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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经济学科学位分类多样化，培养目标明确。硕士学位分为学术硕士（M. Phil.）和专业硕士，博士学位分为研究博士学位（Ph. D.）和专业博士学位（Professional Doctorate）。根据不同的学位，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及考核制度等也各异，这样不仅满足社会的需要、达到分流的目的，学生的质量也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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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国学位分类较单一，满足不了多方面的需求。多数学生希望通过读研究生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从本科、研究生每年的就业人数占很大比重可以看出），在职研究生则希望能在原有职业的基础上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只有少数学生真正对经济学感兴趣并有很好的发展潜力。但由于学位单一，没有更多适合自己的选择，专业型和研究型的学生只好一起接受学校的硕士或博士培养计划，由此导致以下两个后果：在课程设置和培养计划上采取一刀切，培养目的不明确，既没有满足学生的个性和爱好，又使经济学科缺乏强有力的后备人才；一个导师要辅导10个甚至20多个学生（这种现象在国外是不存在的），导师精力有限，难以实施个性化教育和通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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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入学条件强调学生的全面素质。无论是本科生入学还是研究生入学，西方不仅注重成绩，还会考察成绩之外学生所具备的其他能力。在本科生入学方面，美国著名大学规定所有学生要参加“学生能力测验”（SAT）或“大学入学考试”（ACT），通常划定分数区间，没有固定的分数线，然后再根据其他能力在分数区间择优录取，其他能力包括学术成就（academic accomplishment）、社区参与和领导能力等，学生必须递交有关自身能力的翔实的证明材料。在研究生入学方面（主要指研究型研究生），必须递交研究论文、著作和其他原创性作品，经济专业要求有良好的数学功底，尤其在线性代数、微积分和统计学方面有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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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本科生入学主要以成绩为标准，忽视其他能力的考察，这必然形成应试教育的导向，这种状况有其历史原因，短期内改变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近期内只能寄希望于增加考试的灵活性和综合性，以较全面地反映学生素质。研究生（主要指研究型研究生）入学标准也需变革，应该强调学生的数学能力和研究能力的考核，要实现这一点又必须以学位细化为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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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方特别强调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学生是经济学科教学的中心，培养学生的研究和创新能力是教学宗旨，一切活动都是为培养学生的研究和创新能力服务的。这体现在：（i）为学生提供较多的研究平台。例如，老师把近期研究在网上公布，感兴趣的学生可以报名参加课题研究。讨论会（seminar）及会后提交的论文，也是培养研究能力的很好的方式。跨学科培养扩大学生的研究视野。哈佛大学拥有众多的seminar和workshop，有时会邀请其他大学加盟，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术团体和学术活动也很多。以上活动大都鼓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加。（ii）入学要求、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及考核评价均是围绕提高学生研究和创新能力而设计的，国外已形成了较为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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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本科生教育仍侧重于课堂教育，虽然有一些激励他们研究创造的平台，但相对于庞大的本科生队伍，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及考核评价不全是围绕提高学生研究和创新能力而设计的，例如，经济学方法论课程设置滞后，学生不知道怎样才能学好经济学、怎样才算学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更为滞后：（i）研究型学生和专业型学生（占多数）一刀切，所以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ii）有些导师忙于自己的事务，缺乏对学生的引导；（iii）经济上困难，学生不能潜心搞研究；（iv）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术团体较少，教师和学生共同参加的seminar和workshop较少，资源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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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透明度高。经济系每位教师的通信方式、研究专长及目前所作的研究均在网上公开，这不仅有助于老师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学生与老师沟通。这些交流和沟通没有学科界限，因此也就形成了百家争鸣、学科交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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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系教师的信息一般不公开，即使公开，也不够详细。