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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会议，到会的大部分都是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还有一些游说团体以及政府官员。其中一位专家的发言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温总理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对这件事情的描述用的是下面这些语言……而去年他在描述同样的问题时用的是这样的语言……他具体讨论的问题并不重要，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吸引眼球的问题，重要的是这个细节：在大洋对岸，是有人在一字一句读《政府工作报告》的，而且还在关注语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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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细节有趣？这件事情的背景是，最近这些年，外界对中国的关注是在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纽约时报》一个星期能有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就不错了，现在一天没有都很奇怪。对中国的关注，也由过去相对集中于政治领域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领域和经济政策。这些媒体报道的方式一般是，他们会了解基本的事实，然后采访专家来解读这些事实，最后他们会把事实和观点组织成一个故事。那些会一字一句读《政府工作报告》的美国专家们，显然是这些解读的重要来源。请不要小看这些媒体和专家。在中国国内，《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恐怕还没有一张地方报纸的影响力大，绝大多数国人也许都不会去读英文的报道；而在全球范围内，靠读《中国日报》来了解中国的人则是极少数，这些主流的英文媒体是他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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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关注，给定会有人一字一句地读中国官方的任何表态，给定这些主流英文媒体几乎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之外的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然后再给定这些媒体绝对不会你说什么它就报道什么（看看他们报道自己总统的方式就可见一斑），你就得意识到，任何的官方观点、解释和理由都会被放在放大镜下反复推敲。这必然意味着，如果中国官方要对一件事情给出观点，作出解释，那就必须经得起推敲。但在一些时候，中国还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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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在国际场合中国最受挤兑的两件事情为例：汇率和顺差。中国对汇率升值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担心无疑是十分合理的：升值会影响出口，从而影响就业和增长。这个理由并不意味着别人就真的会被说服，别人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捍卫，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合理且说得过去的理由。但为了试图摆脱汇率这个不可能被摆脱的议题，中国给出了更强的观点。一是国际收支平衡受到很多因素决定，汇率升值未必能减少顺差。中国在2005~2008年之间升值了不少，最后顺差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就是明证。二是升值会导致中国出口遭遇严重影响，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这两个理由单独地看也许都还有合理的地方，但放在一起就变得很奇怪。第一个观点基本是在说，汇率不重要，别的东西更重要；第二个观点则是在说，汇率非常重要，极度重要。请注意，一个国家的政府捍卫一个国家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它们的职责之一，所有人都能理解。但是，如果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给出了可能会自相矛盾的理由，那是自己帮自己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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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顺差的问题也是一样。中国经常强调中国的顺差是因为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比如说中国的贸易中有很多加工贸易，比如说国际产业分工，中国恰巧就分在了制造业，因此在这些结构性原因消除之前，中国的顺差会一直存在。这些理由存在商量的余地，但也有合理的成分。但如果真的相信这个理由，那就千万不要在短期的顺差减少甚至逆转上做太多文章。毕竟，我们自己说了，中国的顺差是结构性原因导致的，结构性的东西不是一两年就能变过来的。但是，我们又忍不住地一次又一次宣布：中国的顺差持续降低，而且还会继续减少，毕竟这两年的顺差数字看起来不错。但是，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在宣布顺差能被降低的时候就已经弱化了“结构性”顺差的理论。如果顺差出现反弹，这看起来不能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就彻底让我们所有的理由看起来都变得站不住脚。当我们弱化了自己的理由时，那就是给别人帮忙，别人会说：你看，你过去说的都不对，汇率低估才是真正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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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在事实上被动地接受国际媒体的舆论监督，这些监督会转化为在各种国际场合对中国的压力，有时候这些压力是好事，有些时候则未必。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希望真正捍卫中国的利益，这其实是应该的，那就需要格外小心地捍卫利益的方式。保持具有一致性的解释、避免自相矛盾怕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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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当村官和中国责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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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是村里最大的人家，整个村子五分之一的人都姓王，王二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王家虽然人多，但过去并不太热衷参与村里的事务。