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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国际经济学比较感兴趣，所以选了赫尔普曼的国际贸易理论。教国际金融的是库珀（Cooper），Xavier建议我别去，还是那句评价，“他是个好人但太老了”。后来，他告诉我多恩布施（Dornbusch）在MIT教国际金融，但时间正好和哈佛的经济计量学冲突，我只好忍痛割舍，至今想来仍觉遗憾。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时候就已经学过高级宏微观，到了哈佛之后才知道天外有天，高级之上还有高级。我们在国内学微观用的教材是范里安（Varian）的《微观经济分析》（Microeconomic Analysis）。哈佛微观的教材是Mas-Colell、Whinston和Green的《微观经济理论》（Microeconomic Theory），里面用到的数学更深，而且在国外经济系像宏观、微观和计量这样的基础课都是讲一年。宏观第一个学期是曼昆（Mankiw）主讲，参考教材是罗默（Romer）的《高级宏观经济理论》（Advanced Macroeconomic Theory）。第二学期是专题，由B. Friedman讲货币政策，Laibson讲动态理论和国际金融。除了这几门基础课有相对固定的参考教材之外，其他课程如国际贸易、公共经济学等都主要是读论文。马士金的博弈论课程里的参考文献有一多半是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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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的第一个学期是最痛苦的，首先要过语言关，同时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准备不足。尤其是，在国内我几乎没有接触过经济计量学，而上Xavier推荐的一门资产定价课时，给我的感觉从头到尾都是计量分析。没有办法，我只好回过头去统计系补习数理统计和计量分析。但那门资产定价理论我又不想放弃，于是我又选了同一位教授给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资本市场。我发现这很管用。事实上，给本科生开设的课程非常好，在研究生课程中讲到的理论，这里都有涉及，而且教授给本科生讲课时更侧重于讨论其中的“经济学”含义，同时带有大量的案例分析。比起干巴巴地只讲研究方法的研究生课程来说，本科生课程就像喝可乐，研究生课程好比喝苦茶。后来学习经济计量学时我又用了这个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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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来，经济系的课很枯燥。我原以为会有激烈的课堂争论，但实际上，主要还是教授在黑板上推公式，学生们在下面唰唰唰地抄笔记。我还听过政府系的几门课，感觉完全不一样。政府系的课程课堂气氛活跃，授课方式也生动得多。经济系学生的争论大多是在课下。Littaur地下室是经济系的计算机房。这里的几间讨论室里经常有三五个学生在热烈地讨论问题，黑板上满是公式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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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是哈佛所有系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我听教务处的一个先生说，经济系里外国学生的比例有60%。我个人的观察是，学生的国籍主要还是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教授的“国际化”程度也很高，所以许多经济系教授讲课时都带点南腔北调。我想，也许是经济学课程的难度太大，懒惰的美国人知难而退了。经济学中用到的数学越来越多，经济系学生的数学基础也越来越好。大多数经济系学生都有理工科背景。Laibson讲动态理论时，说要先用20分钟的时间复习一下real analysis的几个定理，结果这帮经济系的小子们如释重负，彼此打趣说我们先去外面休息20分钟再回来吧。我说他们是“经济系小子”并没有太夸张。第一，男生人数占绝对优势，女生能有30%就不错了。这和政府系也很不一样。我曾经想去听政府系的“公共舆论”课，结果发现8个学生中除我之外都是女生，男老师很年轻，有点色迷迷的样子，让我很不舒服，第二次我就没有再去。第二，经济系学生的年龄普遍很年轻，很多都是20岁出头，就这一点便常常让我自惭形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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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哈佛最大的痛苦还在于那种“局外人”的感觉。我学习经济学还是因为在大学里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时，读到他说：“要领悟经济分析的优美结构，仅仅需要有逻辑感，和能够对于经济学这样的思维体系竟会对整个世界上亿万人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感到惊奇。”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受骗了。布坎南曾很不满意地说，现在是不懂加边海赛矩阵就免谈经济学。到我终于弄懂了加边海赛矩阵，发现我还是不能谈论经济学，因为我不懂马尔科夫链和测度论。真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坦率地说，数学不好还可以慢慢补习，最要命的是，在哈佛，我发现我关心的问题和别人关心的问题是那样地格格不入。我曾试图和MIT的一位博士生谈论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他问我你有model吗，我说没有，他说那我怎么跟你谈呢。我和哈佛小子们一样热爱经济学，或许我的热爱还更真挚，但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融入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学主流中，因为我有撕扯不断的中国情结，我的经历和教育决定了我的研究一定是问题导向的。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正如我的一位老师跟我说过的，到了美国之后，知道了什么是好的经济学，也知道自己做不了好的经济学。回国前夕，我到邮局寄完复印的论文，再一次路过哈佛广场。在银行门口有两个装束像是南美人的乐师，在吹一种类似排箫的乐器。曲调忧郁，令我神伤。走进哈佛园，那乐声依稀仍在，我放慢脚步，回味音乐，环顾四周的楼舍草坪，恍如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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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经济学家茶座》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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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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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我的工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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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格利高里·曼昆(1) 著 骆楠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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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的任务是描述一下我是如何工作的。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写这篇文章。一个人很容易在公开的自我评价过程中变得虚荣，而虚荣这种品性还是留给自己为妙。