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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货膨胀发生、货币政策似乎又没法立刻兑现的时候，价格干预就成了政府的一个选择。这种政策的思维很简单，通货膨胀就是涨价，不让涨价不就行了？但这样的政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价格管制不能改变“过多货币追逐少量商品”的现实。《集市中的“君子协议”和价格干预》就是在论述价格干预很难成为有效应对通货膨胀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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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其实和汇率政策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严格说，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体的，不能把货币和汇率分开谈。《王二打酱油、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灵感来自一段时间不少人去香港采购生活日用品的事情，因为那边的东西似乎更便宜。但也恰恰是内地人去香港购物这件事情，很可能会导致香港的东西变贵，也就是发生通货膨胀。这篇文章想要说明的就是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取舍关系，而联系两者的则是著名的“一价定律”——同样的东西，在刨除运输和其他成本之后，在不同地方的价格应该不会总是存在很大差距。《王二兑酒和操纵汇率》说的则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其实是完全不可分割的，汇率政策会决定货币，货币政策反过来也会影响汇率。中美之间互相批评对方“操纵汇率”，双方都有合理的地方：中国确实直接绑住了汇率，而美国则是通过货币政策间接地影响汇率水平。《王二治水、堰塞湖和池子论》从另一个角度说了汇率政策——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很受热钱流入的影响，而对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则是驱动热钱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虽然可以通过政策来消除热钱流入的一些影响，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的“池子论”——用池子把热钱圈住，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流入是暂时的、短期的还是常年的。如果是常年的，光靠池子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积累的水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形下，消除热钱流入的根源，也就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就很关键了。而消除预期的一种方式，就是调整我们的汇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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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收粮和货币政策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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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个粮库的负责人，他的工作职责很简单，但是却很重要：完成国家交给的粮食收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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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在这个粮库已经工作多年。早些年的时候，从农民手里收粮食相当简单。那个时候没有自由市场，没有私人粮贩，也没有什么使用粮食的副业，简单地说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粮食市场。每到收粮食的季节，王二只需要让手下的人把磅秤往粮库门口一架，农民就会很“踊跃”地把粮食卖给国家——不卖给国家就只能把粮食堆在家里。那个时候想要知道哪里有粮食也比较简单，不在国家手里，就在农民手里。如果有时候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出现了困难，王二只要让工作人员去农民家里坐坐，动员一下，粮食也就收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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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情况就不一样了。先是有了自由市场，后来又出现了私人粮贩和各种使用粮食的副业。从此，农民不一定要把粮食都卖给国家，方便的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懒得费力气的可以把粮食直接卖给上门的粮贩，有时候打下的粮食可能直接就给附近的食品厂收走，王二的工作变得困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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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粮食收购价是国家统一定的，王二在价格上没有任何决定权，没法在价格上灵活。为了保证完成收购任务，王二和粮库的工作人员只能每年在粮食收购季节开始之前就往农民家里跑，做农民的工作，希望能够说服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这些工作不能说是完全徒劳的，只是最终的结果总体上还是取决于国家定的粮食收购价。如果收购价定得和当年的市价差不多或者稍高，王二完成任务就不那么费劲。但如果定得低了，粮食就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流转到民间而不会到国家手里。粮食收不上来的时候，王二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再到农民家里找粮食，农民手里的粮食可能早就卖给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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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止是王二一个粮库的问题，各地的粮库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有人出主意，主要是因为有“别人”在买粮，所以国家的粮库收不到粮食，把这些“别人”给禁了不就行了，特别是私人粮贩。于是一个又一个规定开始出现，开始打击私人粮贩。只是市场已经在那里，阻止市场的交易谈何容易？抓几个“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秩序”的人容易，改变市场的自发规律是很难的。王二心里也明白，收不上粮食不是粮贩导致的，而是价格没定对，如果价格定对了，他的工作根本不会那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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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货币政策当然比收购粮食复杂多了，把货币政策和收购粮食作类比显然是不合适的。