以前王家穷，一家人忙活一年，能把肚子填饱就不错了，没有太多工夫关心村里的其他事情。而村里的事情一直是大户梅家和欧家主持，什么调解邻里纠纷、修订村规民约之类的事情，都是这两家拿主意，村里要办什么大事，也主要是这两家主持。虽说梅家和欧家有时拉偏架，制定的规则又经常向着自己，但王家自顾自种地，大多时候井水不犯河水，也就这么对付着过去了。也有好几次，邻里们鼓励王家出头，王家也这么做了。怎奈王家好几代都没出过村官，玩不转官场那一套，根本不知道怎么跟梅家和欧家周旋。有时候搞得脸红脖子粗，拍桌子掀茶几，效果也并不见好。而且，梅家和欧家表面客气，心里其实还是没把王家当回事，时常是看似王家也坐在台面上，最后事情还是梅家和欧家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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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王家这些年富了不少，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大户。王家出一趟门，能堵塞半个村子的交通；王家包一次饺子，能买光村里菜市上的大白菜、肉和面，而且王家现在是隔三差五就包一次饺子；王家的大灶生一次火，半个村子都呛着烟。王家虽然还是秉承着把自己的事情管好的原则，但王家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可避免地对整个村子产生影响。梅家与欧家也意识到，不可能再撇开王家。于是就劝王二出山当个村官，因为王家有责任和梅家和欧家一起把村里的事情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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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有点心存疑虑。过去的经历不算愉快，现在让王二出来当村官，说得好听是一起管理村里事务，但重点似乎是在责任二字上。万一村里什么事情都让王家出钱出力，当村官岂不成了当冤大头？还是不要出头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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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王二面对的真正问题不光是谁来担负责任，更是谁来制定规则。最终，责任的大小是根据规则来的。如果王二不参与规则的制定，那随着王家越来越大，王家的责任会有不成比例放大的风险。如果王二现在还不当村官，继续让梅家和欧家来定规矩，王家也许只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因此，王二希望通过不当村官来回避的想法是有问题的，避得过初一，避不过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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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是一件人类社会在过去数百年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一个无论从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开放程度，还是制度环境说，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度，却因为总量的巨大，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成为在很多国际领域都无法忽视的力量。一直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持有的态度始终是同时强调这两件事情：讲权利的时候，强调我们的总量巨大；讲义务的时候，强调我们的人均很小。这是一种谨慎的方式，但却完全未必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方式。当中国已经在生产世界上一半的钢，消耗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煤，已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手上握有的天量外汇储备已经足以让任何一个金融市场都不得不关注中国的举动，中国的大手笔投资遍及从非洲沙漠到亚马逊雨林到太平洋岛国的每一个角落，中国还想要躲在“发展中国家”的名分之后，而不去面对中国已经无法回避的全球影响力和必然与之相对应的“责任”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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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这是需要被定义的。在这件事情上，中国的发言权还有限，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还没有真正参与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这里面一些是历史决定的，一些是能力和心态问题，一些则是有意回避，回避的原因恰恰是怕担责任。但如果规则是别人定的，那权利和责任的范围也就是别人来定。不难理解，别人定的游戏规则很少会为中国的情况着想。中国可以抗议“不公正”和“不合理”，中国可以为“不被理解”和“缺乏沟通”感到委屈，中国甚至可以怀疑别人“居心不良”，但在没有替代规则出现之前，中国所做的也仅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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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存在的一种误解是，中国拥有否决权，所以让别人来制定规则也无妨，不同意的时候中国否决就行了。没错，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法定的否决权，在一些多边问题上有隐含的否决权，而且中国现在否决多边议程的能力越来越大。但仅仅是否决和建设性地参与规则的制定是完全不同的。否决，能否决掉对中国不利的东西，但却几乎永远否决不出一个对中国有利的结果，否决也不会为中国赢得多少朋友。最后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有多成功的不是这个国家否决了多少提案，而是这个国家推动了多少提案。中国确实可以说“不”，但中国不能只会说“不”。另外一种误解是，我们对那些不喜欢的东西不去理睬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别人制定什么规则，怎么说我们。对不起，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一样，已经不可能孤立地发展。恰恰相反，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去理睬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只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所有不利于中国的言论、看法和规则，如果持续下去，迟早会变成不利于中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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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意识到的是，承担责任是获取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代价。