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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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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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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育现状与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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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您对目前国内经济学教育体系的现状有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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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起来，国内经济学教育的面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学，尤其是当代经济学，已经从被批判的对象成为各大学经济系教学的主要内容。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们学当代经济学的时候，老师在介绍完任何理论之后一定要加一段批判。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过渡中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而这些问题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容易解释清楚，当代经济学就从被批判的对象变成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补充。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到了现在，当代经济学基本上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教育的主流，经济学科也成为大学里最受学生欢迎的学科之一。就具体的统计数据来说，我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每年招收的经济学双学位学生大约占北大本科生的19%，如果加上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的话，这个比例超过北大每年招收新生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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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材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内基本没有当代经济学的教材，上课时用的是一些老师自己整理的、不成体系的笔记。现在，美国大学里用的最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而且许多美国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一年左右就在国内出中文版。梁晶主持的“经济科学译丛”过去10年来对此变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留美经济学会也做了不少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国内大学里经济学科的教材和美国大学里用的教材已经没有多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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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师方面来讲，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到80年代末基本上没有从西方学成回来的教师，而50年代之前归国的教授们到了80年代大多已经垂垂老矣。因此，改革开放之初，教当代经济学的老师，不是教学说史的，就是靠自学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过来的，在师资力量上有一个断层。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风气之先，吸引一批留学生从国外回来，到现在大量经济学人才从国外成批引进，目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不是从国外回来人数最多的地方，像光华、清华、浙大、复旦、中大、南开等都有不少从国外学成归国的教师，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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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国内经济学教育体系在过去20多年来变化程度之大、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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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那么您认为经济学教育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制约目前国内经济学教育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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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宗旨为何，到底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还是为了了解社会、影响社会而研究、学习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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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学从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国富论》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来，一直是一门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小到影响个人的消费、投资、就业的选择，大到影响国家的政策为目的的致用科学，这从《国富论》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可以得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以学院派的风格著称，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很少“学而优则仕”。但是2005年6月初，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做“汇丰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讲座”时，有人问他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是否只顾理论的完美而不顾理论是否有实用价值时，他回答说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包括弗里德曼、舒尔茨、斯蒂格勒、卢卡斯等和他本人，都是以了解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的后果，进而影响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为其研究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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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当代经济学的理论观点都是根据一定理论模型的推论而来的，都是在表述一个决策者如何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作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经济学家所要研究的现象。但是经济学家由于个人的局限，不能保证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约束条件确实是现实社会中决策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且，即使要解决的问题相同，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决策者来说，也可能是不同的。更何况即便同一个人，随着年龄的不同，约束条件也会随之变化。所以在我看来，经济学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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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由于近水楼台的原因，当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这些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发展中国家。即使有些美、欧的经济学家致力于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问题的研究，但是由于对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主要约束条件没有切身的体验而把握不准，提出的理论经常是隔靴搔痒。20世纪50、60年代时，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到了70年代经济发展都困难重重，难以为继。80、90年代，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转型时，根据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来制定政策的国家也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几乎是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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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学教育的主要瓶颈在于，教科书上谈的都是以外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缺乏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有助于了解、解决中国现实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的理论和体系。由于缺乏这样的理论和体系使经济学的教育和现实脱节，以致有些学生甚至老师误认为经济学的教育是为了理论而理论，甚至把经济学的教育变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把当代经济学中针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意识形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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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范方法研究本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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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那么，如何解决您所说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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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1995年中心成立之初，我应《经济研究》庆祝创刊40周年之约，写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文章，说明了我个人对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看法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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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经济学虽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般的。我同意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的观点，经济学之所以异于其他社会学科，在于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法。经济学家总是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所谓理性我个人的理解指的是“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的时候，总会在他所可选择的范围内，作出他认为的最好的选择”。每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时，可选范围会因所处地位、所在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等约束条件的不同而异，因而最佳的选择也可能不同。所谓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前沿的理论，其实只是决策者所要解决的问题、面临的重要约束和最佳选择的一种逻辑表述，是理性原则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且只要经济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用严谨的、规范的方法来研究问题，研究的即使是本土问题，其成果和按照同样方法来研究发达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成果应该是等价的，都是对世界经济学殿堂的建设添砖加瓦的努力，都是帮助人们理解未知的经济现象、增加人们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知识，都是国际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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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1年来，中心汇聚了一批了解中国实际又受过当代经济学训练的学者，正沿着上述方向努力，以严谨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来教育、鼓励我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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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具体说来，中心取得了哪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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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我和蔡昉、李周等合作者以及几位学生根据中国转型和发展提出的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基础，建立在发挥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观，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转型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基本上可以解释出现在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外贸、金融、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扭曲背后的原因，也可以解释许多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收入分配不公、裙带资本主义的现象，以及渐进式的改革为何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有效的原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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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周其仁教授从产权的角度也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系统的阐述；卢锋教授从技术进步、交易费用降低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形式从原来的以产品单位为主，变化为产品内部的更细微的部件的贸易，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陈平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结合现在的混沌理论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同时我们的学生写的毕业论文，大多试图解释中国改革发展中凸显的现实问题，比如预算软约束、收入差价、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结果等，既有理论模型，也有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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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心成立才11年，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来说，中心的老师和学生的努力只是往前迈出了小小的一步。要完全克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瓶颈，需要全国各个经济学教育科研单位和几代经济学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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