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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文章是很难的，它需要你修改、修改、再修改。然后，当你认为你已改得很好，你还需要再次修改。好的作品读起来是有趣的，但往往写的过程并不有趣。（有一次我问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作为一个通俗作家成功的秘诀时，他说他把每篇文章都要改上好几遍。大约到第五稿时，他才得以最终把文章写成那种每人都崇尚的比较贴近自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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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现代科技使写作变得很容易了。我直接用WordPerfect文字处理软件写作。纸笔、秘书都变得没有必要，这确保我更能写出许多作品来。但现代科技同时也使人们更容易写出坏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坏作品都在不断增加。对坏作品的需求倒一直是很低，与之相称的是它的回报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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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好的作品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回报。写出一些好的东西来会吸引读者，并使你有更好的机会让人倾听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有另一种收获：好的作品带来个人的满足感。一个作家应从回首中得到快乐，并发现自己出色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我不喜欢写作，但我在乎曾经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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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之六：寻找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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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在我很久前读过的书向我揭示了快乐的秘诀：找出你喜欢做的，然后找一个为你出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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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十几岁时懂得这一点的。那时，我喜欢赛小型帆船。所以当我寻找第一个暑期工作时，我找到了一个教航行课的地方（我的老板1小时课要收15美元，却付给我2.25美元这一最低的工资，这是我上的第一堂经济学中关于垄断竞争的课）。我这才知道不应老是轻易照搬这个秘诀，我也不知道在今后的日子中怎样找到一个支援我进行帆船赛的人，这也是一些青少年忧虑的一个原因。幸运的是，长大后我的兴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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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我选择研究题材时，我牢记快乐秘诀。编辑和会议组织者们常邀请我按他们选的特定题材写一些东西，结果大部分被我拒绝了。（这篇文章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外之一。）除非某个编辑正好提出了我也正感兴趣的题材，要不然我并不喜欢去写，更可能的是我写不好。我研究的方法是首先决定我想要考虑些什么，然后看是否可以找到帮我出版成果的人。若我现在的兴趣所在恰好与某人正在组织的讨论会相一致，那好极了，因为讨论会是个便捷的阐述我想法的场所，而且会议请柬会促使我从自己心里的几个题目中作出一个选择。但当我开始一项课题研究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这个题材是否令我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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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开始写学位论文时，经常向我讨教对论文全局有重要意义的建议：热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什么课题可以使他们在顶尖级的大学里谋到职位？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学生问这些问题，但对于一个从事研究事业的人来说并不是好问题。我告诉学生他们应该多问问他们自己：他们愿意知道什么？他们在世上观察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疑点？什么样的题材使他们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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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不像挖水沟，一个人可以在他根本不喜欢挖的情况下挖一个很棒的水沟。相比而言，作研究需要对所研究的题材抱有一定的热情。热情与创造力形影不离，如果不是事业进步激发了前进动力这一关键原因，没人能制造出这种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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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追求学术理论事业的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痴迷于自己的课题。正是这种原因，在所有专业中，教授这一行业位居满意度最高的职业之列。教授们找到了他们想要做的事，并且找到了为他们出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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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N. Gregory Mankiw，1996，“My Rules of Thumb，”The American Economist，40（1）：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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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格利高里·曼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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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第四篇 经济学与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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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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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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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我希望能够跟数学系的同学交换一下看法，写了二十多页讲稿，但是还没想好怎样讲。从什么地方开始讲今天这个主题呢?这个主题太大，“数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然后，我在来紫金港的路上，突然受了某种启发，决定修改一下思路，想先讲讲我自己在数学系读研究生的一些感受，然后带出来今天报告的主题。我们教室很大，很空旷，比较适合讲述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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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到1985年，我在数学这个专业内整整学习了近八年。先是在北京师范学院，现在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然后，我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那里原来只有一个数学研究所，数学所里有一个“控制理论研究室”，我就在这个室里做硕士研究生。后来，这个室从数学所分离出来，叫做“系统科学研究所”，现在叫“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从四环上能看见它的那幢豪华办公楼。不过，当时那里的条件很差。我们进去的时候，科学院系统仍然在陆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去拜访科学院的老师们，发现他们的住房都是……你们，现在的孩子可能从未见过，叫做“筒子楼”，一条长长的楼道，两边是许多“一居室”的宿舍。我拜访的那位老师，一家四口人，按照“研究员待遇”，享受筒子楼里的“一居室”住房，大家共用一个厨房。科学院研究生院也一样艰苦，没有教学大楼。科技大学在合肥，它在北京的研究生院，就是我们这个中科院研究生院。关键在于，我们研究生院当时在北京的地点非常有意思，就在八宝山旁边。各位知道不知道八宝山呢?“八宝山公墓”，与我们研究生院和学生宿舍“比邻”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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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日子里，我每天傍晚和清晨都在墓地里散步，复习功课，思考数学问题。那时候，北京市区还很小，二环路大概刚刚在修建，从市区到八宝山还有很多段是土路呢，大家总是乘地铁或者骑自行车去我们那边。所以能在傍晚和清晨到墓地里散步的人，或许就只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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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墓地里散步，思考数学问题，周围是层层叠叠的松树林，我倾听松林的低语和幽灵的叹息。结果，学了几年数学之后，数学在我脑子里就带上了一种特别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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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路上，我受到启发，从墓地开始讲述，其实我是想告诉你们：如果你有灵性，能听见幽灵的叹息，那你不论是在数学系——纯数学系，注意，不是应用数学系——还是在社会科学院或人文学院里，你都应该能够走到我今天打算讨论的这个主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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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现在还说不清楚今天的主题，还必须等待，到我的报告结束的时候，我才能告诉大家。我脑子里的数学是很神秘的，有点像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现在，让我先讲一些对数学和社会科学的初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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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威尔与数学的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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