这种保守的信息公开限制了老师之间的交流和师生沟通，无法形成百家争鸣、学科交叉的互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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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方注重师资力量的培养与保持。国外院校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师资力量管理制度。（i）激励方面。首先，薪资福利水平较高，高校教师是一个中上水平收入的职业；其次，教师学术权力相当大，他们对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等学术事务有较大的自主性；最后，为教师提供校际交流和国际交流的机会。（ii）约束方面。首先，高校教师学历要求。从西方各国的做法可以看出，要获得教授、副教授等任职资格，一般需要具有博士学位；其次，新任教师要接受严格的培训；再次，晋升制度非常严格；最后，教师需接受来自个方面的监督，特别是同行和学生的监督，这也是以信息公开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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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高校教师的激励约束制度尚处于建设阶段，表现为：（i）教师薪资福利不高。近几年，教师福利确实有很大改善，但与其他阶层相比，增长速度还是很慢，导致教师为了生存，不得不走出校门寻求兼职，精力和时间无法集中于教学和研究，这与提高学生研究、创新能力的国际潮流格格不入。（ii）教师学术权力不够大。他们活跃在基层，作为教学改革的中坚力量再合适不过了。而我国这方面的改革正在起步，给教师以自主权应该成为经济学科建设的方向之一。（iii）约束制度不够严格（软约束）。新任教师没有固定的培训方案，来自同行和学生的监督有时也会流于形式。当然也要看到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许多学校已意识到建立第三方监督制度的必要性，比如，武汉大学组织退休教师组成督导团，对教师教学、研究进行监督并提出中肯意见，这是一个建立有效约束机制的很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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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理解现代经济学》）说到底，参照系就是经济学理论基础。建立经济学理论基础，以此为参照系分析和解决问题，理应成为经济学科人才的培养方向，也是良好的生源、优秀的师资和先进的培养计划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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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志刚，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经济学博士，经济学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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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我被“芝加哥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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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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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已经求学数年，2006年暑假回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研究生讲授《宏观与发展经济学高级专题》一课。在与老师和同学的不断接触中我第一次突然强烈地意识到我的学术神经和血液已经被彻底地“芝加哥化”了，这是一种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近乎宗教的学术信仰和自豪感。芝大的校训直译过来就是“让知识不断积累，以丰富人生”；每当别人提起“芝加哥学派”，我总是会联想到武侠小说中一个刚入少林的小弟子对于前辈方丈高僧的无限景仰之心和对同门的手足之情，或许在别门别派前还带有那么一点点轻稚的“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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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或许这种傲气是外人惯出来的罢，因为每次向别人自我介绍说在芝大念经济学，对方常常会马上客气地说起诺贝尔奖。半年前回国在上海返签，我紧张等待美国签证官的第一个提问，听到的居然是：“Oh，so you are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do you want to win the Nobel Prize?”我不知如何回答却非常开心，只是站在那里傻笑。其实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反而很少说诺奖，经济系学生中间流传最多的关于诺奖的故事是，Lucas和Heckman曾经都没有在第一次就考过芝大经济系的core exam，Heckman还为此转到了普林斯顿，但是他们后来都拿了诺奖。所以我们系就有个名言：“要想拿诺奖，最好第一次考core exam不要考过。”但是据我的观察，考前好像每个人都非常卖力地准备应考，“诺奖”似乎没有任何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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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大经济系目前还在讲课的诺奖得主有5个人。研究经济史的Fogel常常待在商学院而且一度曾经常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但是我没有选过他的课，因此几乎没有见过他。我曾为76岁的诺奖得主Becker教授担任过博士课程ECON301和ECON302的助教以及一个学期的助研，他与我的办公室在同一套间，因此几乎天天见面。他即使在周末都会来办公室，还打网球，周一的workshop上他最为活跃，这个暑假他要在欧洲三四个国家作包括牛津大学的希克斯讲座在内的4场讲演。