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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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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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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 H.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Meaning，”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88，4（1）：24.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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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 H.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 Meaning，”p.24.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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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 H.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Origin，”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88，4（1）：3-17；“The Nature of the Firm：Meaning，”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4（1）：19-32；“The Nature of the Firm：Influence，”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4（1）：33-47.——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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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 H.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Meaning，”p.24.——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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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 H.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Meaning，”p.24.——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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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经济学经典案例与案例研究——“通用收购费雪”案例的研究述评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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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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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case study）是种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对现实中某一复杂和具体的问题进行深入和全面的考察。通过案例研究，人们可以对某些现象、事物进行描述和探索。案例研究还使人们能建立新的理论，或者对现存的理论进行检验、发展或修改。案例研究是找到解决现存问题方法的一个重要途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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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如此，众多经济学论文中都充斥着生动的案例故事，以证明或支持某些经济学观点或理论。甚至还有一些经典的案例在学术讨论中被屡屡引用，引发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进行反复的阐释和辩论，也启发了很多学者对案例研究方法的深入探讨。本文即是对“通用收购费雪”这一经典案例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再现了围绕这一案例所展开的精彩的争论过程，以期能给予我们有关案例研究方法的启迪，激发我们对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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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用收购费雪车体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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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公司（以下简称通用）是19世纪初期由威廉·杜兰特（William C. Durant）创办的汽车制造公司（今日仍是全球著名的汽车制造业巨头），费雪车体公司（以下简称费雪车体）是19世纪初期由费雪六兄弟创办的汽车车体制造公司，是当时车体行业中最大的企业。1917年，通用与费雪车体签了一份合约，通用将以成本加17.6%的价格购买费雪车体的全部产品。但战后的生产扩张计划使通用确信，确保对最大和最关键的供应商——费雪车体的控制权乃绝对必要。因此，1919年通用与费雪车体签订了一份10年期的供应合同，主要内容是：（1）费雪车体的核准普通股本，在原先20万股的基础上增加到50万股。通用将以每股92美元的价格购买其中的30万股。（2）考虑到费雪兄弟既有的能力，通用汽车继续让费雪车体生产封闭车体。1917年的价格协议继续有效。通用汽车付给费雪车体的价格将基于不同档次的产品，但费雪车体的平均净利润率依然维持在17.6%。合同同时规定，通用所支付的价格必须不高于其向其他生产同类产品的客户所支付的价格。（3）供应车体的合同将持续10年，即到1929年方得终止。（4）双方同意，除通用汽车外，费雪车体可以自由选择与其他客户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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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协议的结果是，在5年内，尽管通用拥有费雪车体60%的普通股份，但费雪车体实际上还是作为一家独立的企业来运作的。因此为了保证与费雪车体公司更好地沟通和协调，1921年，费雷德·费雪被任命为通用汽车的一名董事，1922年又被任命为通用汽车执行委员会委员；到了1924年，费雪兄弟中又有三位一道进入了通用汽车的董事会及执委会，而费雷德·费雪更被任命为金融委员会委员。