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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之二：与好的伙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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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能和许多有才能的合作者一起工作，按出现的大概次序来讲，包括了艾伦·布林德、布赖恩·布利耶（Bryan Boulier）、拉里·萨默斯、胡利奥·罗滕贝格（Julio Rotemberg）、马修·夏皮罗（Matthew Shapiro）、戴维·朗克尔（David Runkle）、埃弗里·卡茨（Avery Katz）、鲍勃·巴尔斯基（Bob Barsky）、史蒂夫·泽尔德斯（Steve Zeldes）、杰夫·迈伦（Jeff Miron）、迈克·惠斯顿（Mike Whinston）、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安迪·埃布尔（Andy Abel）、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戴维·罗默（David Romer）、拉里·鲍尔（Larry Ball）、迈尔斯·金博尔（Miles Kimball）、戴维·韦尔（David Weil）、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苏桑托·巴苏（Susanto Basu）、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哈维尔·萨拉-i-马丁（Xavier Sala-i-Martin）、鲍勃·霍尔（Bob Hall）、尼科·坎纳（Niko Canner）和道格·埃尔门多夫（Doug Elmendorf）。其中一些是我的导师，其他的是我的同辈（多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还有一些是我在哈佛的学生。近些年，我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与这些人一起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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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同事对我的工作来讲是那么的重要呢？其中一个原因可以从亚当·斯密的扣针工厂的著名故事中找到。斯密注意到扣针工厂之所以产量高，是因为它允许工人们进行专业分工。作研究也没什么不同——它只不过是生产的另一种形式而已。从事研究需要多方面的技能：确定问题、建立模型、证明定理、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结果。因为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能擅长所有的这些工作，而合作可以使大家一同从事那些每一位参与者都难以单独做的工作。制造知识同制造扣针一样：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奇怪的是，为什么亚当·斯密没有遵循他自己的分析，在没有合作者协助的情况下写下了《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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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人合作的第二个原因是那可以使我的工作少一点孤独。研究与写作是一项寂寞的活动，手拿纸笔或坐在电脑前耗去无尽的时间而不与外人接触是很常见的。有些人可能还喜欢这样的工作，但那不会是我。与同伴们争论使我的生活更加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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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人合作的第三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好的合作者永远能够促进你提高。在大多数成功的合作中，各方都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一个合作者可以帮助你拓宽知识面，提高技能，也能暴露出你思维的偏见。甚至当合作已经结束，你还能将从中得到的益处带到以后的工作课题中去。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合作者都成了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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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之三：要有广泛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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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生中，我因有广泛的兴趣而受到庇佑。（或许，我也因专注时间短而为之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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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孩子，我有极多的爱好。我收集硬币、邮票、贝壳、岩石、大理石、棒球卡，还有竞选徽章。我还有海龟、蛇、老鼠、鱼、蝾螈、变色龙、鸭子等宠物，以及一只考克斯班尼猎犬。在高中时，我花时间去下象棋、玩击剑、航海。从我放弃这些玩意儿到现在已经好久了（虽然我现在有一只名叫凯恩斯的博德猎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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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强迫自己每学期换一个新的主攻方向，一般是在物理学、哲学、统计学、数学和经济学中交替。大学后我的路是迂回曲折且毫无计划的。按大致的年代顺序，我在国会预算局度过了一个夏天，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学习了一年，在哈佛法学院学习了一年，又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干了一个夏天，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了一年，第二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完了哲学博士，下一学期在哈佛法学院学习，之后的一学期在麻省理工学院当讲师，教授统计学和微观经济学。1985年，我放下了法律研究，成为哈佛经济系的一名助理教授，在那儿的第一年我教授经济学原理和研究生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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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我已在哈佛工作10年了。哈佛是一个工作的好地方。然而我经常渴望离开这里，只是为了做点什么不同的事。我留在哈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和国家经济研究局很近。每年国家经济研究局都要召开几十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经济学家参加的各类议题的会议。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就像几天换一所新大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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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广泛的兴趣（短暂的专注时间）可以解释我的不同（甚至是支离破碎的）的工作着重点。我的研究跨越了大部分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内，我发表了一些关于价格调节、消费者行为、资产定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章。