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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起Becker教授办公室里的照片，我就顺带八卦一下。Lucas教授的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张他的学生Prescott和Kydland俩人的合影，桌上则放了一张年轻时的Stokey教授的美女照片。Stokey教授办公室里的窗前也放了一张Lucas教授四十几岁时的照片，害得我一开始几次去Stokey教授办公室讨论助教事务时老是分心。Lucas教授的秘书则在她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瑞典国王向Lucas教授颁奖时的照片，显然她也感到很自豪。一个行政秘书尚且如此，就不必说我们这些经常拜读他们经典论文的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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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作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一名博士生我感到很自豪。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为芝大经济系毕业的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Chow Test感到自豪，为林毅夫教授应邀作剑桥大学久负胜名的马歇尔讲座以及芝加哥大学纪念D.Gale Johnson首场年度讲座感到自豪，也对芝大毕业的一批优秀华人经济学家如谢丹阳、朱晓东、Li Hao等人感到自豪。非常有个性的张五常教授与芝大经济系有着很深的渊源，作为后学晚辈的我也一直对他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学术成就充满敬仰。在芝加哥大学的物理、数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等其他学科中也不断涌现出令全球华人自豪的华裔学术精英与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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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被“芝加哥化”了，也许因此变得有些幼稚地傲慢和自以为是。不过，一个从人大直升到经济中心的06级师妹在课后发邮件对我说，我应该保持芝大人的骄傲，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归属感。“归属感”，真是一语中的！但是必须承认，在芝加哥经济系做研究要比我原来想像的更不容易，更需要勇气，但要相信自己，贵在能耐住寂寞和批评，平心静气地坚持，不要放弃，千万不要。(2)是芝加哥经济系的前辈们创造了并且继续在创造芝大经济系的荣誉，而我目前还只不过是这些荣誉的消费者而非投资者，在学术研究上我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作为芝加哥经济系的博士候选人，我的头上没有光环，只有压力和自责。只要有机会，我愿意沉下心来从零开始作一辈子的经济学研究。只是我真的很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为享受被“芝加哥化”支付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利息，也许这就是我被“芝加哥化”以后唯一的心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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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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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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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6年，芝加哥大学授予79岁的Herbert Baum经济学博士学位。他20世纪50年代在芝大获得经济学硕士以后成为政府农业经济学家，从事草莓行业数十年，其博士论文是关于加州草莓行业的相关农业政策后果，终于获得经济系导师的认可。这位八旬老翁不仅是芝大历史上年纪最大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而且他的论文委员会四个导师Friedman、Becker、Heckman和Myerson全部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恐怕也的确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在博士答辩当天，他带来了一篮子最好的草莓。这是一个芝大经济系博士梦圆的故事，虽然迟到了半个多世纪。当以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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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哈佛经济学家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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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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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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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极北之地，有一个叫做“经济学”的部落，这个部落占据了一大片荒凉的冻土。由于“经济学人”生活在这样的天寒地冻之中，也由于他们多少有些排外，在外界看来，“经济学人”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艰苦生活。在“经济学”部落，未成年者被叫做“研究生”，他们要经过庄严的成人仪式才能被接纳为部落的正式成员。成人仪式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每个“研究生”必须做出一种叫“模型”的东西，并得到“系”里的老人们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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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莱琼霍夫德（Leijonhufvud）在一篇寓言式的文章《经济学部落的生活》（Life among the Econ）中对经济学界的描绘。从这篇寓言中我们能够得到的启示是：如果说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时代，经济学还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学科，那么时到如今，经济学已经成了一个对外封闭而又有着严格内部纪律的“部落”。如何才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实际经济部门或政策决策部门的工作经验、经邦济世的雄心壮志、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熟悉并不能帮上多大的忙，唯一的正途是进入研究生院受训，拿到PhD，这才是成为经济学家的“敲门砖”，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美国是这样。根据美国调查局的统计数字，美国约有13万名经济学家，但这其中包括了许多在企业界工作、自称是经济学家的人。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家的定义限制在那些至少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人数便分别减少到6万人和1.75万人。而那些真正活跃在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只有大约两三千人，其中站在研究前沿“核心”的经济学家约有五六百人，其余两千左右的“外围”经济学家大多是“核心”经济学家的学生、助手和崇拜者，他们传播、发展和捍卫“核心”经济学家的思想。一流的经济学家主要集中在最著名的几所研究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的经济系，如哈佛、MIT、斯坦福、芝加哥等。如果你翻翻排名前10名的经济系教师们的简历，就会发现他们基本上也都是这前10名高校的毕业生。所以，如果想要成为经济学的顶尖人物，必要条件便是到排名前10名的经济系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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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0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的家伙”（visiting fellow）。有机会亲炙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教诲，每天和哈佛经济系的研究生一起听课、讨论，使我有了一个难得的近距离观察美国经济学界的机会。“经济学部落”的人们总体说来有点冷漠，但对我这个外来者还算友善。