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44911
1704544912
我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0年上大学的。一年以后，英语课程被取消了，理论经济学课程也被取消了。高校经济类课程只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采用苏联专家编写的教材。1957年“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风气，主张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10)但却被说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意见的学者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这就使不少经济学家把进行经济学研究视为畏途。在那以后，经济学就变成了现行政策的描述或颂歌，学者的言论如果违反苏联教条或者不符合现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帽子，也会被指责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西方经济学”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即使1976年“文化大革命”完结以后，在部分高等学校恢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专题讲座式的课程，也常常被当做批判的靶子，谈不上作为理论基准和分析工具来加以运用。
1704544913
1704544914
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并运用过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一代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刘明夫等提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当时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热心于补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希望从中汲取新鲜知识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
1704544915
1704544916
更大的冲击来自1980—1981年间已经移居西方的两位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W.布鲁斯（1921—）和O.锡克（1919—）的讲学。(11)在当时中国经济学家还停留在把改革看做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时，他们把改革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使我们感到耳目一新。由此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愿望，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创建比较经济学学科的努力。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荣敬本等都为这方面的进展作出了贡献。
1704544917
1704544918
在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再学习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分析和评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并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1704544919
1704544921
二、经济学在中国现代市场制度建立中起了重要作用
1704544922
1704544923
纵观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是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的。
1704544924
1704544925
贬低现代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论据之一，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过一句话，叫做“不能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其实从50年代中期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事态发展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12)
1704544926
1704544927
在此，我想例举在中国转型时期的一些重要关头，经济学理论发挥作用的几个实例。
1704544928
1704544929
第一个实例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1704544930
1704544931
中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以后，长期是依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进行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暂时停止。1970年又一次大规模下放。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抛弃用“行政性分权”调动地方政府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就能提高经济活动的想法和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过“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过“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这些做法一方面可以使民营企业利用地区之间竞争缝隙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割据、保护主义等至今仍然危害市场统一性的消极后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行政性分权”，才对从“行政性分权”转向“市场性分权”（又称“经济性分权”）的必要性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
1704544932
1704544933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家庭农场、城镇私营工商业等J.科尔奈所说的“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私有部门”(13)已经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约三分之一的比重，如何为这一部门的成长创造有利的条件，就成为一件关系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问题。如果继续坚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目标，私有部门只能作为国有部门的“补充”而存在，这样的任务不但不可能完成，而且根本不可能提出。
1704544934
1704544935
经济学家的工作对于把改革的目标重新确定为市场经济，从而把为私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纳入改革的行动纲领，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704544936
1704544937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研究人员的集体研究成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14)对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所起的作用。而“商品经济”的目标一经确立，建立私有部门发展不可或缺的商品、资金、“劳务”（即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1704544938
1704544939
至于经济学研究在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所起的作用，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了。
1704544940
1704544941
第二个实例是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确定。
1704544942
1704544943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84—1985年期间进行的“通货膨胀是否有益”的大辩论。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15)（又称“巴山轮会议”）则对这场大辩论作出了总结，并且使中国高层政府官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同时，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学者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讨论，特别是美国学者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精湛分析，会议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这为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正确规定中国在改革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提供了理论指导。(16)
1704544944
1704544945
第三个实例是1994年推出的包括财税、银行、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
1704544946
1704544947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根据这一设计在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也被人们公认为我国改革中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执行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是在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1991—1993年期间，我国有大批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就以宏观经济改革的设计而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外，对于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都就各国政策选择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专题研究。(17)在研究过程中征询过国际知名专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拉迪（Nicholas Lardy）等的意见。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7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 Stern）、李国鼎（K. T. Li）、刘遵义（Lawrence Lau）和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上作了反复的论证。改革的成功是与这种理论上的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1704544948
1704544949
第四个实例有关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1704544950
1704544951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改革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从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国营企业改革的问题以后，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沿着“放权让利、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线进行。一直到80年代初期才由两位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青年经济学家吴稼祥、金立佐首先提出了现代公司制度的观点。(18)但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不少人都表示同意在国有企业中采用“股份制”（许多人心目中的“股份制”是保持国有的“国有股份制”），但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与基本架构并不甚了了。只是在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中国专家参加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钓鱼台会议”）上，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与国企改革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从现代公司的基本架构到养老金基金持股的社会意义等有关现代公司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9)以后，才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的新观念，并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的误区和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1994年召开的、有国际知名学者哈特（Oliver Hart）、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刘遵义、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20)深入探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多方面问题。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并付诸实践，有些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有些至今尚未实现，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办法确立了基本框架和基本方向。
1704544952
1704544954
三、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1704544955
1704544956
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近年来得到了本国培养和海外学成归来的大批新锐的补充，然而也应当看到，经济学家的队伍无论从数量方面看，还是从素质方面看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科学的要求愈来愈高，而且经济学的新课题层出不穷，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对加快我国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704544957
1704544959
1.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704544960
[
上一页 ]
[ :1.70454491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