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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我的工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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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格利高里·曼昆(1) 著 骆楠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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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的任务是描述一下我是如何工作的。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写这篇文章。一个人很容易在公开的自我评价过程中变得虚荣，而虚荣这种品性还是留给自己为妙。我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人人都要关心我个人的一些东西——也许除了那些别无选择而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的同事、学生和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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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别的经济学家写一些这类文章时，我还是很爱读的。我乐于认为这些论文在某些方面启发了我，最起码它们引起了我内心中偷窥的兴趣。所以我想，别人也能从一篇简短的文章中了解到我是如何工作的，至少他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点欢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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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用工作中我常遵循的六条定则构成这篇文章的，我选择它们主要是因为它们切实的作用——它们描述了我的行为。我不自称我这些工作方法对别人来说一定能起到某种特定的功效，不过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这些经验符合了别人的情况，并对他们的事业有所帮助，那就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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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之一：向良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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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向四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学习如何营生，也许原因在于我本人良好的事业计划，更有可能的是，我只是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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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作为普林斯顿的一名新生，我受教于哈维·罗森（Harvey Rosen），学习微观经济学原理。哈维是一个杰出的老师。我记得那时很容易发现要学的东西，同时觉得自己学得非常非常多。他的每一次讲演都充满了精辟的见解，新颖、深刻而且非常透彻，以至于看上去我该用一生去了解它们。当然了，我没有。微观经济学原理是我所学过的最开眼的课程，所有后来的经济学课程都显示出了收益递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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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让我至今不解，哈维在我大一的暑期雇佣了我做他的研究助手。我对经济学知道甚少，因为我只学过两门原理性课程。我对电脑编程有所了解（这让我自己的研究助手很惊讶，因为技术上的进步早已使这种人力资本过时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就是雇佣了我，而且那段经历后来被证明是无价的。因为我知道得太少，所以哈维不得不教我一切他需要我知道的东西。一夏天接受一个顶尖级教师和学者的教导，是我所能想像的最棒的学习经历。至今，我还从未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学到那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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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的兴趣转向了宏观经济学，作为普林斯顿的一名大四学生，我又受教于另一位杰出的老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学习研究生宏观经济学。同时，我在艾伦的指导下写我的学位论文。在论文中，我试图解释至少从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开始就使宏观经济学家迷惑的实际工资周期变动的现象。论文中的一部分还成了与艾伦合作的作品，随后在《货币经济期刊》（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上发表了。更重要的是，当我写这篇论文时，我开始深信对于理解经济周期来讲，商品市场内的不完全性至少同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完全性同等重要。这一信念最终引导我进入了现在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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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于1980年秋进入麻省理工学院（MIT）读研究生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还是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的热情、宽阔的知识面和敏捷的思维吸引了我，我们在那年以及下一年夏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一起讨论问题。1982年9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让拉里去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时，拉里带上了我。在他已是位不错但尚未成名的经济学家的短暂时期内，我非常幸运地与他亲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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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像给我们班相当多学生指导那样，做了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是教学科研均衡发展的一个典范。作为一个演讲者，在令人迷惑和有争议的领域中，他给出了清晰、公正的陈述。作为一个指导老师，他鼓励学生寻求感兴趣的问题时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并且不要把自己觉得理应去做的东西强加进去。我的论文，像近些年的一样，是一个单纯为得到学位而由一些关系松散的文章凑合而成的。它还有一个令人困倦的名字：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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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首这四位导师——罗森、布林德、萨默斯和费希尔时，我得出了多年来我总结出的他们的各种特点：他们是多产作家，他们倾向于经验性和政策方面的研究，他们对待教学很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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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些导师对博得更多的听众比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什么更感兴趣，他们都曾抽出学术研究时间去华盛顿参加政治工作。他们中有三位都编写了教科书，其中两位还编了不止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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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这些导师很重要，他们决定了你的专业前途，就如同父母决定了你个人的前途一样。导师，就像父母一样，给了你自身的价值。他们告诉你什么样的行为值得敬重，什么样的行为要避免。并且他们采取间接的方式来传授给你：这些多来自他们的身教而非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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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主要的区别是：父母是命中注定的，导师却是可以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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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之二：与好的伙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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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能和许多有才能的合作者一起工作，按出现的大概次序来讲，包括了艾伦·布林德、布赖恩·布利耶（Bryan Boulier）、拉里·萨默斯、胡利奥·罗滕贝格（Julio Rotemberg）、马修·夏皮罗（Matthew Shapiro）、戴维·朗克尔（David Runkle）、埃弗里·卡茨（Avery Katz）、鲍勃·巴尔斯基（Bob Barsky）、史蒂夫·泽尔德斯（Steve Zeldes）、杰夫·迈伦（Jeff Miron）、迈克·惠斯顿（Mike Whinston）、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安迪·埃布尔（Andy Abel）、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戴维·罗默（David Romer）、拉里·鲍尔（Larry Ball）、迈尔斯·金博尔（Miles Kimball）、戴维·韦尔（David Weil）、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苏桑托·巴苏（Susanto Basu）、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哈维尔·萨拉-i-马丁（Xavier Sala-i-Martin）、鲍勃·霍尔（Bob Hall）、尼科·坎纳（Niko Canner）和道格·埃尔门多夫（Doug Elmendorf）。其中一些是我的导师，其他的是我的同辈（多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还有一些是我在哈佛的学生。近些年，我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与这些人一起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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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同事对我的工作来讲是那么的重要呢？其中一个原因可以从亚当·斯密的扣针工厂的著名故事中找到。斯密注意到扣针工厂之所以产量高，是因为它允许工人们进行专业分工。作研究也没什么不同——它只不过是生产的另一种形式而已。从事研究需要多方面的技能：确定问题、建立模型、证明定理、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结果。因为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能擅长所有的这些工作，而合作可以使大家一同从事那些每一位参与者都难以单独做的工作。制造知识同制造扣针一样：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奇怪的是，为什么亚当·斯密没有遵循他自己的分析，在没有合作者协助的情况下写下了《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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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人合作的第二个原因是那可以使我的工作少一点孤独。研究与写作是一项寂寞的活动，手拿纸笔或坐在电脑前耗去无尽的时间而不与外人接触是很常见的。有些人可能还喜欢这样的工作，但那不会是我。与同伴们争论使我的生活更加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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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人合作的第三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好的合作者永远能够促进你提高。在大多数成功的合作中，各方都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一个合作者可以帮助你拓宽知识面，提高技能，也能暴露出你思维的偏见。甚至当合作已经结束，你还能将从中得到的益处带到以后的工作课题中去。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合作者都成了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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