1925年，劳伦斯·费雪成为通用汽车最重要的事业部之一卡迪拉克的老总，费雪兄弟在通用汽车组织中都高居要职。但是随着汽车工业的急遽扩张和竞争的日益加剧，通用公司并不满足于原有的合作方式，希望与费雪车体的合作关系更加紧密。通过几轮的谈判，1926年5月，通用汽车公司购买了费雪车体全部的资产，并接受了其所有的债权和债务，费雪车体公司宣告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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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用—费雪案例的理论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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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该故事被经济学家们无休止地重复着。(3)许多研究者和学生受其影响至深，并围绕该案例的描述和解释展开了持久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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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通用—费雪案例进行分析的是合约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克莱因（Klein）等，克莱因、克罗福德和阿尔钦安利用该案例来说明“可占用性专用租金”问题。(4)他们认为通用和费雪的纵向一体化，是为了挑战费雪公司在长期合约中的敲竹杠行为（hold up）。(5)威廉姆森在其有关交易费用的经济学著作中，也讨论了这一案例，用以说明资产的专用性和公司治理结构对市场合约的替代。他认为1919年通用与费雪签订的合同是因为新的生产技术需要对相关特殊性实物资产进行投资以使现货契约达到最佳水准，并以此说明合约的机会主义。(6)哈特则引用通用－费雪的故事，来论述企业的产权理论和企业合并物质资产所有权的好处。(7)在哈特看来，对费雪的并购将互补性资产的所有权作了整合，由此会促进相关的专用性投资。(8)以他们三位为代表形成了20世纪80—90年代的有关该案例的流行观点，他们对并购发生原因的描述集中在：通用汽车和费雪车体开始达成了一个10年供销协议，即由后者提供金属的自动车体。但协议执行没多久，汽车需求就超过了预计的增长，而费雪车体通过选择低效率的生产安排（通过成本加定价原则增加了自身利润）和拒绝靠近汽车组装厂建立其车体车间的做法，敲了通用汽车的竹杠。这致使情况变得“不可容忍”，最终在1926年，通用汽车干脆收购了费雪车体。据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通用与费雪的矛盾在于他们签订了一个控制性合约，合约的失灵又使得费雪车体成功敲了通用公司的竹杠;而企业间的纵向一体化能够解决这种因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的控制性合约（contract hold up）失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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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斯在其论文《通用汽车收购费雪车体公司案》(9)中，毫不客气地反驳了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观点，给这一事件的研究带来了真实而非凡的洞见，拉开了这场跨世纪辩论的序幕。随后雷蒙·卡萨底瑟斯-马萨内尔和丹尼尔·史普博和罗伯特·弗里兰等学者也就流行观点中对通用－费雪并购案的历史描述和解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热烈的讨论。科斯等人认为前人对该案例的描述是不准确的，是得不到历史记录的支持的。科斯用了一年的时间查阅了二百多份往来信件、公司公文、法庭证词等文本资料，访谈了二十多个当事人，调查了十多家公司，在大量详实的数据基础上，详细描述了该并购案发生的细枝末节，并指出通用和费雪是相互合作信任的关系，流行观点中费雪对通用的敲竹杠行为，以及通用公司对与费雪车体的关系之“不可容忍”的说法根本不存在。最后得出结论，资产专用性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长期合约，而非之前所说的纵向一体化。雷蒙·卡萨底瑟斯-马萨内尔、丹尼尔·史普博在论文《费雪车体的寓言》(10)中，对科斯关于该案例的分析持基本赞成的态度，激烈反驳了流行观点中提出的资产专用性导致纵向一体化，认为通用－费雪并购案与资产专用性或合约失灵毫不搭界。他们在扩展了科斯分析的基础上，证明了通用和费雪的合并是为了更紧密地协调其运作关系。另外，这一兼并行为还受到个人考虑的驱动，因为通用对费雪兄弟的制造和管理才能青睐有加。而罗伯特·弗里兰在其论文《纵向一体化引起的敲竹杠：费雪车体的再思考》(11)中不仅反驳了流行观点，还进一步将分析的视角扩展到考察兼并后两公司的关系上，研究了兼并中的人力资本问题，他认为恰好是费雪兄弟在兼并后占了通用汽车的便宜，他们在通用汽车组织内部犯了机会主义的毛病。总之，他们都认为所谓的合约失灵与该兼并案例本身几乎没有关系，资产专用性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长期合约，通用收购费雪只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技术约束下的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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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克莱因又对科斯等人的批评作了相应的回应。他也认识到，促成这一起兼并的主要经济力量乃协调的需要，但克莱因顺势推出了一个新的故事：弗林特工厂问题——费雪车体拒绝在弗林特建立一个工厂为通用汽车的别克车提供车体。按照这个新故事，通用汽车和费雪车体在1926年的兼并，乃起因于两家未能就是否必须从底特律搬迁一个工厂到50公里外的弗林特达成协议。克莱因认为，1925年两家的上述合约谈崩，是因为1925—1926年汽车需求量的剧增所导致，并由此使双方的合约无法再“自我执行”，以此来证明所有安排，包括纵向一体化，都是交易者具有有限声誉资本时，为了补充自我实施机制而选择的市场合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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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用－费雪案例的文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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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确有其独特的魅力。在梳理有关费雪案例的研究文献中，我们惊讶地发现，一个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通用收购费雪车体的故事，能在随后半个多世纪里被经济学家们无休止地重复着，多少研究者和学生受其影响至深。更为令人费解的是，一个误导的和不正确的故事能广泛流行，即便是有学者发表了文章，纠正了故事的错误并澄清历史的真相后，错误的版本却依然流传不辍。这不由得引发了我们对案例研究方法的认真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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