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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培刚1934年武汉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带着如何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问题，他于1941年赴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1945年冬通过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论文答辩。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奖和威尔斯奖，并被收入“哈佛经济丛书”于194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1951年又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版在美国再版。该书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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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景超1928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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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刘大钧曾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学和统计学，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29年任立法院统计处处长，后任统计局局长，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和中国统计学社，任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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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谷春帆早年毕业于上海圣芳济书院，没有留学海外，以后一直在各地邮局工作，从邮务员递升至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邮电部副部长等职。著有《中国工业化计划论》、《工业化与中国文明》、《中国工业化通论》、《银价变迁与中国》等书，在当时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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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陈翰笙192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与第三国际建立了组织关系。1927—1928年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研究所工作，之后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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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巫宝三1938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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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武堉干1921年毕业于武昌商业学校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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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陈达192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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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还于30年代翻译了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一系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郭大力还独立译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书，毕生致力于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资本论》的翻译工作至少有70%是他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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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沈志远，中共早期党员，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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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以上七份杂志是国际学术界最为权威的经济学杂志，而且不同于内容只限于某一领域的专业杂志，它们的内容包括经济学各学科领域，所以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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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我们选取《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学杂志》、《经济学季刊》、《计量经济学》、《经济研究评论》、《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七份权威的经济学杂志所发表的，根据姓氏判断作者为华人的文章（articles）数量趋势来近似地表示华人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地位变化。十分可喜的是，已经有一部分华人经济学家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有的还是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见长。究做出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固然与种种现实问题有关，如中国经济还不是最强大，中国经济问题还未成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关心的主要问题；中国的统计资料又不易获得；在一流的国际期刊以跟随国外主流问题的文章较易发表，以中国问题为讨论主题的论文不易被权威杂志接受，而在国外工作的华人经济学家需要靠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以立足，等等。然而，将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问题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越大，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华人经济学家研究中国问题的高水平成果也就会相应增加。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水平也在迅速提高，统计资料的取得越来越容易。可以预期，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国内经济学界将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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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中国经济学一百年：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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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和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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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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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百年史是中华民族求富求强艰苦历程的见证。1901年严复翻译的《原富》，引起国人对追求“国富”研究的兴趣，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至今已有100年。台湾在甲午战败后割予日本，1901年之后经济思潮在大陆的澎湃激扬，并未能影响到当时的台湾学界。日本政府虽于1928年设立台北帝国大学与经济学专业，但教授与学生大都为日本人，至日本战败投降后也都离去，对台湾学界的影响迅速消散。唯一留下的是由台北帝大经济学科改制成的台湾大学经济系，之后成为近50年来台湾本土经济学发展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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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大致可以粗分为三个阶段（参见李国鼎英文著作：Li，1988），与其相呼应，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也可分为三段期间。李国鼎把台湾从战后到1961年归为第一阶段“劳工密集轻工业进口替代时期”，在60年代初期达到经济起飞阶段；自1962年至1979年归为“出口导向时期”，成长率攀高，平均每人所得由160美元成长至近2 000美元；而自1980年起则为“科技导向时期”。（有关台湾的经济发展，请参阅：高希均、李诚，1991；施建生，1999；Galenson，1984；Li，1988；Mai and Shih，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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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深受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影响。严复翻译的《原富》，在台湾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自有其开创之历史地位。但直至1964年才由周宪文、张汉裕两位先生重新全部翻译，以《国富论》书名印行，伴随两位先生对欧美经济思想研究所发表的大量著作，对台湾学界发生深远的影响。后又经蒋硕杰为首的自由经济学派详加阐述与应用，在理论与实务的多年验证下，已逐渐形成台湾经济学界之自由经济思潮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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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现象相呼应，台湾经济学界的发展也从20世纪60年初期起至70年代这段期间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与支持。大致可取1966年“中研院”与台大经济系合办暑期讲学班、引进国外著名教授来台讲学并随后成立博士班作为一分水岭，将1945年至1965年归为“战后复原期间”，之后则为“经济学生根期”。在生根期所培养的经济学者逐渐成熟，到80年代其研究成果对国际学术界也产生相当程度的回馈与贡献，大致可把1981年以后归为“经济学萌芽期”。台湾经济学的发展在许多方向均尚有改进空间，我认为企盼中的“经济学茁壮期”尚未到来，但希望能在未来三至五年间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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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复原期（1945—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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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1965跨入罗斯托（W. Rostow）所称“经济起飞”（economic take-off）为止，这20年间的台湾在经济上是从缓慢复原到累积起飞动能，而在经济学界的情况也大致相似，由贫乏而开始逐渐发展。1945年后在台湾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有获得东京帝大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张汉裕教授，以及大陆迁来的王益滔、吴克刚、周宪文与林葭蕃等数位教授，算是处于起步状态。随着1949国民党政权搬迁到台湾，王师复、赵兰坪、张果为、林霖、全汉升、蒋硕杰、施建生等教授也到台湾大学经济系任教，张德粹、谢森中到台大农业经济系任教，刘南溟、杨树人、邢慕寰则成为台大商学系教授（施建生，1999）。像蒋硕杰(2)先生原任教北京大学，经由胡适先生推介给台湾大学的傅斯年校长，但他在台大只待了半年，感觉当时台大环境欠佳，随后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在台湾的经济学家在当时不佳的研究教学环境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像施建生教授在阐释经济思想方面贡献很大，1955年完成的《经济学原理》印行多版，帮助学子了解当代经济学发展。(3)张汉裕教授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史，著作丰富，均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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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本是经世致用之学，经济学家也想对国计民生有所贡献，但台湾当局在这段期间的经济政策决策者并未向经济学者求教，所依赖的多为决策者的判断和一些国外学者的建议，在这期间最为活跃的经济政策顾问应属蒋硕杰与刘大中(4)二位先生。从1954年起，他们担任“行政院”经济部顾问，建议单一汇率与外汇券制度，提倡推动利率与汇率自由化（有人称为高利率与高汇率政策），当局逐渐实行，到1961年之后物价才随之稳定下来（参见：Tsiang，1980；Li，1988；陈慈玉、莫寄屏，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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