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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过劳和中国经济悠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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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人。一个任务分配下来，王二能连续几个月都耗在上面。有时候连续好几天不睡觉，实在太累了，倒头靠一会儿又起来继续干。吃饭是越简单越省时间越好，胡乱吃几口就对付了。正因为如此，王二总是能比别人更早、更好地完成任务，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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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个刻苦投入的人，是没有太多理由谴责他的成功的。事实上，王二的成功恐怕是很多人都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普通人，大概甚至都不会羡慕王二的成功，因为这样的成功来得实在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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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怕只是次要的，一个人愿意付出辛苦而获得成功，无可非议。但关键的问题是，王二这样玩命工作，不可逆转地损害了王二的健康。王二的工作方式是不可能让他健康工作几十年的。现在拼的是年轻，过不了几年就会是一身病，到那时，不要说拼命，就连一般的工作恐怕也不能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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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特别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相信，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证明，中国的增长模式是正确的。他们会指出：别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一片狼藉，中国2009年的增长率是9.2%，2010年的增长率则为10.4%，可不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通胀是有点高，能耗有点下不来，收入分配差距有点大，内需还是有点弱，环境有点恶化，但是瑕不掩瑜，中国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在整体上还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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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把话说得很明白：中国的经济成功确实是毋庸置疑的。其实中国已经不用去证明自己经济上的成功，全世界都承认。中国在后危机时代面临的最大命题是：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功能不能在未来被复制，能不能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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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30多年了，让问上面问题的人不得不担心，这个问题是不是杞人忧天。但是，这30年来的增长源泉并不总是一样的。开始是来自农村的改革，然后是乡镇企业的兴起、价格的放开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最近这些年的增长主要来自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的进程，通俗地讲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如果仔细地看，中国前20年的增长和最近10年的增长是有区别的：前20年的主要源泉是来自自身的改革，而最近5~10年则来自一个更大的全球舞台。这不是说最近10年没有改革，比如说，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是在这10年里做成的，很不容易。但总的来说，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增长是在一个既定模式下的不断做大。很多人的态度也变了：之前是改革才是出路，改革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是，增长才是出路，增长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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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这些微妙的变化，才让前面的问题变得格外重要。当我们觉得改革才是出路的时候，增长的可持续性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改革就能释放生产力和创造力，就能让增长继续下去。但当增长本身是靠外部需求拉动的时候，靠的是把现有的模式成倍放大的时候，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成为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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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外部的需求可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增长，从而支持中国的增长。这是个重要的命题，但不是本文关心的。另一层的含义是中国这种在乎增长的速度而忽略了增长基础的模式，从制度，到环境，到人，是不是可以持续的？而且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明年或者后年的，而是关于未来10年、20年的。这个问题至为关键的原因是，我们今日用来证明我们成功的理由，也许恰恰显示了我们的远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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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吧。2010年的增长数据漂亮极了，10.4％。但是，这背后5.6%是来自投资。这如果没让你觉得有什么不妥的话，我们可以回到2009年，那年的增长是9.2%，而8.8%是来自投资。知道信贷数据的人大概不会对这些数据感到惊讶，2009年新增贷款是96000亿元人民币，2010年是79000亿元，这还不包括数量难以统计的银行表外业务。换句话说，这两年我们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投资，而且拉动投资的动力是信贷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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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增长也许可以让很多人觉得挺好。可问题是，靠信贷拉动投资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不但不解决经济中的真正矛盾，而且把现有的矛盾在更大的尺度上放大。你不可能通过贷款和浇灌混凝土就把经济里的问题解决，相反，我们通过在现有的模式上走得更远，把问题的解决也推得更远，解决起来也会变得更困难。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人告诉王二，你这样玩命，肯定不行的。王二不服，由过去每晚睡3个小时，变成每晚睡1个小时，然后更加提前完成任务。然后反问道：谁说我不行，我现在比过去更高产了。可是王二完全搞错了。他的问题不是他不够高产，他早就不用证明他的高产了，他的问题是他能坚持多久。他的问题不是当前的问题，而是未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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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的可持续性问题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环境已经脆弱到极点；比如说，我们在消耗这个世界上将近一半的钢、一半的煤、60％的水泥，而且需求还在快速增长。有些可持续性问题则更加深层次一点：为什么高增长同时伴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为什么高增长不伴随着很多人收入的高增长？为什么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为什么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始终存在？为什么幸福感在下降？这些问题，我在本章的《王二熬夜、GDP至上和结构扭曲》给出了一个我的解读，那就是我们存在巨大的结构扭曲和价格扭曲，而且彼此互相加强，上面的现象只是不同的症状而已。我的解读是不是正确不重要，但这些现象至少提醒我们，现在的这种增长模式是让很多人感到不满意的，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增长模式很难说是可以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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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二，他需要做的恐怕是稍微悠着点，然后好好想想自己要的是什么？