每次当我坐在Becker教授办公室里凌乱的大书桌前看他在黑板上做推理时，每次当我在晚上八九点钟时的经济系走廊里见到Heckman教授背着个大黑挎包刚要回家时，每次当我听到我的二年级论文指导教授Lucas与我讨论论文时说“I don’t know”时，我的心中总是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激动。Myerson教授于2007年因为在机制设计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之一。在获奖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获奖以后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他说：“就是准备明天在经济系的workshop上的论文报告。”我和在场的同学们都笑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仍旧照常不误地教课和参加workshop的研讨。的确，日常的生活还是在一如既往地继续。其实所有得奖的人都早已众望所归，只是被瑞典人货币化地正式承认一下而已。我私下将他们尊称为“学术贵族”，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他们，拿了诺贝尔奖以后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平心静气地勤奋着和谦逊着。这些学术泰斗尚且如此，我找不到理由为什么号称“热爱经济学”的青年学子们还会有那么多时间去成天请客吃饭、卡拉OK、吹牛胡侃而不是去作严谨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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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经济思想史的人稍加回忆就不难发现，“芝加哥学派”的内涵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众多先贤的不断学术创新中动态变化着的。从这些大师的课堂上，我感受最深、觉得最珍贵的是他们举手投足间的精神承传，是那种坚韧不拔的开拓学术的理论勇气，是那种捍卫芝加哥学派荣誉的忠诚与强烈的自豪感，是那种充满激情、永远学术的不竭动力，是那种气定神闲、笑看风云的超然自若。我想，也许不在芝加哥仍然可以学到他们的经济理论，但是绝对感受不到在手捧芝大同门前辈学长的论文进行学习阅读时的那种亲切感、芝大老师们讲解这些论文时的那种自豪的神情，以及与此荣耀感相随的催人奋进的无名压力：他们也曾和你一样在这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教室研究与学习过，那与他们相比，你现在又做得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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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研究领域是宏观，就来说说宏观理论吧。随着卢卡斯批判和动态分析工具的系统引入，现实与理论的发展将传统凯恩斯主义宏观学理的一系列重大缺陷暴露无遗。如今的宏观经济学子不再热衷于用国别数据做索罗残差或是进行Klein的大规模的宏观联立方程组运算，而是热衷于一套动态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后来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吸收了新古典宏观的分析方法，将一系列价格黏性理性化，对经济科学也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还是没有被说服为什么被新凯恩斯主义所最为关注而被新古典宏观基本放弃的那些问题是足够重要的。那些简单根据时间出现顺序武断地认为新凯恩斯主义超越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人，显然需要重修一遍研究生一年级的宏观课，但令人惊讶的是，国内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Edward Prescott最近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诺奖演说和Lucas教授2002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宏观经济学的要务》对此已经作出了最为权威而又足够清楚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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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是否像Lucas这样顶级的芝加哥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家适合做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时，斯蒂格利茨曾诚实地说道：“作为总统，怎么能指望一个认为（在成熟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政策大多数基本上不是无效就是有害的人能帮上忙呢？”的确，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现代的经济学学子与学者对于政府干预的第一反应便是审慎的怀疑。尽管如此，“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也并非是如科斯所批评的那种“黑板经济学”，价格理论与收入理论的大师的思想观点在政策界仍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20世纪50、60年代一群“芝加哥小子”回到拉美推行的自由化经济改革成效卓著，美国70年代的滞胀之后掀起了一系列deregulation的新古典经济政策的市场化回归，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私有化政策在欧洲各国也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经济组织中经常可以看见出身于芝加哥经济系的学生和学者的身影，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占有重要的决策位置。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任首席经济学家是芝大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aghuram Rajan。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毕业于芝大的林毅夫教授也即将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也是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担此要职。