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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最关键、核心的问题，我们需要根据所考虑的问题，对经济环境进行特征化的刻画。例如，在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为了研究经济人的选择问题，一个消费者的经济特征（characteristic）就简单地假定由经济人的消费集、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初始禀赋和信息结构（如考虑不确定性）来描述(5)；一个厂商的经济特征则由它的生产可能性集或生产函数来表示；所有经济人的经济特征便组成了经济环境。同样，在研究区域经济的时候，需要描述经济区域环境和刻画其经济特征；在研究转型国家，如中国经济转型问题时，人们也需要刻画不规范经济制度环境下的经济环境特征。这样，对经济制度环境不规范的转型国家，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照搬在规范经济环境下所得出的理论结果，而是需要刻画出转型经济的具体特征，并且仍然是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研究转型经济问题。有人将钱颖一教授所研究的转型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立起来，其原因就是这些人没有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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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比较容易理解，不同的经济环境可能导致不同的经济理论。但不少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即使现实经济环境相同，所要研究的问题相同，还会得出不同的经济理论呢？有些人因此导致了对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其实，许多经济理论间的结论差异往往是经济学家对经济环境界定的差异所造成的。这种差异不仅可能是客观经济环境上的差异所造成的，而且还可能是由经济学家对经济环境界定的主观判断差别所造成的。如上所述，由于经济环境十分复杂，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只进行描述性分析，还需要对经济环境、行为方式进行抽象式的精练特征化，找出最主要的特征，这往往会让经济学家带有一定程度上的主观判断。不同的主观判断，就会导致对经济环境的不同界定，从而导致不同的经济理论、经济学派或理论结果。现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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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中有众多的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或称为新古典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等。其实，这些学派之间的对立并不像非经济学家或媒体所渲染的那么大，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基本分析框架相同、研究方法相同（采用经济模型和市场均衡来分析市场）及对象相同（在市场制度安排下研究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变化规律）。它们都相信市场制度，相信从经济运作的长期或总的趋势来说，都会趋向最优的市场均衡。这些理论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刻画经济环境时的差异所造成的，特别是对经济系统的冲击或干扰是来自需求方面还是供给方面、对关于经济波动的信息是充分的还是不充分的，以及对干扰的时间效应是滞后的还是瞬间的等诸多假设的差异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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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回答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周期和经济衰退及应指定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时，凯恩斯学派认为关于经济或非经济因素波动的信息是完全的，这种波动主要是来自于需求方面，并且价格在短期内变化极慢，使得这种波动会破坏“最优”市场均衡。为了避免或减轻经济周期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损失，政府应对经济施行干预，使用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刺激或控制，从而抵消各种干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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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 Friedman）认为，现实经济中对波动存在“信息不充分”及“时间滞后”效应，使得自身趋于稳定的经济在经过政策调节之后，反而变得更加振荡了，因而政府应对经济尽量减少施行干预，只对货币实行控制，保持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而以卢卡斯（R. Lucas）和萨金特（T. Sargent）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定义经济环境时却假定：波动的“时间滞后”效应只是瞬时现象；并在经济环境中添加了具有代表性的基本经济单位（厂商和家庭），从而使得整个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经济活动中基本经济单位所需要的经济信息是不充分的。基于对经济环境的这种界定，并在理性假设下，理性预期学派于是认为，凯恩斯理论没有把公众对政府政策以及其他经济信息的反应考虑进去，人们往往会通过“理性预期”的行为方式，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效果往往事倍功半。因此，政府应该尽量不干预经济，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政策去干预经济活动时，也要注意政策的信誉，即政策的连贯性。卢卡斯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古典现已成为当今宏观经济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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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刚刚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德兰德（F. E.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 C. Prescott），也是属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他们对经济环境的界定又有些不同，他们假定：宏观经济的波动主要是供给方面引起的，价格和工资在短期也是瞬间发生变化。他们进而认为，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是经济对生产技术及生产率变动的自然且有效的反应，正的技术冲击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业、投资和产出也随之提高，总供给曲线上移，经济上涨，反之亦然。他们由此认为，经济周期不是对市场均衡的偏离，而是市场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市场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所以不存在市场失灵，因而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尤其是赤字政策一样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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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说明了，在一个领域中，即使研究的问题基本相同，但由于对经济环境的界定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派。