我甚至还敢于跨出宏观经济学的领域，发表了一些关于不完全计划生育下的人口出生率、对附加津贴的税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进入、住房需求的人口统计决定因素方面的文章。这其中没有哪项是位于宏伟计划之列的。无论何时，我都去从事那些很让我感兴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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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想法是研究过程中最难也是最不可控制的一环，但是如果你有广泛的兴趣，那么它多少就会变得简单一些了。很显然，广泛的兴趣为你的成功带来更多的机会。一个矿工在一个大的范围里寻找要比在一个小范围内一遍遍寻找更容易找到金子。更重要的是，思考一个课题可以引发关于其他课题的想法。例如，当我参加一个法学院的讨论垄断定价和反托拉斯政策问题的研讨班时，我已开始考虑菜单成本和价格的宏观调节问题了。研究中的思维火花往往在意外的地方迸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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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广博也有代价，之一就是完成他人的约稿变得更为困难。我总是被劝诱着写东西：“今后几年，我真想做我乐于去做的事。请出钱支持我。”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出资助金的人想要得到的，至少是一份长期研究计划的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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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具有广泛兴趣的最大代价在于缺乏深度。有时我会害怕如此，因为我在太多领域中工作，每一项都比单独研究的话要肤浅。谨慎选择合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但不能彻底解决。我知道不论我从事什么课题时，别人都要比我多花更多时间去考虑它，正如所谓的奉献一生去倾注于某一单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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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不会是我的一生，我没有那样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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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之四：谨慎安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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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经过很长时间才得到的经验。从前我有求必应，去每个邀请我举办研讨会的学校，评议会议组织者请我讨论的每一篇文章，审定杂志编辑给我的每一篇文章，写系主任让我写的每一封推荐信，出任学院院长让我担任的每一个委员会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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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后就不是这样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请求呈指数形式增长。在哈佛领薪不出几年，一味答应的代价已不可忍受，我开始意识到承担太多职责就会不负责，因为那要花费很多时间而耽误了最重要的事——教书和研究。我现在拒绝那些势不可挡的研讨会组织者、会议组织者、杂志编辑、系主任和院长们提出的大多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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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研究什么课题是我在分配时间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我觉得在一个课题完成前就预测它如何才能取得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当我完成了论文之一后，我都不能准确预料别人（如编辑和定稿人）会作何反应。因此，我的策略是选择那些让我非常感兴趣的课题，在某种程度上，要看是否有能分享我工作激情的好合作者。有时我研究一个课题一段时间后，发现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了，那时我就强迫自己想想沉没成本的问题，并转向另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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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的事是编写教科书。我写了一本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现在正在出第二版。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写教科书是一项烦琐的工作，我有时会问自己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消耗时间。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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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的编写是教学的一种形式，同样，教学的利弊它都有。主要的弊处是它花费时间，而时间是大学教师最重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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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考虑这些弊处，我认为编写教科书就像课堂教学一样，是对我的时间有效的利用。一个好处是金钱上的。世上没有几个人仅仅靠创造知识而谋生，大多数大学教师也会把一部分时间花在传授知识上。办讲座是传授知识的一种形式，而编写教科书是另一种。迄今为止，我能赚足够的钱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不会迫不得已花时间去从事其他活动，如做有偿顾问，来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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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课堂教学和写书的最直接的好处是它们可以使你塑造学生的思想。经济学并不是像牛顿力学或欧氏几何那么直截了当的学科。无论何时教授经济学，你都有足够大的范围去寻找必要的材料并考虑如何把它们讲出来。在选择材料的过程中，你可以在课中揉进你自己的东西，并且帮助学生去形成他们的观点。虽然课堂上的老师和编书者都有这种责任，但后者却有更多的“观众”。对于那些想把他们的经济学观点留给下一代的人们，编写教科书是最有效的途径。说真的，教科书对于形成研究领域十分重要，许多学术刊物上的多产作家也都是教科书的编写者：萨缪尔森（Samuelson）、鲍莫尔（Baumol）、布林德、斯蒂格利茨（Stiglitz）、巴罗、多恩布施（Dornbusch）、费希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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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好处是讲课与编书刺激了研究中灵感的产生，每逢你不得不向别人解释什么时，不论在口头上还是笔头上，你都要比平时更加彻底全面地去思考。准备讲座或起草教科书的章节都会显露出你理解上的漏洞。并且有时，当你试图填补这些漏洞时，你会得到一些研究的灵感。简而言之，传授知识和创造知识是相得益彰的，这就是这两种形式的生产在相同企业中各占一席的原因，这种企业就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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