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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收入征税的方式是，不在发钱的时候征，而是在用钱的时候征。这就像王二缴手续费的第二种方式，不是在买饭票的时候缴，而是在用饭票的时候缴。这种征税法也有复杂和简单的两种方式，复杂的方式就是在每一笔交易发生的时候都额外收税，这就是销售税。这样的好处也是直接明了，但坏处是想要逃税也非常简单。简单的方式就是不在销售环节征税，而是在生产环节征税，这就是增值税。税最后转移到消费者头上的方式是价格上升，就像王二公司的食堂一次性提价10%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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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最大的优点是征收的效率非常高，毕竟现在征税的对象变成了企业，而不是零星的消费者。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些国家，用别的方式很可能收不上税来，政府最后只能提高税率。但税率越高，逃税现象就越严重，就更加收不上税来。增值税的另一点好处是，只要人花钱消费，不管钱是来自工资还是投资回报，不管钱的来路是不是干净，也不管这些钱有没有记录，都无法逃税，因为税已经包含在商品的价格里了。这就解决了收入本身难衡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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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当然不是没有缺点，其中一个就是其再分配的功能弱。因为不管穷人富人，最后面对的都是一样的商品价格，因此支付的也是一样的税率。在这个意义上，增值税的税率对所有收入的人都是水平的，而不是累进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税负也越重。但是，这个理论上的弱点，对于中国可能却完全不成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国的高收入人群可能反而不缴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不用体现为工资。这意味着中国法定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率虽然是累进的，但实际执行的税率极有可能是先累进后累退的，从中产到高收入阶层，实际税率很有可能是越来越低。与这种情况相比，增值税的税率虽然是水平的，但增值税反而是一个更有效的再分配税种。毕竟高收入人群的花费也大，花费越多，缴的税也越多，这比起收入越高的人反而越不用缴个税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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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抱怨就是双重征税。在既有个税又有增值税的情形下，一个人的收入其实会被收两次税，一次是拿到收入时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一次是买东西时缴的隐性的增值税。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双重征税是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的情形。在欧洲和在中国一样，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都要缴；在美国，虽然没有增值税，但在大部分州都有销售税，因此也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和销售税双重征税。美国的资本回报也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公司分红之前先得缴公司所得税，个人拿到分红之后，还得缴个人收入所得税。因此，同样一份利润，在公司和个人的层面都被征了税。双重征税不是经济学家喜欢的税收体系，但从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看，政治还有经济的因素阻止了这些国家采用更简单税收体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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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税收体系更大的问题不是个税还是增值税，或者双重征税的问题。如果抱怨这些就抱怨错地方了，更大的问题是税率是否合理、分配是否合理以及税收的用途是否合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是：未必，未必，未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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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开公司和月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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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开了一个公司，雇了几十号人。王二是个好老板，公司挣钱的时候就给员工发奖金，过年过节也要额外发过节费。当然，王二自己是老板，因此最大的红包总是留给他自己的。王二还是一个很守法的老板，一直按时纳税，因此那些奖金、过节费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一分钱也不曾落下。王二的员工的收入不算很高，因此缴的税还不算太多。但王二就不一样了，他是老板，一年收入不菲，因此个人收入所得税也一直缴得很多，一般都是最高税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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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做法虽然合法合理，但是却成了老板圈里的笑柄，因为没有别的老板像王二这么做，谁会心甘情愿把自己45%的收入直接缴给国家呢？更不要说给职工发的那些钱也要缴税。虽说名义上是职工缴，但最后这钱还不是从老板发给职工的钱里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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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更关键的是，老板们都很清楚怎么避税，他们把自己的秘诀传授给了王二。首先，坚决不给自己发工资，但是全家的开支都从公司支取，一支笔、一卷卫生纸都从公司走账，车也是用公司的钱买，拿公司的钱养。反正公司是自己的，花公司的就是花自己的。但这样做的好处是，没有工资自然就不用缴收入所得税，而且，自己一家的开销可以做成公司成本，从而降低公司的利润，最后公司缴的税也会变少，可谓一举两得。至于职工的过节费什么的，能发东西的也尽量发东西，或者带职工出去旅游，或者发购物卡，总之就是不发现金。