我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人人都要关心我个人的一些东西——也许除了那些别无选择而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的同事、学生和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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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别的经济学家写一些这类文章时，我还是很爱读的。我乐于认为这些论文在某些方面启发了我，最起码它们引起了我内心中偷窥的兴趣。所以我想，别人也能从一篇简短的文章中了解到我是如何工作的，至少他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点欢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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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用工作中我常遵循的六条定则构成这篇文章的，我选择它们主要是因为它们切实的作用——它们描述了我的行为。我不自称我这些工作方法对别人来说一定能起到某种特定的功效，不过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这些经验符合了别人的情况，并对他们的事业有所帮助，那就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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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之一：向良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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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向四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学习如何营生，也许原因在于我本人良好的事业计划，更有可能的是，我只是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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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作为普林斯顿的一名新生，我受教于哈维·罗森（Harvey Rosen），学习微观经济学原理。哈维是一个杰出的老师。我记得那时很容易发现要学的东西，同时觉得自己学得非常非常多。他的每一次讲演都充满了精辟的见解，新颖、深刻而且非常透彻，以至于看上去我该用一生去了解它们。当然了，我没有。微观经济学原理是我所学过的最开眼的课程，所有后来的经济学课程都显示出了收益递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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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让我至今不解，哈维在我大一的暑期雇佣了我做他的研究助手。我对经济学知道甚少，因为我只学过两门原理性课程。我对电脑编程有所了解（这让我自己的研究助手很惊讶，因为技术上的进步早已使这种人力资本过时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就是雇佣了我，而且那段经历后来被证明是无价的。因为我知道得太少，所以哈维不得不教我一切他需要我知道的东西。一夏天接受一个顶尖级教师和学者的教导，是我所能想像的最棒的学习经历。至今，我还从未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学到那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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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的兴趣转向了宏观经济学，作为普林斯顿的一名大四学生，我又受教于另一位杰出的老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学习研究生宏观经济学。同时，我在艾伦的指导下写我的学位论文。在论文中，我试图解释至少从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开始就使宏观经济学家迷惑的实际工资周期变动的现象。论文中的一部分还成了与艾伦合作的作品，随后在《货币经济期刊》（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上发表了。更重要的是，当我写这篇论文时，我开始深信对于理解经济周期来讲，商品市场内的不完全性至少同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完全性同等重要。这一信念最终引导我进入了现在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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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于1980年秋进入麻省理工学院（MIT）读研究生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还是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的热情、宽阔的知识面和敏捷的思维吸引了我，我们在那年以及下一年夏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一起讨论问题。1982年9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让拉里去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时，拉里带上了我。在他已是位不错但尚未成名的经济学家的短暂时期内，我非常幸运地与他亲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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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像给我们班相当多学生指导那样，做了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是教学科研均衡发展的一个典范。作为一个演讲者，在令人迷惑和有争议的领域中，他给出了清晰、公正的陈述。作为一个指导老师，他鼓励学生寻求感兴趣的问题时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并且不要把自己觉得理应去做的东西强加进去。我的论文，像近些年的一样，是一个单纯为得到学位而由一些关系松散的文章凑合而成的。它还有一个令人困倦的名字：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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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首这四位导师——罗森、布林德、萨默斯和费希尔时，我得出了多年来我总结出的他们的各种特点：他们是多产作家，他们倾向于经验性和政策方面的研究，他们对待教学很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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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些导师对博得更多的听众比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什么更感兴趣，他们都曾抽出学术研究时间去华盛顿参加政治工作。他们中有三位都编写了教科书，其中两位还编了不止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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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这些导师很重要，他们决定了你的专业前途，就如同父母决定了你个人的前途一样。导师，就像父母一样，给了你自身的价值。他们告诉你什么样的行为值得敬重，什么样的行为要避免。并且他们采取间接的方式来传授给你：这些多来自他们的身教而非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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