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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渺小不等于虚无。没有千千万万这样个体的作用，均衡从哪里来？对于不幸的个体，有一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例如阿Q；但对于不幸的社会，谁可怜？谁可恨？如果我们还处在一个“坏”的均衡里，这说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均衡的支撑者，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有意还是无意。可悲的正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如果你想对社会有贡献，不需要权力、金钱、地位等，只需要不沦为“在均衡里的大多数”，甚至只要意识到这点就是一种贡献，因为这至少使一个社会成员获得心智自由。哪怕这么做的影响很小很小，却是我们能力之内的。任何人不需要为他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忧虑，应该羞愧的是没有做好自己能做并且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我们首先要帮助自己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在自己没有获得自由之前，却要解放“世界上另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三分之二人民”，这是荒谬的。其实，不要低估任何边际上变化的意义。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的民主的时候，特别提及“乡镇精神”的重要性。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一个普通民众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比国内的专家要有见地得多，这就是世俗智慧的差距。只有当智慧成为普通民众的常识的时候，才可能支撑得起现代法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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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古老犹太法典里的一句话：容忍不能改变的（仁），改变能改变的（勇），知道二者的区别（智）。仁与勇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别人无法干涉。如果经济学对于改变中国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教我们区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什么是短期能改变的，什么是长期才能改变的。让公众知道这一点是所有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有的话）的责任，而那些自诩“忧国忧民”却毫无智慧、开出的药方的毒害比疾病本身还厉害的所谓“学者”，实在是不配称为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出于沽名钓誉，就是脑筋没转过弯，或者兼而有之。不要轻易相信“愿望是美好的，只是过程出了问题”的借口（这种说法只在你好朋友圈子里适用，但对于官员、公共知识分子不适用），也不要轻易跟从他们的指责：某某人提供一个好主意背后是有其利益驱使。对于公共政策而言，主意只要是好的，哪怕他受利益集团的驱使也可以接受；主意如果是坏的，哪怕目的再纯洁也枉然。政策建议要重效果，学术研究要重论证，而且一旦两种智慧之间出现冲突，则肯定需要另外一种更高的智慧去解决（两种智慧之间不应该有冲突）。即使对于拥有世俗智慧的人，他也需要谦逊，任何世俗智慧都是有局限的（因时因地因人），过分夸大人类智慧，就像过分将道德律令绝对化一样危险，所以深刻认同智慧的有限性也是一种世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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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所有有眼光的人都曾经、正在或将要长期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不得不容忍社会格局改变的艰难性和对建立良好社会制度的无能为力，但又不能无所作为。每个现代的人要认识到个体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但却又不至于虚无。我们不得不在失望甚至绝望中坚持，这大约可以叫悲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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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灰色的，而理论之树常青”，我十分喜欢邹恒甫教授反唱歌德的诗，这对我们特别贴切。的确，面对灰色的生活与社会，我们能做什么呢？呼唤更多的人懂经济学，呼唤更多的人有世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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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柯荣住，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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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aushik Basu，“The role of norms and law in economics：an essay on political economy，”2000，http://time.dufe.edu.cn/wencong/xzjjx/trn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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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第二篇 经济学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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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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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胡书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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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以来，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历时整整100年。(2)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其中充满了无数的艰辛与曲折。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100年。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术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由盛而衰，与之伴随的是外来学术思想与理论在中国的广为传布。矢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探索建国、富强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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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的传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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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既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发展差距。从此以后，向西方学习、重振中华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潮流。这股社会潮流的第一件事例是洋务运动，它推动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此后，经过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鼓呼，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得以发端，并达到了高潮，(3)对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十分有助于克服发展工商业所面对的强大思想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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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人积极地探求变革之路以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积极地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早在1867年（同治六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讲授美国经济学家福塞特（H. Fawcett）所著的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1880年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188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翻译的《富国养民策》（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作者为英国人W. S. Jevons），以及1889年英国人傅兰雅口述、徐家宝笔述的《保富述要》（布莱特著《货币银行学》）（胡寄窗，198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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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这些译作当时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开来。实际上，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经济学才像其他“新兴”学科一样真正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1905年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上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传统经书的羁绊，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出国留学、兴办实业蔚然成风，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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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原富》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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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80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40年中，中国大约出版了40部左右的经济学著作。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大约十六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学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这反映了1905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陶保霖著《调查户口章程释义》，1911年出版的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1911年出版的吴琼编著《比较预算制度论》（胡寄窗，1984：383）。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20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2/3，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1902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省略，且常运用我国传统的旧的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经济学，更使人难以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自1902年以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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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698个发展到1 759个，增加了157.7%；资本从3.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张洪武，1990：76）。五四运动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受了日本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一方面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无论是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北洋军阀，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比如蒋介石政府整顿财政体制，改革税制，基本上实现关税自主，并多次提高了关税税率；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近代银行和金融体系，于1933年改革币制，废“两”改“元”，并于1935年废止银本位制度，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度，推行法币改革；货币发行也由原来的30多家银行集中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等4家；对重要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实行国家控制。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于1927—1937年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化工业发展计划。(5)这个期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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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方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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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经济发展与20世纪30、40年代经济学的初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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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上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1）1919—1927年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2）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30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3）在30年代，针对中国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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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传播，继承了五四运动之前的已有之势，国人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关于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马寅初，1943）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在农业经济学方面，如董时进(6)（1933）的《农业经济学》、许璇(7)（1943）的《农业经济学》；在财政金融方面，如何廉、李锐(8)（1935）的《财政学》、尹文敬(9)（1935）的《财政学》、马寅初（1944）的《通货新论》、赵兰坪(10)（1936）的《货币学》；在会计统计方面，如潘序伦(11)（1935）的《会计学》、金国宝(12)（1935）的《统计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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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统计研究，我们将其统计分析结果刊列在表1和表2中。从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初步繁荣情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么多中文经济学著作问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1928—1936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业化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国”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当然就有了传播和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30年代最多，其中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译著。从国别构成看，到30年代为止，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在20世纪头10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而由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比例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文。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译经由日文贩运来的二手货，也说明由欧美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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