像自然科学对自然不断地加深认识一样，经济理论的发展在许多时候也是如此，并基于人们对经济环境的不断认识和重新刻画而不断改进，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原有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所以不像国内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经济理论应全部推倒重新再来。他们今天创造一个理论，明天又创造一个理论，而这些理论根本没有基于前人的工作，请问当今世界上其他学科有这样认可的理论吗？其实，这些理论根本没有生命力，过不了几天人们就会将它们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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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当今流行的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合同理论、拍卖理论及信息经济学。这些理论都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一般会失灵，因而需要设计某种激励机制诱导经济人显示真实信息，从而达到次优结果（second best）。这些理论中关于经济人的行为假设相同（收益最大化），所研究的问题相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分析框架基本相同，研究方法相同（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完全信息情况下所得到的最佳结果[first best]）。但由于对经济环境中参与者的经济特征及信息结构界定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理论结果。这些理论中的各种不同结果主要是对经济环境刻画的差异所造成，特别是关于经济人的特征及信息结构界定的差异所造成。比如，关于经济人的行动是信息不对称（称之为隐蔽的行动[hidden action]），还是关于经济人的特征是信息不对称（称之为隐蔽的信息[hidden information]）；经济人是风险中性，还是风险厌恶；契约或机制是在经济人了解信息之前制定（ex ante），之间制定（interim），还是之后制定（expost）；允许共谋（collusion），还是不允许共谋；允许重新谈判（renegotiation），还是不允许重新谈判；从经济活动中所得结果的价值是私人价值、共同价值，还是关联价值等方面的差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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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的好处是，针对经济环境各种特征的刻画，给出不同的最优合同或激励机制等制度安排。这样，根据现实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在许多情况下，如何界定和刻画一个经济环境，都是给出一个经济理论或决定经济制度安排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和环节。由于米尔利斯（J. Mirrlees）、维克瑞（W. Vickrey）、阿克洛夫（G. Akerlof）、斯宾塞（M. Spence）以及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在这些领域中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们分别在1996年和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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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例子说明，即使只对经济环境的刻画作出一些改进或变动，也可能产生出重要的经济理论或学派。当今现代经济学中大多数的研究结果主要就是对经济环境给出不同的界定而得到的。总之，由于经济环境的不同或刻画的不同，所得出的理论结果往往会不同。如何清楚、精练而又客观地刻画所要研究问题的经济现状或经济环境，并建立一个高度概括的理论经济模型，这不仅仅是科学，也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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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定行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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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作出假设。这个假设至关重要，是经济学的根基。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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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给定现实环境和游戏规则下，人们将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这样，在决定游戏规则、政策、规章或制度安排时，要考虑到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并给出正确的判断，看他们是自私自利还是无私利他，是忠厚老实还是老奸巨猾，是讲究诚信还是谎话连篇。面对不同行为方式的参与者，所采用的游戏规则往往也是不同的。如果你所面对的人是一个老实、做事讲诚信的人，你和他处事的方式或者说你针对他的游戏规则多半会相对简单。如果你所面对的人是一个雷锋式的“傻子”，你和他打交道的规则也许更加简单，不需要有什么防备心，不需费什么精力（设计游戏规则）和他处事，游戏规则也许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如果要打交道的人是一个难缠、狡猾、无诚信可言的人，你和他打交道的方式可能会非常地不同，与他相处的游戏规则可能会复杂得多，需要小心对付，并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这样，为了研究人们是如何作出激励反应和权衡取舍的选择，对所涉及人的行为作出正确判断和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如研究经济选择、经济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规律时，确定经济人的行为方式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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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较合理和现实而又通常被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人类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即人主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人是自利的”这一人类行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人不是“自利”的，也许就不会有经济学。因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最有效地满足人们无限欲望的学问，而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要有一个人是自利的，并且他的物欲是无穷的，就不可能实现按需分配，就需要解决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需要的问题，也就需要经济学。利己性假设即使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政治家也是适用的，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有国家的利益，民族有民族的利益，集体有集体的利益，家庭有家庭的利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举例来说，政治家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当然希望政治家总是追求整个社会的福利，真正成为人民公仆，但这往往不现实。