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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后果是，中国开始对其他国家，甚至有些远隔万里的国家，产生很深远的影响。《王二择业、中国的尴尬和巴西的烦恼》写于我的第一次巴西之旅之后。在那里的印象是，尽管巴西经济从中国的增长中得益巨大，但是不少巴西人似乎又对中国很有意见。这篇文章主要是描述我听到、看到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巴西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中国的影响下发生很大变化的国家，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我们必须要能理解这一点，不能因为别人的经济得益于我们而忽略可能的负面影响和其引发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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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已经毫无疑问是20国集团中最为主要的两个国家。这不仅因为它们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也因为这两个经济体是全球失衡中的两大主角。《王二的节俭、李四的挥霍和中美再平衡》解释了什么是全球失衡和全球再平衡，分析了20国集团决议对中美的含义。我个人的看法是最后的决议其实对中国更有利，但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失衡中所处的位置要比美国优越一点：我们是放债的，美国是借债的。文章最后想要强调的是，在看清了全球失衡的实质之后，实现全球再平衡其实是一件对中国更有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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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春天以来，原本似乎已经结束的全球危机，因为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又重新开始威胁全球。《王二减肥与欧洲债务危机》写于2010年的5月，那个时候希腊成为欧元区第一个需要向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的欧元区国家。那篇文章很悲观地指出了希腊所面临的困境：持续地削减开支是十分困难的。当然，这只是希腊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后来，希腊的情况越来越恶化。到此书成稿之时，希腊的债务危机何去何从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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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加深，各种新颖的拯救方案也开始不断被人提出。《王二缉毒和债务赎回》就是针对其中的“债务赎回”方案。债务赎回是一个听起来有道理，似乎可以事半功倍的方案。但这篇文章想要论证的是，这样的方案并不可行。这里面其实还蕴涵着一个更大的主题：想要人为地去扭转市场的结果，这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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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辩解和中国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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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个爱辩论的人。他有个特点，就是对所有的事情他都试图反驳别人的观点，并给出自己的解释，但却不太在意自己给的解释是不是自相矛盾，于是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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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王二长胖了，有人就问王二：你长胖了是不是因为吃得太多导致的？王二不是很喜欢这个问题，觉得影射自己吃得多，于是回答说：这两件事情未必有必然联系。人的胖瘦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有先天的，有环境的，饮食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有人吃得多未必胖，有人不怎么吃一样很胖。我本人18岁那会儿，每天能吃下一头牛，照样瘦得跟竹竿一样。所以众多的事实证明，包括我本人的亲身经历，我长胖和吃得太多未必是有必然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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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立刻就有人问了另外一个问题：那请问如果你每天都饿肚子会有什么结果？王二还是不喜欢这个问题，觉得还是影射自己吃得多，于是回答道：饿肚子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生活模式，会导致营养不良，身体虚弱，体重骤减，这样的生活方式我非常不推荐。那人立刻追问道：所以，少吃还是可以减肥的。王二立刻反驳：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人的胖瘦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有先天的，有环境的，饮食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你还要我怎么讲清楚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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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村里的人很不厚道地讥笑王二太节省，对这样的讥笑本来一笑了之就行，王二硬要说个所以然来：我们家情况和你们的很不一样，我家里有3个孩子，今后上学都要花钱，现在不存钱不行。不要说现在，在孩子上学之前，我一直都要存钱。后来有一天，有人看见王二去银行取钱，觉得很好奇：你怎么变成取钱不存钱了？这件事情本来也挺简单，就是月头手上的钱不够了，取点钱等月尾发工资就又存上了。王二偏偏觉得要找回场子：事实证明，你们过去说我爱存钱，根本就没有很强的根据。我一直是有存有取。所以，以后不要老是说我爱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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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因为这些特点，导致了最后无论他说什么，别人都不是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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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会议，到会的大部分都是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还有一些游说团体以及政府官员。