事实上，与其看到一些不懂经济学的人管理经济，我们这些芝大的学生更愿意看到训练有素的出色的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并将此看成是整个经济学家群体的值得称赞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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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代有人才出”，芝加哥学派的世界性声誉是由芝加哥前辈一代一代奋力开创的，而前辈的辉煌能否保持则主要依赖于经济系和商学院更年轻一辈的中坚的教授们。也许他们长时间被诺奖大师们的光芒所遮掩，然而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目前还有好几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排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那张waiting list上：提出“有效市场假说”的Eugene Fama，倡导行为金融学的Richard Thaler，提出了GMM并在资产定价方面有着重要贡献的Lars Hansen，创立了贝叶斯计量经济学的Arnold Zellner，也许还可以加上在契约理论与发展经济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Robert Townsend，等等。在宏观方面，也许还可以加上芝大毕业生Paul Romer、Neil Wallace等人的名字。如果一定要拉拉关系的话，我们芝大的学生也在热切盼望着Barro与Sargent两位芝大曾经的教授能早日拿到诺贝尔奖。再年轻一点的，我们从Kevin Murphy和Steven Levitt，以及最近加盟的John List身上看到了芝加哥价格理论和实证传统后继有人；宏观方面，经济系里的Robert Shimer、Fernando Alvarez以及马上要加盟的Sam Kortum显然正如日中天；芝大GSB里阵容强大的金融系也是宏观的一个强力互补后盾。我期盼着芝大毕业生Narayana Kocherlakota有朝一日也能返回母校执掌宏观教鞭。同时也为Sherwin Rosen的过早去世，以及克拉克奖得主Sanford Grossman过早离开学术界而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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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背负王婆卖瓜之嫌重复这些主流业内人士的常识，是因为这次我回北大经济中心教课并参加留美经济学会和CCER-NBER年会等学术会议期间，深深感觉到国内学界很多人都对芝大经济系有着严重的误解。误解之一便是认为芝大是个“老人系”，不过这个误解容易消除，只要对现代经济学有足够的了解并且到芝大经济系主页上稍微看一下即可。误解之二是以为芝大的教授个个都高高在上，让人不可接近。别人怎样我不知道，就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曾担任芝大校长达七年之久并且曾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学会主席的Hugo Sonnenchein教授（是复旦校友周林教授在普林斯顿时的导师）每次遇到我们这些学生，常常毫无架子地和我们先打招呼。2003年我赴美签证遇到挫折，他还特意为我写了一封支持信给美国大使馆，尽管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还没有入学的学生，为此我至今心存感激。在为Gary Becker教授担任助研期间，有次我为了准备期末考试而一直拖着他的研究进度，但他很体谅我说完全可以考完再继续做助研的工作。在我给Hansen教授当RA期间，他也特别的大度，与RA的时间安排发生冲突时常常允许我先做自己的研究。去年（2005年）的感恩节前夕，Hansen教授看到我孤单一人待在办公室里，没有亲人，就邀请我去他家吃火鸡。在饭桌上我还见到了他的岳母，也就是在台湾大名鼎鼎的经济学泰斗蒋硕杰的遗孀，她祖籍黑龙江，普通话非常好，聊得很开心，我当时很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还有一次，我在系里报告一篇习作，Lucas和Stokey两位教授正好有事出差，但是没想到事前他们竟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抱歉无法参加并让我给他们俩再单独作一次报告，让我受宠若惊了很久。去年暑假，Myerson教授通过电子邮件指导我写论文，有一次我们互相电子邮件交流直到半夜二点半，而他第二天还需要动身去欧洲讲学。所有这些事情都让我激动地感觉到，尽管我们还只是无名小卒，但是系里的这些世界级的大师还是很关心重视我们这些学生的，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些更能鼓舞青年学子的士气了，大概我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被“芝加哥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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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芝大经济系的常见误解之三就是认为芝大经济系学生间的关系肯定很紧张。也难怪，芝大考试淘汰率之高是“臭名昭著”的，我们班2003年入学24人，现已经走了9个人了。外人想当然地认为如此残酷的竞争关系肯定会把学生之间搞得跟仇人一样，见了面会两眼发红。然而事实却是，身处“围城”之内的我们沿袭历史惯例，组成一个个学习小组（study group），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一起奋斗。当时我们班还有一个中国人，来自台湾，是会讲四川话的“外省人”，服军役时为少尉，我们关系很好，我一直戏称他为“周少尉”。我们一起做饭吃饭、准备core exam。我做的菜当然天经地义地很难吃，他大义凛然地安慰我说只要吃不死就行。他还在考试前热心地帮我搬家。有次课程结束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好好努力，我们一起过core”。我觉得我们同学之间是一起奋战的战友关系。特别是我的study group里的人都很优秀，人也好，我们曾口出狂言要发明一个属于我们的“四人帮模型”。一般人是无法体会我们之间的那种既竞争又团结的友谊的。其实我们已无选择，因为我们都被“芝加哥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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