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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Neumann，John and Oskar Morgenstern，1944，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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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ras，Léon，1874-1877，Eléments d’Economie Politique Pure，Lausanne：L.Corb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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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son，James D. and Francis H. C. Crick，1953，“A Structure for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Nature，25 April，171：73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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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1990，5 October，2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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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Gérard Debreu，1991，“The Mathematization of Economic Theor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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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杰拉德·德布鲁，法国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因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数学论证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而成为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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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Robinson（1966）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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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直接得自利亚普诺夫（A. A. Lyapunov）的一个定理，具体可参见Vind（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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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第五篇 文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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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学者要重视经济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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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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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的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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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喜欢张五常的个性。我在1998年访问他曾教书的西雅图大学时，巴泽尔告诉我，张五常在西雅图教书时，巴泽尔和诺斯与张五常有一个小组，经常讨论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巴泽尔和诺斯都从他那里学到不少原创性思想。但其他教授对他却很有批评，说他不参加研讨会，少有的一次，只听了一半，就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就离开研讨会。这种不礼貌的举动，使大家十分惊讶。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觉，我听了很多新古典边际分析的讲演时，也有同感，觉得是与实际毫无关系的纸上谈兵，但我决不会像他那样拍案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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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张五常的经济学洞察力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很少。可能他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学得不够好，或是数学学得不够，但他根本不理会人家这些东西，完全是从生活中观察到一些他认为关键性的东西。比如他批评外部性效果，评论得很好，说到处都是外部性——如要完全消除吃橘子的外部性，一个橘子一个价，因为每个橘子味道、大小都与其他橘子略有差别。但实际上橘子顶多分三等或四等价，因为要精确定价格需要费用，所以市场与橘子定价的外部性效果是测量费用和不精确测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间的最优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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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于合约、企业的观点非常有创见。斯蒂格利茨因他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关于佃租理论的1974年论文(2)中，他指出原创性的思想来自张五常的关于佃租理论的论文(3)。是张五常首先发现传统理论认为分成租佃合约无效率的看法是错误的，并指出佃农努力程度的不易测度和信息费用，使得分成租佃合约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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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五常的数学模型不够完满，特别是没有找到一个描述信息费用的好数学方法，反而是后来者斯蒂格利茨利用张五常的发现，用严格的道德风险模型，一般化了张五常的理论观点，并利用模型解释均衡失业、效率工资等经济现象。假如张五常积极跟踪文献的最新进展，而不是“不再读书”，并能用较好的数学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论，那么他可能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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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在一篇文章中谈经历时说：“信息经济学我是鼻祖。”这是真的，特别是分成地租中的信息费用。使分成地租成为有效率的制度算是他第一个提出来，他之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说分成地租无效率，所以要土改。张五常是第一个来推翻这种支持土改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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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佃农没有得到他的努力所产生的全部边际收益，生产积极性会受到打击。但是1970年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证明，当测度农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且生产有不确定性时，我们会有风险分担和提高激励的两难冲突。当低产量出现时，从分担风险出发，地主不应该对佃户有很大惩罚；但从提供激励考虑，产量不高时地主就应惩罚佃户。而当佃农的工作努力很难测度，生产中的风险很高时，分成地租就是这个两难冲突的最有效折中。因此在一个自由契约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一种有效率的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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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是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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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中，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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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审稿制度不利于新思想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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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有一个缺点是不虚心。虽然别人以他的理论为基础，却进一步发展变化了它，而且做得比原来好。他不去虚心地学人家超过他的部分，反而把人家的道德风险模型讲得一钱不值，我觉得这样不好。他早期遇到科斯，很推崇他的理论，特别是诺斯从他那学了很多东西（诺斯曾于1999年在哈佛大学亲口对我承认了这一点）。张五常有外国人的劣势，如果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人，他们之间会有感情纽带，就像美国人崇拜肯尼迪的儿子，虽然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德，但因为从小一起长大，会有感情因素，这是我们华裔没有的。比如我回国，老一辈的人知道我是杨曦光，马上会有很多回忆，无形中有很多感情。斯蒂格利茨实际是二道贩子，把张五常的理论贩卖，还做了些具体的事情，靠此出名了。张五常却因匿名审稿发表文章不顺利，干脆写些散文。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先天条件的差别。另一个是匿名审稿制度的弊端，完全以匿名审稿制度的标准来评判，张五常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他早期影响最大的、被引用最多的几篇文章都是未经匿名审稿，由科斯约稿的，包括科斯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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