其中一位专家的发言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温总理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对这件事情的描述用的是下面这些语言……而去年他在描述同样的问题时用的是这样的语言……他具体讨论的问题并不重要，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吸引眼球的问题，重要的是这个细节：在大洋对岸，是有人在一字一句读《政府工作报告》的，而且还在关注语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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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细节有趣？这件事情的背景是，最近这些年，外界对中国的关注是在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纽约时报》一个星期能有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就不错了，现在一天没有都很奇怪。对中国的关注，也由过去相对集中于政治领域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领域和经济政策。这些媒体报道的方式一般是，他们会了解基本的事实，然后采访专家来解读这些事实，最后他们会把事实和观点组织成一个故事。那些会一字一句读《政府工作报告》的美国专家们，显然是这些解读的重要来源。请不要小看这些媒体和专家。在中国国内，《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恐怕还没有一张地方报纸的影响力大，绝大多数国人也许都不会去读英文的报道；而在全球范围内，靠读《中国日报》来了解中国的人则是极少数，这些主流的英文媒体是他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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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关注，给定会有人一字一句地读中国官方的任何表态，给定这些主流英文媒体几乎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之外的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然后再给定这些媒体绝对不会你说什么它就报道什么（看看他们报道自己总统的方式就可见一斑），你就得意识到，任何的官方观点、解释和理由都会被放在放大镜下反复推敲。这必然意味着，如果中国官方要对一件事情给出观点，作出解释，那就必须经得起推敲。但在一些时候，中国还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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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在国际场合中国最受挤兑的两件事情为例：汇率和顺差。中国对汇率升值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担心无疑是十分合理的：升值会影响出口，从而影响就业和增长。这个理由并不意味着别人就真的会被说服，别人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捍卫，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合理且说得过去的理由。但为了试图摆脱汇率这个不可能被摆脱的议题，中国给出了更强的观点。一是国际收支平衡受到很多因素决定，汇率升值未必能减少顺差。中国在2005~2008年之间升值了不少，最后顺差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就是明证。二是升值会导致中国出口遭遇严重影响，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这两个理由单独地看也许都还有合理的地方，但放在一起就变得很奇怪。第一个观点基本是在说，汇率不重要，别的东西更重要；第二个观点则是在说，汇率非常重要，极度重要。请注意，一个国家的政府捍卫一个国家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它们的职责之一，所有人都能理解。但是，如果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给出了可能会自相矛盾的理由，那是自己帮自己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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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顺差的问题也是一样。中国经常强调中国的顺差是因为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比如说中国的贸易中有很多加工贸易，比如说国际产业分工，中国恰巧就分在了制造业，因此在这些结构性原因消除之前，中国的顺差会一直存在。这些理由存在商量的余地，但也有合理的成分。但如果真的相信这个理由，那就千万不要在短期的顺差减少甚至逆转上做太多文章。毕竟，我们自己说了，中国的顺差是结构性原因导致的，结构性的东西不是一两年就能变过来的。但是，我们又忍不住地一次又一次宣布：中国的顺差持续降低，而且还会继续减少，毕竟这两年的顺差数字看起来不错。但是，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在宣布顺差能被降低的时候就已经弱化了“结构性”顺差的理论。如果顺差出现反弹，这看起来不能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就彻底让我们所有的理由看起来都变得站不住脚。当我们弱化了自己的理由时，那就是给别人帮忙，别人会说：你看，你过去说的都不对，汇率低估才是真正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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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在事实上被动地接受国际媒体的舆论监督，这些监督会转化为在各种国际场合对中国的压力，有时候这些压力是好事，有些时候则未必。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希望真正捍卫中国的利益，这其实是应该的，那就需要格外小心地捍卫利益的方式。保持具有一致性的解释、避免自相矛盾怕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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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当村官和中国责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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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是村里最大的人家，整个村子五分之一的人都姓王，王二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王家虽然人多，但过去并不太热衷参与村里的事务。