在哈佛经济系所在的Littaur楼里，我每天背着一个从国内带来的硕大的军用背包独来独往，东走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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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Xa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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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之前，我通过哈佛的外事办（international office）参加了“东道学生”（host student）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学生均能得到一位在校的哈佛学生的帮助。出国前夕，我收到哈佛外事办的来信，通知我的“东道学生”是经济系的博士生Xavier Gabaix。我总觉得这个名字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了墨西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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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剑桥之后，我和妻子前去拜访Xavier。他瘦削的面庞，挺拔的鼻子，一问原来是法国人。Xavier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吃饭。他问我们想尝尝哪国的风味。我妻子说那就法国菜吧。Xavier一下子就往回缩了，他说法国菜太贵了，还是印度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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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为我安排的导师是帕金斯（Dwight Perkins），他是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帕金斯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和蔼的白发老者，他知道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一些中国的汉字。不过，用Xavier的话说，“他是个好人但太老了”（He is a good guy，but too old）。我先向他咨询有关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最近有哪些理论进展，他说他不是搞理论的。我又问他在经验检验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研究，他说他也不是搞计量的。最后，他给我列了一个长长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名单，但我后来一直也没有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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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之余，我想到Xavier一定能够给我帮助。拿到课程表之后，我就去找他，让他推荐哪些课值得去听。Xavier非常好为人师，他把所有的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他给划三个星，表示强烈推荐，其中包括宏观、微观、计量、国际贸易、公共经济学等，因为这是最基础的课程。第二类他给划两个星，表示可以听听，其中包括博弈论、经济增长、产业组织、行为经济学等。第三类只有一个星，表示最好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其中包括森（Sen）的讲座、帕金斯的发展经济学讲座、科尔奈（Kornai）的转轨经济讲座等，他尤其是对马格林（Maglin）的政治经济讲座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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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本上对Xavier的建议言听计从，但也有不听话的时候。我在国内就久仰马士金（Maskin）的大名，所以选了他的博弈论课程，尽管Xavier对我那种对博弈论的狂热信仰很不以为然。结果是，到了第三堂课之后，我就发现自己一点也听不懂了。课间的时候，我问坐在我左边的学生，他说他是数学系的博士生，问我右边的学生，他也是数学系的博士生。坐在我后面的是来自意大利中央银行的一位访问学者，他问我听得懂吗，我说听不懂。我问他听得懂吗，他说他也听不懂。我说那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呢，他哈哈一笑说咱们去喝咖啡吧。1998年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我到哈佛图书馆里把他的书悉数借出，读了一个月后写了一篇介绍森的学术思想的文章寄回国内。Xavier知道后很失望，认为我这是浪费时间，因为到这些人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他们的研究大多已经“过气”了。后来森到哈佛开讲座，我还是去听了。让我吃惊的是，一个小教室里人都没有坐满。这使我深深感受到哈佛学生见解独立，充满自信，从不盲目崇拜名人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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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Xavier接触久了，越发觉得此人不一般。他博士二年级写的一篇关于国际贸易的论文，在赫尔普曼（Helpman）的国际贸易讲义中已经是很重要的必读文献。他频繁地变换研究的领域，在资产定价、经济地理学、国际金融等领域都有很好的论文。我所说的“很好”是指能够在《美国经济评论》之类的杂志上发表。他读研究生的第三年就已经完成了博士论文，跑到MIT教书了。我到了不久，Xavier就开始张罗着找工作。结果斯坦福、芝加哥、普林斯顿和MIT都邀请他去。Xavier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抱怨斯坦福房价太贵，芝加哥气候太冷，MIT和哈佛同在一地，待久了有点腻味。后来他选择了先到芝加哥做一年的访问教授，然后回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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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工作已经定了但还没有启程去芝加哥的那段时间，每隔两三周他就会请我吃饭，每次聊一个小时他就要匆匆回家。我问他忙什么呢，他说经济学他已经研究透了，现在在研究心理学。后来我看到他和Laibson合作的关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theory）的论文。顺便说一句，Laibson在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篇报道里被列为30来岁新一代经济学家的领头人物之一。那天，在马萨诸塞大街的一家日本餐厅里，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他的“坏老鼠理论”（我总是把他的理论戏称为bad rat theory）。忽然，我们都没有说话。然后，他轻轻地转动着茶杯跟我说，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任何的顾虑，所有的精力都可以用来作研究，尽管作成作不成仍是个未知数，但是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间。我不禁为之动容。在那一刻，我认识到，我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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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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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国际经济学比较感兴趣，所以选了赫尔普曼的国际贸易理论。教国际金融的是库珀（Cooper），Xavier建议我别去，还是那句评价，“他是个好人但太老了”。后来，他告诉我多恩布施（Dornbusch）在MIT教国际金融，但时间正好和哈佛的经济计量学冲突，我只好忍痛割舍，至今想来仍觉遗憾。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时候就已经学过高级宏微观，到了哈佛之后才知道天外有天，高级之上还有高级。我们在国内学微观用的教材是范里安（Varian）的《微观经济分析》（Microeconomic Analysis）。哈佛微观的教材是Mas-Colell、Whinston和Green的《微观经济理论》（Microeconomic Theory），里面用到的数学更深，而且在国外经济系像宏观、微观和计量这样的基础课都是讲一年。宏观第一个学期是曼昆（Mankiw）主讲，参考教材是罗默（Romer）的《高级宏观经济理论》（Advanced Macroeconomic Theory）。第二学期是专题，由B. Friedman讲货币政策，Laibson讲动态理论和国际金融。除了这几门基础课有相对固定的参考教材之外，其他课程如国际贸易、公共经济学等都主要是读论文。马士金的博弈论课程里的参考文献有一多半是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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