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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在美国社会及人文科学院的支持下，成立了“‘中研院’与台湾大学合作设置经济学博士班委员会”，由刘大中先生担任主任委员，自1968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除邀请这些院士回国授课外，前几年还请了不少美国经济学家来授课，如Simon Kuznets、Walter Galenson、Richard Rosett等教授（R. Rosett原为罗彻斯特大学教授，后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此外，在于宗先先生领导筹划下，“中研院”经济所开始经常性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来参加“中华经济演讲系列”与“大台北地区经济研讨会”等，有助于台湾学术与国际接轨，促进学术在台湾的生根，也是很重要的贡献。于宗先先生也在1973年召集筹备“中国经济学会”，并于1974年正式成立，由施建生和于宗先两位教授分别担任首届正副理事长。“中国经济学会”定期召开年度学术会议，出版会议论文集，至1997年时已有个人会员近千名，团体会员三十余单位，对带动学术研究风气颇具贡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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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邢慕寰领导下，为培养经济研究人才，每周举行研讨会研读经典著作，参加成员有陈昭南、李庸三、黄镜如、江振南、施敏雄等人，他们随后出国进修，也都成为在台湾本土成长的新一代经济学者。(13)“中研院”与台大在这段期间所造就的学术人才，可以陈昭南(14)为例，他在1971年至1980年间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13篇国际金融方面文章，其中在七大顶尖期刊即有4篇。他也带领本土培养的博士生向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到80年代更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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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经济系博士班的设立，可说是台湾经济学界与国际经济学界接轨的起步，从博士、硕士到大学部课程的设计均与欧美各国齐步，台大经济系很快成为台湾经济学界的“少林寺”。20世纪70年代的专任教授有张汉裕、施建生、王作荣（三公）、林一新、林葭蕃、王师复、林霖、华严（系所主任）、钱公博、黄金茂、郭婉容、梁国树、孙震、陈正澄、陈正顺、林振国、薛天栋、林大侯、邱正雄、薛琦、陈师孟、张清溪、陈博志及与“中研院”合聘的邢慕寰、于宗先、刘克智、陈昭南、李庸三、麦朝成、江振南、许嘉栋等。另外还有兼任的李登辉、林钟雄、施敏雄、赵捷谦等教授。台大经济学博士班成为台湾经济学者的养成所，由梁国树(15)任博士班委员会的执行秘书。自1973年起至1980年获博士学位者有林华德、赵捷谦、游坤敏、林国雄、边裕渊、梁启源、咸根植与陈博志，均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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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与学生对50年来台湾经济决策的形成深具影响，也常是推动政策的执行者。就教授而言，就先后曾产生一位“监察院”院长（王作荣）、一位“央行”总裁（梁国树）、一位文人“国防部”部长（孙震）、四位“财政部”部长（郭婉容、林振国、邱正雄、许嘉栋）、经建会副主委与主委（薛琦、陈博志）、二位“央行”副总裁（许嘉栋、陈师孟）及多位金融机构及研究机构董事长（施建生、梁国树、孙震、李庸三、邱正雄、林华德、林钟雄、赵捷谦等）。此外，出自台大经济系所毕业的台湾金融及实务界领导阶层也是不胜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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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至1980年，台湾财政渐趋稳健，设立加工出口区引进外人投资，采利率汇率自由化政策，并于1973年推动十大建设，1978年推动十二大建设，经济快速发展。除台大经济系多位教授深受当局倚重外，台湾当局在70年代所依赖的经济顾问，可以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顾应昌、邹至庄、费景汉这六位院士为代表。自1966年起，他们回台讲学，就同时为当局提供建言，经济顾问团由刘大中担任团长，蒋硕杰次之，1975年刘大中逝世后则由蒋硕杰先生主持。在这期间提供建言最为外界所知的是1974年的《今后台湾财经政策的研讨》五院士建言、1976年的《台湾财经政策之再研讨》与1978年的《经济计划与资源之有效利用》五院士建言（蒋硕杰，1985）。这些建言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政策要尽可能与市场供需力量配合，敦促当局加速经济自由化步骤、建构合理的赋税与贸易政策，这些原则也逐渐形成台湾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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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170454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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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学萌芽期（198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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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所培育的年轻一代经济学者纷纷自国外著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台，加上本土培养的博士大量产出。相较于70年代，台湾的经济学博士数量与质量均呈现大幅度成长。从80年代起，台湾经济学者研究成果也对国际学术界产生相当的回馈，因此可以1981年作为分水岭，之后可称为台湾经济学的“萌芽期”。另一方面，专注经济政策研究的中华经济研究院也在1981年以财团法人型态正式成立，从此学界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建言遂有正常管道，而不再依赖70年代六院士或五院士的建言形式。中华经济研究院院务依次由蒋硕杰、于宗先而至麦朝成先生主持，所研究的范围含总体、货币、产业、国际经贸、科技、能源、环境等议题，为当局提供各方面政策建议，结合理论与实务，多年来亦颇具政策成效（中华经济研究院，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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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台湾各大学普遍设立博士班，除台大经济系外，政大经济、中兴经济、文化经济、台大农经、中兴农经、政大地政也先后设立博士班。为提升学术研究和引进新技术，台湾的“国科会”于1967年正式成立，至80和90年代已大规模支持各个学科之基础研究，经济学门也不例外，每年均补助学术机构专职人员相当数额的研究经费。以近年资料来看，像1991年至1995年所补助的经济学门研究案件逐年上升（表1），所涵盖的范围也遍及经济学各个次领域，1991年至1995年五年内总金额达三亿余台币（表2）。