如果短期的成功不是王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目的，那他就需要重新调整工作和健康的关系、工作和家庭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王二的工作表现也许会稍微有点下降，也许不会像之前那么高产，但30年、50年后，有谁会在意一年两年的表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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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也是如此，需要悠着点。如果我们的增长变成了一个更平衡的增长，分配更合理的增长，更创造就业的增长，更保护环境的增长，最终更有幸福感的增长，那谁会在乎我们的增速是6%~7%，而不是9%~10%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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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种转变并不容易，要担风险，要得罪利益集团，要离开我们熟悉的拉动经济的模式。这些本就是转变的应有之义，我们在过去的哪一次改革不是如此？但请记住，不实现这种转变则不是一个选择。王二可以假装自己可以无限期地玩命下去，可惜事实是，他不可能无限期地玩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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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装修和经济转型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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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住在一个挺舒服但有点老旧的房子里，墙饰、灯具、家具、卫浴设备、水管、电线都是10来年前的水平，虽然现在都能用，但是已经开始过时。再过几年，这些东西可能就彻底跟不上时代了。王二想了想，决定花点钱，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赶上潮流。王二找人来看了看房子，做好了设计方案，效果图看上去很满意。于是请好了包工队，这就准备开始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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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工人们到了王二家。工人按着图纸，抡起大锤，就向一面墙砸去。只砸了一下，王二就给喊住了：你这么砸，不就把这一面好好的墙给砸坏了吗？工人说：是啊，按照新的设计，这面墙就得砸掉啊。王二说：好好一面墙，砸了怪可惜的。你先别动这面墙了，先干别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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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工人就开始撬地板，还没撬，王二就说：等等，好好的地板，你这是干什么？工人说：您不是要换实木地板吗？这复合地板当然得先撬了。王二说：先别撬了，这地板好好的，撬了太可惜。你们就先去搞卫生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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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到了卫生间，抡着大锤就砸瓷砖，王二很愤怒地跑过去制止：会不会干活啊？你们到我这里到底是装修的还是搞破坏来了？怎么见什么都砸啊？工人很无奈地看着王二：王先生，这不把旧的东西砸了，我们怎么装修啊？您要是看您原来的东西挺好，那就别装修了，继续住着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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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焦虑的年代，生活在一个令人焦虑的国度。这里说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褒义词。过去几千年，技术和社会都是在用蜗牛般的速度发展，让一个人可以从容地面对这种发展和变动，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技术并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相对稳定。这一历史常态最终被工业革命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终于快于了个人的寿命，让所有的人几乎都可以预期，自己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将会和自己生活得很不一样。而中国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同时发生的信息革命，则更是将这种用一两代人完成的过程浓缩在1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发生。快速的变化才是这个国度的常态，变化在带来机会的同时也让人感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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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因为变化不是无痛的。变化既是进步，又往往是破坏性的。回想一下中国改革的过程，打破铁饭碗，乡镇企业兴起又衰落，国有企业全面亏损后抓大放小地进行改制，数百万千万的国企职工下岗，之后是数以万计的农民工进城挣钱，留下身后妻儿老小承担家庭的重担。这些过程，从痛苦程度说，经历过的人恐怕只能说“苦不堪言”，整件事情一点都不美好浪漫。但这些痛苦转变留下的是一个充满了活力和竞争力的中国经济。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能找到中国制造，就是这种竞争力的一种明证。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那时从政策界到学界到普通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一旦加入世贸，国外企业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然后把本土企业杀得片甲不留。但事实上发生的几乎是完全反过来，中国不但没有被外国企业征服，反而是中国制造开始在全球攻城略地。我走过好几个国家，那里的制造业原本往往是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被中国完全扫荡。我有时候会跟那些国家的人介绍中国的改革过程。我只是想提醒他们，中国的竞争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曾经有一大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如果没有被抓大放小，没有被改制，那今天的命运也许会是反过来的。中国的竞争力是通过付出痛苦的代价才换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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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来年之后，中国今天的经济就有点像王二家的房子。上一次装修，也就是重大改革和转型，已经是十几年前。如今这个经济增长的势头仍然良好，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十几年前形成的增长格局，也就是低端出口的扩张性增长，已经不可能无限期地成为拉动经济的源泉。中国的出口受到两方面的夹击：一是扩张越来越困难，因为在很多行业中国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二是挣钱越来越困难，因为附加值低且又有竞争。这些事情必然意味着，和先前不少国家经历过的一样，中国的出口行业需要产业升级，然后大量从事低端加工业的劳动力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需要寻找新的工作，这个工作未必会在制造业，而是会在服务业。请不要觉得这是坏事，不向更能赚钱的行业走是不可能变得更富裕的，对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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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历史能有任何启示，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型过程不会是无痛的。不会是一个衬衫厂的老板一觉醒来，觉得造数控机床更有前途，于是开个会，第二天这个工厂就开始生产数控机床了。更可能的过程是，这个衬衫厂的老板挣得越来越少，最后开始亏损，然后企业倒闭关门，企业的雇员被抛向社会自寻生路。然后这些人发现做衬衫的工作越来越难找，最后只能去学做别的东西。换句话说，转型不是在电脑上看效果图，是要真的动大锤，砸烂旧的东西，新的东西才能出来的。像王二那样舍不得旧的东西，无论因为什么理由，结果很可能就是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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