不发现金，会计上就容易处理，可以不体现为工资收入，最后既可以逃所得税，还可以增加公司成本，做低利润，公司一样可以少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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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知道这些之后，很快也就做起了一样的事情。这样的结果是，虽然王二的职工看起来也受了益，但是最大头的好处还是给王二拿走了。王二现在不仅不用缴收入所得税，甚至连公司原来缴的税都下降了，换句话说，王二的实际税率由原来的45%一下变成了负的。王二和其职工的收入差距也一下拉得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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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秋节前，一场关于“月饼税”的争论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所谓月饼税，其实是指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中秋节各单位所发的月饼也要和其他工资收入一样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这本不是什么新闻，但一经贯上“月饼税”的名字，不禁让人想起了苛捐杂税，让人觉得国家连月饼都不放过，税实在太重了。还有一些人认为，月饼里面本身已经收过增值税等其他税了，现在还要缴所得税，等于是双重征税，让这件事情更加不合理。双重征税和中国的税负重不重的问题，本章的《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和《王二买饭票，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两文已经讨论过，这里想要问的是：对过节发的月饼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究竟合理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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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其实是小事，真正的问题是究竟应该不应该对实物福利，或者说非货币福利征个人收入所得税？这里的答案是：应该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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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至少有两点原因，都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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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原因是，不对实物福利征税是对按章纳税的公司和个人的不公平。王二之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成为笑柄，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钻别人都钻的空子。不对实物福利征税的结果是，任何用现金发福利的公司都会比发实物福利的公司面临更高的税收负担，这其实是在惩罚依法缴税的人。这样下去更坏的结果是，很多企业都选择钻空子，这样国家的税就收不上来。请注意，国家收不上税不会就听之任之。很多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最后选择的就是增加那些按章缴税的企业和个人的税率。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是，税率高得吓人，企业如果缴税就竞争不过别人，最后是所有人都逃税。结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就陷入一种很畸形的状况：正规的公司很少，因为税率太高；而非正式部门和灰色经济则非常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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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原因是，不对实物福利征税，很可能会使得收入分配状况更加恶化。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税率是累进的，也就是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这样可以起到一点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中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调节收入分配，因为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说，个税带来的收入并不是财政收入中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如果不对实物福利收税，最后得益最多的极有可能是高收入的阶层。这个阶层中的很多人都是企业主，他们对于自己的收入用何种方式实现，有很大的决定权以及腾挪的空间。不要说这些人已经有很大的空间可以不用缴税（事实上，各国的富人都有很多方式来合法地避税或者不合法地逃税）。如果实物福利再不用缴税，那等于是给这些人开了一个合法避税的口子。对普通工薪阶层可能只是月饼的问题，对这些人，就可能是房子、车、奢侈品等等。不对实物福利征税，结果可能是帮工薪阶层省下几十元上百元钱，但到了高收入阶层那边，能够因此合法避掉的税则可能是数万数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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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觉得，月饼是个很小很明白的东西，明确规定月饼不用收税又不会影响什么，对别的实物福利照样收税就是了。的确，月饼是个小东西，收不收税无关大局。但如果月饼免税，那春节发烟酒要不要免税？端午节发粽子要不要免税？夏天发冷饮要不要免税？一个国家的税收体系如果这样，就会变得繁杂无比，操作起来也会变得很困难。如果需要给民让利，有更简单的方式：把免征额提高一点或者税率降低一点，完全不需要在月饼要不要缴税的问题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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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和很多人的看法不同，对月饼收税才合理，不对月饼收税才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不是月饼的问题，而是涉及一个税收体系是否公平合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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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税重，可以。