以前王家穷，一家人忙活一年，能把肚子填饱就不错了，没有太多工夫关心村里的其他事情。而村里的事情一直是大户梅家和欧家主持，什么调解邻里纠纷、修订村规民约之类的事情，都是这两家拿主意，村里要办什么大事，也主要是这两家主持。虽说梅家和欧家有时拉偏架，制定的规则又经常向着自己，但王家自顾自种地，大多时候井水不犯河水，也就这么对付着过去了。也有好几次，邻里们鼓励王家出头，王家也这么做了。怎奈王家好几代都没出过村官，玩不转官场那一套，根本不知道怎么跟梅家和欧家周旋。有时候搞得脸红脖子粗，拍桌子掀茶几，效果也并不见好。而且，梅家和欧家表面客气，心里其实还是没把王家当回事，时常是看似王家也坐在台面上，最后事情还是梅家和欧家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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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王家这些年富了不少，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大户。王家出一趟门，能堵塞半个村子的交通；王家包一次饺子，能买光村里菜市上的大白菜、肉和面，而且王家现在是隔三差五就包一次饺子；王家的大灶生一次火，半个村子都呛着烟。王家虽然还是秉承着把自己的事情管好的原则，但王家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可避免地对整个村子产生影响。梅家与欧家也意识到，不可能再撇开王家。于是就劝王二出山当个村官，因为王家有责任和梅家和欧家一起把村里的事情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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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有点心存疑虑。过去的经历不算愉快，现在让王二出来当村官，说得好听是一起管理村里事务，但重点似乎是在责任二字上。万一村里什么事情都让王家出钱出力，当村官岂不成了当冤大头？还是不要出头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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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王二面对的真正问题不光是谁来担负责任，更是谁来制定规则。最终，责任的大小是根据规则来的。如果王二不参与规则的制定，那随着王家越来越大，王家的责任会有不成比例放大的风险。如果王二现在还不当村官，继续让梅家和欧家来定规矩，王家也许只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因此，王二希望通过不当村官来回避的想法是有问题的，避得过初一，避不过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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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是一件人类社会在过去数百年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一个无论从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开放程度，还是制度环境说，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度，却因为总量的巨大，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成为在很多国际领域都无法忽视的力量。一直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持有的态度始终是同时强调这两件事情：讲权利的时候，强调我们的总量巨大；讲义务的时候，强调我们的人均很小。这是一种谨慎的方式，但却完全未必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方式。当中国已经在生产世界上一半的钢，消耗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煤，已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手上握有的天量外汇储备已经足以让任何一个金融市场都不得不关注中国的举动，中国的大手笔投资遍及从非洲沙漠到亚马逊雨林到太平洋岛国的每一个角落，中国还想要躲在“发展中国家”的名分之后，而不去面对中国已经无法回避的全球影响力和必然与之相对应的“责任”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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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这是需要被定义的。在这件事情上，中国的发言权还有限，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还没有真正参与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这里面一些是历史决定的，一些是能力和心态问题，一些则是有意回避，回避的原因恰恰是怕担责任。但如果规则是别人定的，那权利和责任的范围也就是别人来定。不难理解，别人定的游戏规则很少会为中国的情况着想。中国可以抗议“不公正”和“不合理”，中国可以为“不被理解”和“缺乏沟通”感到委屈，中国甚至可以怀疑别人“居心不良”，但在没有替代规则出现之前，中国所做的也仅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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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存在的一种误解是，中国拥有否决权，所以让别人来制定规则也无妨，不同意的时候中国否决就行了。没错，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法定的否决权，在一些多边问题上有隐含的否决权，而且中国现在否决多边议程的能力越来越大。但仅仅是否决和建设性地参与规则的制定是完全不同的。否决，能否决掉对中国不利的东西，但却几乎永远否决不出一个对中国有利的结果，否决也不会为中国赢得多少朋友。最后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有多成功的不是这个国家否决了多少提案，而是这个国家推动了多少提案。中国确实可以说“不”，但中国不能只会说“不”。另外一种误解是，我们对那些不喜欢的东西不去理睬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别人制定什么规则，怎么说我们。对不起，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一样，已经不可能孤立地发展。恰恰相反，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去理睬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只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所有不利于中国的言论、看法和规则，如果持续下去，迟早会变成不利于中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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