从表1也可看到，台湾经济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正逐年上升（表1只列举国际期刊，在其他出版管道包含本地期刊及专著等之篇数也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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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经济学门的国外期刊发表总篇数与“国科会”研究计划补助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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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科会”（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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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1年至1995年“国科会”经济学门各研究领域经费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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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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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科会”（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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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会”在1996年举行的调查显示：在1991年至1995年间授予博士学位的七所学校就一共产出53位经济方面的博士。“国科会”在1995年的调查发现，经济专业的专任与兼任人员具有博士学位者已有777人，占经济学专业人员总数的55.3%；而在教学机构之专任人员共673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有428人，占63.3%。近年来台湾经济学界已有相当规模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input），产出（output）虽呈现上升趋势，但仍有相当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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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台湾经济学者在国际七大顶尖期刊发表的文章篇数也稳定成长，小有规模（图1）。在附录中列举了1981年至2000年间在七大顶尖期刊发表的文章与作者，列入此名单的要求是作者发表文章时必须在岛内任职（代表本土性研究成果），发表的文章必须在4页以上，而AER每年会议论文（proceeding）则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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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1年至2000在国际顶尖七大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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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具体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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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五年期间之总篇数来看，从1981年至1985年在七大顶尖期刊发表了2篇，从1986年至1990年发表了5篇，从1991年至1995年发表了4篇，从1996年至2000表了4篇，虽较前二段期间进步，但在数量上未见大幅上升，可说是差强人意。从1981年至2000年，台湾学者在国际七大顶尖期刊上共发表了15篇论文，而大陆学者共发表了6篇论文（见附录）。与前二段期间相较，这段期间作者群也较为分散，除陈昭南外，包含（依发表年代排列）曹添旺、麦朝成、施俊吉、黄鸿、朱云鹏、朱敬一、古慧雯、霍德明、萧代基、杨建成、巫和懋、江莉莉、罗玮、陈业宁等台湾学者。他们的大学教育均在台湾完成，其中还有几位是台湾训练出来的博士，其中二位也先后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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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萌芽期间，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关联更为密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至1982年对经济政策辩论的“蒋、王大战”（工商时报，1982）。时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的蒋硕杰主张利率自由化，并以市场决定的较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时任台大经济系教授的王作荣则强调低利率有利于企业界的投资。双方各有支持者，在媒体辩论数月，充分引发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对经济研究的兴趣。辩论有益于厘清观念上盲点，1982年之后的台湾财经政策也更为确切地采取遵循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大方向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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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经济学者对政策的贡献，邹至庄教授总结他与其他几位院士担任台湾当局经济顾问期间的心得，认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能说服当局采取市场经济的制度，他也提到这段顾问生涯大幅度增进了他对经济学的了解（刘素芬、樊沁萍，1997）。邹至庄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赴大陆担任经济顾问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单打独斗，但也曾于1986年前后找费景汉、顾应昌、刘遵义等旧日伙伴两次赴大陆共同会商。他发现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发展有四个共同之处：（1）经济改革都是从农业部门出发，（2）对外开放鼓励出口，（3）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计划管理逐渐减少，（4）重视控制通货膨胀。他认为台湾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对大陆经济改革影响很大。[邹至庄：“如果没有台湾的经济发展成功，大陆不会如此热心积极推动改革。”（刘素芬、樊沁萍，19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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