许多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也像消费者和企业所有者一样追求着自己的利益，希望长久掌握权力，以此得到好处。如果对此有什么疑问，只要看看现实中官员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例子何其之多就可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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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的利己行为假设不仅必要，符合基本现实，并且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一自利行为假设有误，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而相反，如果采用利他性假设，一旦假设有误，所造成的后果要比前者大得多。正如本节开头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并不排除在利他行为假设下讨论制度安排和个人的权衡取舍选择问题。事实上，在利己行为假设下所采用的游戏规则多半同时也适用于利他的人，并且在利他行为假设下，所采用的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以及个人的权衡取舍选择问题要简单得多。但是一旦利他行为假设有误的话，所造成的后果比利己行为假设有误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改革开放前所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一大二公”，否认个人利益，在“文革”期间甚至宣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安排是基于人是利他无私的假设之上。其实，对人的行为作出正确判断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伤害你最深的人往往是欺骗性最强的人——你相信他，他却欺骗你；你认为他老实，他其实非常狡猾。只要想一想在现实中将一个行事自私、狡猾的人看做是一个行事简单、一心为公的“老实人”来和他行事处世，将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会明白这种假设错误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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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那些经常唱着高调、宣称一心为公但实质上却是非常自私的人，一旦他们有机可乘，相对于不具有欺骗性的自利人，无论是给国家还是给他人往往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将人基本上都假定为“雷锋式”的一心为公的大好人，来决定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给出经济政策建议或作出经济政策，那么你所给出的制度安排、政策或建议多半不会成功。之所以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搞不好，大多数的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就是因为大多数厂长、经理和他们的上级并不是“雷锋式”的人物，他们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中大多数的行为方式往往与这些制度安排是激励不相容的，即使能做到激励相容，所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这就是为什么笔者不能同意郎咸平（2004a）等人认为只要解决公平的竞争环境或让政府监管，国营企业就可搞好的观点。之所以在现实中我们需要“党纪”、“国法”，需要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比如严格的财务制度，实质上是为了预防个人私利膨胀！由于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有私欲，没有严格的财务制度，这些人就会任意拿走公家的财产。总之，尽管现代经济学不排除利他性假设，但利己性假设不仅现实、合理，并且假设有误所造成的风险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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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中，比利己更强的行为假设是人的理性假设，也就是最优化假设。什么是“理性”?理性意味着：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对于消费者而言，理性行为就是用自己有限的收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欲望。对于企业而言，理性行为就是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选择最佳的投入产出组合以取得最大的利润或经济效益。尽管理性假设不完全真实，但与现实基本接近，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比如，作为一个竞争性企业，如果总是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终究它就会被淘汰。另外，前面谈到的卢卡斯所开创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经济人行为所作出的理性预期假设：经济人会有意识地搜集一切与自己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信息，并对此作出最合理的反应。这一假设意味着大众会有意识地了解经济环境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这也就是中国老百姓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往往会通过这种博弈行为方式，将政策的效应抹除或减轻。理性预期假设看来在当前中国也是比较合乎现实的。博弈论就是一门专门研究在各种不同行为假设（如纳什均衡行为假设、占优均衡假设等）下人们如何互动，并作出最佳决策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由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Simon）所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设并不是对理性假设作完全否定，而只是说明人们有时是健忘的、冲动的、混乱的、有感情的和目光短浅的，不能真正地总是追求其最优目标。尽管如此，有限理性假设仍然是指人的行为接近理性，是较弱的一种利己性假设，在面对这样的主观局限性约束时，人们仍然是权衡取舍，选择尽可能好的结果。当然，由于有限理性假设与理性假设的差异，经济学家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理论结果。以前看到国内一些学者，如汪丁丁教授（1998），用有限理性这个假设来否定现代经济学，将有限理性假设与理性假设对立起来，认为有限理性假设对现代经济学造成了冲击。其实这是误解，这些人没有弄懂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真正差别。就像前面谈到的宏观经济学派的例子，由于经济环境假设的差异，导致了许多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派，但人们并不认为新的宏观经济学派的产生会对现代经济学造成冲击。科学总是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和理性行为假设一样，有限理性假设也是自利行为假设的一种，只是后者是前者的推广和延拓，后者比前者更一般化，它包括了前者作为一个特殊情况，根本谈不上有限理性否定或者推翻了现代经济学。这就如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牛顿力学的推广和延拓一样，前者比后者更一般化，但不能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或推翻了牛顿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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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假设消费者的行为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从最基本的偏好或效用最大化出发。