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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认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留意并思索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延续前面提到的三个例子，先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论证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私人利益与社会秩序可以并行不悖。在了解市场如何使社会凝聚在一起之后，亚当·斯密才讨论政府应该发挥的功能。第二个例子是经济大萧条之后出现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更是以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为其争论的焦点，从凯恩斯的论证市场不能自动调节，到新古典学派论证可预期的政策必然无效，到各方争论当前的金融大海啸后各国政策得失，这样的辩论到今天仍在继续之中。再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政策与市场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能因为外在条件和制度演变等复杂因素，而分别有其特殊贡献。中国经验被视为二十世纪经济奇迹，想要解释这个奇迹，就必须了解其中市场机制贡献的分量有多大，这是每一位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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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到：如何总结和预测中外社会重大变迁经验中市场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是掌握经济理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作为一位经济学者必须日夜寻思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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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所谈的“对经济的影响”，尚未涉及价值判断。经济学者要研究市场所发挥的功能，也要研究加入政府后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目标在解释经济现象的各种因果关系，讨论实际发生的情况（what is），属于经济学的“事实层面”（positive aspect）。至于评估政策对社会整体福祉的影响，是否满足某些公平或福利的判断标准，就牵涉到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讨论应该达到的状态（what ought to be），属于经济学的“规范层面”（normative aspect），我们会在下一个原则里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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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情形下，我们才会找到政府发挥功能的空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可能没有效率或滋生腐败，产生“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我们必须依据外在环境或依据产业条件，就事论事探索市场机制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不宜“一刀切”或抱着极端立场，未曾查验真实世界就断定市场一定失灵（可称为极左派）或政府一定失灵（可称为极右派）。其实，真理可能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进行诚恳的思考，不受某些固定观念的影响，而丧失了求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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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提出前两个原则都属于经济学的“事实层面”：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思考所持理论能否说明真实世界，也必须思索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并随着所处制度或环境的不同而进行修正。因为尚未涉及价值判断，对相关事实的分析希望能够做到越客观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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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认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留意并思索自己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当有经济学者提出“市场功能导致供需平衡”时属于“事实层面”分析;但如果提出“市场应该扮演更重要角色”这样的命题时，就牵涉到价值判断，属于“规范层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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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牵涉到“规范层面”分析，经济学者就必须使用某种价值标准。如果一个政策能使得所有人受益，那是属于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不需要提出很明确的价值标准，大家就能支持这样的政策。如果一个政策使某群人受益，但伤害了另一群人，牵涉到人际比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经济学者就必须对这些不同的群体分别赋予“权重”，衡量受损方与得益方之损益，再判断对社会整体是否有益。这时采用的“权重”就是我所说的“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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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应用“帕累托标准”（Pareto criterion）来衡量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efficiency），甚少争论。但是只要牵涉到有关“公平”（equity）或“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就不存在能为所有学者都接受的价值标准。古典经济学家曾经采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相当于赋予每个人同样的“权重”，把个人效用直接加总当成社会福利，而公共政策就在于求取社会福利的最大。它的特色是强调每个人，无论贫富，在社会福利衡量中均有其权重，但也难以说服所有经济学者。批评者认为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不好比较，难以加总，而且功利主义主张所得分配的完全均等也会抹杀个人工作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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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中，对公共政策目标存在各种看法，其实就代表对不同群体选取各种的“权重”。像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其实就会对未来可能较低所得的群体给予较高的权重。当然，这也引发各种批评。也有学者像诺齐克（Robert Nozick）提出要重视程序的公平与机会的平等，而不重视结果的公平。我鼓励大家应该花些时间研读阿罗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等诸位大师在社会选择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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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在价值判断上至少要避免落入某些利益团体的观点，或只为某些特定群体争取利益。这点做起来并不容易，必须以“人文关怀”的善心与“统观全局”的视野作为基础。所以，一位好的经济学者也要多体察各阶层人民生活，多涉猎社会、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更重要的是，应该经常诚实地检视：“自己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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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有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自省的功夫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传统。我们经济学者如果能用上列三个原则来“吾日三省吾身”，在思考的深度上必有所得；经年累月下来，在经济学的造诣上也必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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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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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常不愿意多谈个人的理想，我觉得那是属于自己最私密的一部分。但是，面对全国青年学子，我还是愿意与大家分享一些自己“敝帚自珍”的主观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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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提出的三个原则，其实要求还蛮高的，想做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并不容易。可能有人要问我：做个经济学者，何必对自己作出如此苛刻的要求？我想我是有幸观察到多位伟大学者的言行，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坚持：他们对自己都有相当高的要求，目的在坚守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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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曼·罗兰所著《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有这样一段话：“克利斯朵夫在逆流中行走，肩上顶着个孩子。当到达彼岸时，他对孩子说：‘孩子，你多么沉重！你究竟是谁啊？’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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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以此寄盼各位青年学子，作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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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第一篇 如何理解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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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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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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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指教授专业知识，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物理学、化学等；“解惑”指回答学生的疑问。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对专业知识的疑问，有各个院系专门的课程和负责的老师，不是元培班导师的主要责任。所以，今天我想主要和各位谈谈《师说》中所提的“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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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什么呢？“道”是指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目标、准则及方法。做人、做事和做学问各有侧重点，但是根据我自己的体验，其背后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作为元培班的导师，最自然地是从做学问之道开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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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究竟怎么学？怎么问？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字面的意思是，“如果只学习不思考就会很迷茫，而只思考不学习就会很疑惑”。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今年五十岁，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经过在北大的学习及多年的教学、研究工作，才慢慢地对这句话里的两个“学”和两个“思”的内涵有所理解。《中庸》里主张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对《为政篇》里这几个字的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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