说全球失衡中国有责任，可以，但中国就应该有权利指出全球最大的失衡国不是中国，解决全球失衡，最大的失衡国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说全球变暖中国有责任，可以，但中国就应该有权利一起决定怎么分配排放份额才公正合理；说中国在开发资源的过程中有责任保持非洲的可持续增长，可以，但中国就有权利指出之前非洲的贫穷和内战不是中国造成的，因此已有的开发非洲的模式也走不通，大家必须一起探索新的模式。对刚刚在国际舞台真正崭露头角的中国而言，承担责任和获得权利是同一个过程。没有国家会大公无私到把权利让渡给中国，却不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如果积极参与这个过程，才有机会争取到最有利的结果。中国如果被动地参与甚至回避这个过程，那最后责任还是别人说了算，该有的权利也未必能享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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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中国会越长越大，各种中国责任论只会越来越多。中国不能总像一个外人那样，站在边缘抱怨。是中国坐到台面上，争取自己的权利，参与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同时承担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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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择业、中国的尴尬和巴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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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祖祖辈辈都是铁匠，这是一个辛苦且没有太高社会地位的职业。王二的父亲从小就跟王二说：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做医生、做白领、做工程师，总之要选择一个好点的职业，千万别再靠打铁营生。不做铁匠，因此一直是王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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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世事变化很快。旁边钟家村这两年富了起来，村里家家户户都在盖房、装修，对各种铁制品需求特别大。作为方圆几十里手艺最好的铁匠铺，王家的生意好得不行。即便价格一直在涨，王家的铁匠铺也从来没有缺过顾客。王家很快就成了村里最富的家庭，王二的想法也开始有点动摇。王二觉得，村里那些出去做白领的，最后好像很辛苦却也挣不了什么大钱。如果当铁匠，挣钱挣得很容易，而且从小一直耳濡目染，上手肯定不会很难。这么一想，似乎是当铁匠更好。可是，铁匠确实不能算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且打铁这份手艺难免今后不会被机器取代。现在靠打铁挣钱确实好挣，但难免说这口饭能吃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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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正一反的两种想法让王二觉得很煎熬。他当然很享受现在富裕起来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其实是钟家村的功劳。但是他又觉得，是钟家村的需求让自己原本清晰的职业选择变得模糊，自己难道真的要沦为王家历史上又一个铁匠？他开始不知道是该喜欢，还是该讨厌那些钟家村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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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0年农历新年期间去了一趟拉丁美洲，第一站就是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拉美最大国家的巴西。这是一个仍然不算非常发达但很明显欣欣向荣的国度。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那种拥挤、繁忙、略微的凌乱和嘈杂，再加上交通拥堵和大气污染，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国内的大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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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圣保罗的当天，美国的财长盖特纳也在城里。盖特纳访问巴西的目的是“增进两国的经济联系”，并为计划中的奥巴马总统的巴西之行打前站。但从各种公开的报道和讲话看，在美巴经济会谈的会议室里，分明有一个不在场但又无处不在的国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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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美洲，美国原本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只是就在这两年，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国。便宜的中国货在悄然取代越来越贵的国产货，大量出现在巴西商店的货架上。巴西是个以吃牛肉为主的国度，但是这里不少人都知道中国人爱吃猪肉，因为他们知道从这里一船一船运往中国的大豆，最终的用途是作为猪饲料的。他们当然更知道中国的街道和他们的一样拥堵，知道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因为正是大洋另一边对钢铁的巨大需求，才让大洋这一边淡水河谷的巨大矿山昼夜不停地开采。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对巴西经济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个相对近的邻居。但问题是，中国的到来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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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作为一个资源异常丰富的国家，除了铁矿石和大豆，还刚刚发现了可以让巴西变成第二个沙特的巨大海底油田。然而这也使它不得不面对不少资源丰富国家都曾经遇到过的难题——荷兰病。荷兰病因荷兰而得名。荷兰在20世纪发现北海天然气田后，造成出口剧增，汇率升值，工资上升，通货膨胀，最终导致制造业的竞争力下降，从而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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