但中国基于数量而非价格的货币调控方式，正在中国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遭受和王二收粮类似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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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的金融体系很简单，几家国有银行基本上就是整个金融体系。这些银行提供的服务也不复杂，就是存款和贷款。人民银行想要进行货币调控也十分容易，设定一个贷款增长的目标，然后让商业银行执行就可以了。贷款投放得快了或者慢了，人民银行稍微作点窗口指导也就可以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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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银行多了，提供的金融产品也多了，还出现了各种合法的、灰色的和不合法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当铺和地下钱庄，还有最近突然引起监管机构高度重视的信托公司。市场结构也变得丰富了，不仅银行在吸收和配置储蓄，股市、债市和很多民间的渠道都在吸收和配置储蓄，一些高调曝光的非法集资案当然存在欺诈的问题，但不少民间的“非法集资”不过是不通过正规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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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人民银行以货币数量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正在并将越来越多地面对两个艰难的问题：一是钱在哪里？二是怎么有效控制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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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钱在哪里是很容易确定的，就像过去的王二知道粮食不在农民手里就在国家手里一样。以前，就那么几家银行，就存款和贷款那么几款简单的金融产品，把几家银行的账本一加，再匡算一下流通中的现金，货币总量就出来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这样了，而且会越来越不这样。不去说很难统计的民间金融的规模，这些民间金融在从事不少银行的业务，因此也在影响着市场里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总量，但却不完全反映在统计的数字里，就连正规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一度被叫停的“银信合作”中的不少就属于表外业务，也不能完全反映在货币总量的统计里面。人民银行当然可以加强统计力量，及时追踪各种变化，但传统的货币总量越来越不能反映市场里实际的货币条件，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这只能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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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不知道钱在哪里只是一个小问题，那以数量方式调控货币政策的方式将会越来越受到挑战则是一个大问题。王二过去到农民家里坐坐，就能把未完成的收购任务完成，人民银行也是一样，给几个银行打个电话，就能把货币供应给提上去或者压下来。现在已经不完全是这样了，而且会越来越不这样。现在的货币创造不完全是通过银行存款和贷款的方式出现的，你可以让银行控制贷款，银行也会照办，但是银行的表外业务会在一夜之间膨胀起来。你可以叫停表外业务，但是债市可能会因此变得火暴，因为一些企业也可以从那里融资。你可以挤压债市的规模，提高发债的条件，最后不受你控制的民间金融、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就开始膨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各种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会让直接调控数量的手法变得越来越困难。你控制住了东边的数量，西边的数量又上来了，东西两边你都摁住了，北边可能又会出事。你要是控制得太死了，最后就全部转到民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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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整价格，也就是通过利率调节来控制货币政策，则不会遭受类似的问题。利率一旦提高，所有的市场，无论是合法的、灰色的还是非法的，都会受到影响。就像王二，不管市场上有多少粮贩子，合法的或者非法的，只要王二把粮食的收购价格提到合理的水平，他就能收到粮食。如果人民银行把利率升到一个合适的水平，那就能有效地收紧货币，不管这种供应是通过银行的贷款、表外业务还是通过其他渠道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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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得说，从数量控制到价格调节的货币政策，中国还有不少的路要走，不是一夜之间加息就能实现理想的结果的。中国还没有成熟的银行间市场和利率结构，中国的金融体系里还存在结构性的流动性过剩，中国还远没有实现利率和其他金融产品定价的市场化，这些都会让调整利率不会一下成为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但现实是清楚的，数量控制会越来越困难，价格调节会越来越必要，早一点为从数量到价格的过渡作好心理、制度和技术上的准备，这是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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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和面、数量宽松和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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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一直爱吃面食。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厨房里转悠，慢慢地，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做面食的好把式。但凡做面食，都得从和面开始。和面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讲究的就是水和面的比例得适量。