抱怨月饼税不合理，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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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王二的罢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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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有很多叫王二的人。有这样4个王二，不仅名字一样，其他的背景也很类似。他们出生在中国农村，料理家里的那一亩二分地，一年到头流尽了汗，就算遇到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也卖不了几个钱。去掉化肥、种子、农药和各种成本，剩下的收入就更是低得可怜。后来村里出去打工的人每年过年都能穿着光鲜的衣服回来，出手“阔绰”，骄傲地描述外面的世界，让王二们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年过完年，王二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点点钱，跟着老乡一起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打工给王二们带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收入”，但是也给王二们带来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开销，什么都越来越贵；孤独，因为没有亲人和朋友陪伴；辛苦，工厂里的活比下地干活一点都不轻松；空虚，生活很无聊，且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王二们并不后悔离家打工的决定，只是现实远比王二们想象的要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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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正确地或者错误地集中到了一个焦点——工资上。尽管更高的工资解决不了王二们全部的问题，但更高的工资似乎是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于是，王二们决定去罢工，去争取更高的工资。在这个时候，4个王二的命运发生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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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王二供职于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这个企业在很多国家都有生产线。虽然在全球各地都生产类似的汽车，但这个企业在全球的生产线却差异很大。在美国，生产线上能用机器的地方肯定不会用人；而在中国，生产线上能用人的地方肯定不会用机器。所以，即便下线的汽车看不出什么差别，中国生产出的汽车要比美国生产出的汽车劳动密集得多。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最小化成本的选择，什么要素相对便宜，就多用什么要素。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这一妥协也改变了厂方的成本方程。原先使用那么多的人工、那么少的机器，在大幅加薪之后显得不再划算。厂方随即从总部调来了人，开始一个工位一个工位地重新研究什么地方该用人，什么地方该用机器。事情的结果是，没过多久，很多新的机器开始运到厂里。又没过多久，很多工友没有再能和厂方续约。王二很幸运地留了下来，继续住在那个显得格外空旷的职工宿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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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王二供职于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这个企业是当地最主要的雇主，10个农民工有9个都在这家企业工作。多年以来，企业的老板都在很小心地控制工人工资的涨幅。原因很简单，给一个人涨工资，就得给全部工人涨工资。这样即使只涨一点点工资，算下来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企业的生产规模日渐扩大，但企业招工的时候还是异常小心，怕招得太多，把当地整个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拉得太高，这样会反逼着企业给现有的员工加工资，这种成本的增加是企业不想承担的。换句话说，这家企业利用自己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控制招工的数量来减少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工资提高了之后，厂方意识到，原先通过少雇人来压低工资的想法已经被打破了，工资上涨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提高工资之后，愿意到厂里来工作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厂方干脆来者不拒，都招进了厂里，不再有以前的顾虑。王二有了更高的工资，而且有了更多的工友。这件事情可以忍受的一点负面影响是：食堂、澡堂和厂门口的网吧都一下变得更拥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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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王二就职于一个简单的装配企业。工作是最简单的、最枯燥的重复劳动，不需要什么技能。很多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这样的企业开始的。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也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厂方很明白，这么高的工资，企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企业，一没有技术，二没有资本，三没有渠道，靠的就是成本优势。如果连成本优势都没有了，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加薪后的第二天，企业的老板就飞往华中腹地，发现那里的工资水平还相对较低，当地政府也打出“产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的口号。不多久，王二和工友们就接到通知，企业要整体搬迁，愿意跟着走的需要重新签合同，工资水平比照迁入地的水平，基本上相当于对半砍。不愿意走的，拿一个月的工资，自寻出路。王二对两个选择都不喜欢，跟着企业走，工资水平比罢工之前还要更低，虽然生活费用也低不少；不跟企业走，也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王二后来在当地一家类似的企业找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工资和罢工前一样。老板很坦诚地对王二说：你要是想要更高的工资，那还是找别的公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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