比如，传统的芝加哥学派就假定消费者行为是由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表示。这也许是为什么张五常教授不承认存在着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的原因。不过，在理论上至少存在着满足所有基本公理（假设）的偏好关系和效用函数（如单调性、凸性及连续性），使效用最大化所导出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并且这些公理假设也比较合乎现实地描述了经济人的消费行为。Mofatt（2002）在最近就给出这样的效用函数。这样，从理论上来说，偏好关系的基本行为假设并不排除会导出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事实上，只要商品是劣质品（即收入上升，消费量反而下降）并且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这在现实中是可能发生的），就会得出需求曲线在某个部分是向上倾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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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出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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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给出制度安排，也即游戏规则。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行为方式的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因应对策或游戏规则。当情况及环境发生变化时，所采用的对策或游戏规则多半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游戏规则的决定对做任何事情都非常重要。不同的游戏规则将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不同的权衡取舍结果，从而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这对经济学的研究也同样成立，当经济环境确定后，人们需要决定经济上的游戏规则，在经济学中称之为经济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学的任何一个理论都要涉及到经济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学，特别是最近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信息经济学、最优合同理论和拍卖理论等，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和行为假设，研究并给出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二人经济世界的各式各样的经济制度安排，也即经济机制。(7)依赖于所讨论的问题，一个经济的制度安排，也即游戏规则，可以是外生给定，也可以是内生决定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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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整个国家经济制度安排的选择来看，经济制度安排可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混合经济制度、转轨经济制度或任何其他经济制度安排。标准的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制度安排的，研究在市场制度下人们的权衡取舍选择问题（如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及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研究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下市场均衡存在，并对各种市场结构下的配置结果作出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基于资源配置是否最优、公平等）。在这些研究中，市场制度安排通常假定是外生给定的。将制度安排作为外生给定的好处是将问题单一化，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及人们是如何作出权衡取舍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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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制度安排的外生性假设在许多情况下不尽合理。如前所述，经济制度安排应依赖于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针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和不同的行为方式应给出不同的制度安排。例如，市场制度在许多情况下会失灵（即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市场均衡不存在），这样人们想寻找替代机制，或其他更佳的经济机制，从而我们需要将制度安排看成内生变量，是由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决定的。这样，我们经济学家需要给出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安排。例如，在现阶段转型经济环境下或过程中的经济制度安排应不同于转轨完成后标准市场经济制度，即转轨过程中所采用一些制度安排应与转轨完成后所采用的终极经济制度安排不一样。尽管激进式改革理论和渐进式改革理论的最终目标都一样，但渐进式改革理论的好处就在于它考虑到转型期的这种差别，它不仅在意转轨的目的和结果，更在意转轨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即在意达到目的和结果的实施过程，给出转轨过程中的各种临时性经济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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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一个具体经济组织或单位的经济行为和选择问题时，经济制度安排更应是内生决定的。新制度经济学、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转轨经济学、最优合同理论、信息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就是研究经济组织及经济制度的设计问题。将经济制度安排作为未定，研究在给定的经济环境下经济制度安排的最优选择。将经济机制看做内生的好处是，由于经济环境往往在一定时间内是给定的，人们需要给出相应的经济机制，也即制定出相应的游戏规则。那么，在给定经济环境下，人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机制以便达到想要的目标呢？这正是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分支——最优合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所想要解决的问题。机制设计理论可研究大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设计问题，也可研究小到个人和部门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研究个体的经济人（消费者、家庭、企业、经济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如何决定经济激励机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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