即使像王二这样做面食的好手，也并不总能一次就找对比例的，最后还是得靠“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这一和面的不二法门一点点试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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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王二家里来了客人，还是赶着饭点来的。王二心想，包顿饺子吧，又简单又好吃。碰巧的是，家里的面快用完了。王二急着张罗饭，干脆一下把全部的面都倒进了面盆。接下来的和面可把王二弄惨了。开始加水怕加多，只能一点点加，结果面怎么都揉不起来。后来弄烦了，又有人等着吃饭，王二就凭着感觉一次加了一大碗水。这下可好，面一下就稀了。要是在平时，可以加点面解决问题，可这会儿碰巧就是没面了。事情的结果是，本来应该是包一顿饺子的，最后只能做成了肉丸面疙瘩汤。王二的客人也觉得挺奇怪：王二有肉有面不包饺子，做什么面疙瘩汤，这也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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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与和面是很难有任何共性的，但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面对的问题却和王二和面时碰到的问题非常类似：面没有了，只能加水。水加少了，面就和不起来，还有几百万失业人口等着吃饭；水加多了，一顿饺子就可能变成面疙瘩汤。这件事情，翻译成更精确一点的语言就是，美联储最经常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短期利率（联邦基准利率），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已经调节到了极点，也就是零。之后美联储能做的，就是所谓的数量宽松，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印票子的方式来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刺激疲软的美国经济。但数量宽松是一种非常粗糙的调控货币政策的方法。注入的数量少了，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注入的数量大了，通胀和资产泡沫就来了。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里，这种政策更会有全球性后果。美联储注入的流动性未必最后能流到它所希望的地方，最后反而变成了热钱流向其他国家。这就好像王二看着自己手里面盆的面粉觉得水不够，但最后却把水加到了另一个已经变成面汤的面盆里。总而言之，数量宽松面对的现实难题是：美联储并不知道该印多少票子才合适，同时并不能保证印的票子不大量流向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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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点背景，数量宽松这个名词也许是美联储的创新，但这个政策本身并不是什么创新。相反，这是相当传统的货币政策。在整个货币史上的绝大多数时候，货币政策都是通过调节数量来进行的。从调节数量到调节价格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被当做一种进步，原因之一恰恰就是因为价格调节比起数量调节而言更精确。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全球化，货币数量已经越来越变成一种没法精确预测和没法精确控制，从而没法作为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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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选择数量宽松，从其自身的角度说是万般无奈之举，因为降息已经降到无处可降。但从全球很多中央银行家和金融人士对数量宽松不算正面的反应也可以看出，这即使是正确的药方，也是一个副作用可能很大的药方，而且承受副作用的国家极有可能不是美国。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官方对美联储新一轮数量宽松政策作出的负面评价完全合理。但这也提醒我们自己一点：中国多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工具，恰恰就是货币数量，我们在批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货币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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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希望刺激经济的时候，中国货币政策的第一选择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正在批评的数量宽松。这种数量宽松在2009年的天量信贷增长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如果稍微有点记忆的人，中国数量宽松的历史可以一直回溯到至少20世纪80年代。和美联储一样，中国的数量宽松一样面临着两个问题：发行多少货币才算合适和怎样才能保证钱流到需要的地方而不流到不需要的地方。第一个问题恐怕永远都不会有正确的答案，而且越来越不会有正确的答案，原因就是合适的货币数量在一个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货币需求越来越没有稳定性的世界里几乎是不可能预测的。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各种针对具体行业、具体地区、具体银行和具体时点的微观行政调控。新能源行业，鼓励，可以贷款；钢铁厂，不鼓励，不可以贷款；第一套房，自住，可以贷款；第二套房，投机，不可以贷款；西部，要开发，可以贷款；东部，过热，不可以贷款；3月，还有信贷配额，可以贷款；11月，年度配额已经用完，不可以贷款；A银行，投放贷款稳健，可以继续贷款；B银行，上半年投放贷款过度，不可以继续贷款。不少人把所有这些解读成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政府必须进行干预的理由。但实质上，这应该更是政府不得不对货币数量这种越来越显粗糙的货币政策作出的不得已补救。到了货币政策开始收紧的周期，新的矛盾又会出现：究竟切断谁的贷款？如果允许利率合理地收紧，这一问题本应该是通过市场来回答的。但在当前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下，这件事情最后恐怕还是要由政府机构来回答，而那些不必要的一刀切恐怕很难避免。虽然在宏观尺度上，这种做法造成的损失可能并不显然，但在微观尺度造成的浪费则会相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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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会说，美联储的数量宽松会给全球带来问题，而中国的数量宽松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因此完全不是一码事。没错，但这种差别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数量宽松就比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更好，而只是因为美元是一个国际货币而人民币目前还不是。两种数量宽松造成的问题是类似的，只是影响的范围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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