因此,解决公共部门效率低的最有效办法,未必是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虽然这是应该做的),而是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让市场和私人部门来提供那些不是非公共部门提供不可的产品和服务。换句话说,如果10元钱6个包子的馅太小,最有效的不是让王二上6个大馅包子,而是让王二以后上3个包子就行,然后少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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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二的包子究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我的答案会是有可能、未必和没错。但最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是一个人的看法或者某一个机构的看法,而应该是一个社会选择。因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公共财政体系,而需要服务的却是10多亿状况非常不同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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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买饭票,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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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加入了一个新公司,跑到公司的食堂去买饭票。卖饭票的人说,公司的饭票是这么卖的:面值再加上10%的手续费。换句话说,100元的饭票,你得缴110元。不过,手续费可以用两种方式支付。一种方式是在买的时候支付,这样拿到手的饭票上面就会盖着一个章:手续费已缴。第二种方式是,如果你现在不想缴,可以在用饭票的时候再支付,也就是,如果王二拿着一张没有盖过章的饭票去买饭,那还得在买饭的时候另缴10%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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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问:这怎么听上去没什么区别啊?卖饭票的说:大的区别是没什么。先缴的好处是今后你就不用麻烦了,问题是,如果你花不掉这些饭票或者丢了,那你就得损失。后缴的好处是,你花多少缴多少手续费,问题就是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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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一听,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改进,说:你规定食堂在收饭票的时候,如果是没有盖章的饭票,多收10%的饭菜价格不就行了,哪有什么麻烦的?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你们根本不用在卖饭票的时候收10%的手续费,把菜价按照基准价格统一提高10%,不就完事了?这样大家都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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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反映到了食堂领导那里,领导觉得是个好主意,于是就开始采纳。不过,整件事情还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公司的许多职工觉得这是变相涨价:菜价无缘无故地涨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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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缴了多少税,是越来越多国人开始关注的问题。很多人似乎突然意识到,原来老百姓缴的税不仅包括直接出自自己腰包的,比如说个人收入所得税,也包括那些根本不经过老百姓的,而是体现在商品价格里的税,特别是增值税。关于中国的税负是不是太重,本章的《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一文已经讨论过了,这里想要讨论的主要是怎么来看增值税和个人收入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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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增值税和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区别,那就是它们很不相同但是又实质相似。不相同就不用多说了,相似是因为它们最终都是对收入收税,只是交的时间和环节不一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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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收入所得税,就好像是王二买饭票的时候就缴手续费,在拿到收入的同时就把税缴了——简单、直接、明了。而且,税率在理论上和在不少国家的实践中还可以量身定做,收入水平、家庭状况、支出结构等因素都可以作为税率调整的依据。当然,这种调整本身也是有利有弊的,因为调整越多,整个个税体系也会越复杂,运行起来难度也会更大,成本更高。中国现在的个税就属于很简单的,有可能是太简单的:只对劳动报酬收税,而且税率基本上只考虑收入水平,而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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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收入所得税的最大弊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就是收入本身很难衡量。只对劳动报酬,特别是工资征税,使得个税覆盖的人群非常狭窄,基本上就是打工一族。对于高收入阶层,比如说企业主,这些人的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不是工资,而是投资回报,他们的那些收入反而不用缴税。对于那些灰色收入、实物福利和隐性补贴,个税也都很难征收。这些都使得中国的个税看起来是用来调节收入分配的,但最后缴税的主力其实都是普通的中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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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收入征税的方式是,不在发钱的时候征,而是在用钱的时候征。这就像王二缴手续费的第二种方式,不是在买饭票的时候缴,而是在用饭票的时候缴。这种征税法也有复杂和简单的两种方式,复杂的方式就是在每一笔交易发生的时候都额外收税,这就是销售税。这样的好处也是直接明了,但坏处是想要逃税也非常简单。简单的方式就是不在销售环节征税,而是在生产环节征税,这就是增值税。税最后转移到消费者头上的方式是价格上升,就像王二公司的食堂一次性提价10%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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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最大的优点是征收的效率非常高,毕竟现在征税的对象变成了企业,而不是零星的消费者。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些国家,用别的方式很可能收不上税来,政府最后只能提高税率。但税率越高,逃税现象就越严重,就更加收不上税来。增值税的另一点好处是,只要人花钱消费,不管钱是来自工资还是投资回报,不管钱的来路是不是干净,也不管这些钱有没有记录,都无法逃税,因为税已经包含在商品的价格里了。这就解决了收入本身难衡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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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当然不是没有缺点,其中一个就是其再分配的功能弱。因为不管穷人富人,最后面对的都是一样的商品价格,因此支付的也是一样的税率。在这个意义上,增值税的税率对所有收入的人都是水平的,而不是累进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税负也越重。但是,这个理论上的弱点,对于中国可能却完全不成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国的高收入人群可能反而不缴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不用体现为工资。这意味着中国法定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率虽然是累进的,但实际执行的税率极有可能是先累进后累退的,从中产到高收入阶层,实际税率很有可能是越来越低。与这种情况相比,增值税的税率虽然是水平的,但增值税反而是一个更有效的再分配税种。毕竟高收入人群的花费也大,花费越多,缴的税也越多,这比起收入越高的人反而越不用缴个税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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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抱怨就是双重征税。在既有个税又有增值税的情形下,一个人的收入其实会被收两次税,一次是拿到收入时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一次是买东西时缴的隐性的增值税。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双重征税是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的情形。在欧洲和在中国一样,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都要缴;在美国,虽然没有增值税,但在大部分州都有销售税,因此也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和销售税双重征税。美国的资本回报也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公司分红之前先得缴公司所得税,个人拿到分红之后,还得缴个人收入所得税。因此,同样一份利润,在公司和个人的层面都被征了税。双重征税不是经济学家喜欢的税收体系,但从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看,政治还有经济的因素阻止了这些国家采用更简单税收体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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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税收体系更大的问题不是个税还是增值税,或者双重征税的问题。如果抱怨这些就抱怨错地方了,更大的问题是税率是否合理、分配是否合理以及税收的用途是否合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是:未必,未必,未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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