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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研究者在获得与理论预设相反的统计结果时，最好反思自己的假设条件，而不必非要为了证明自己的设想去摆弄统计游戏。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质疑自己原有的设想，往往会获得预想不到的进展。在我分析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状况的决定因素之前，曾从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和文献中获得这样一些信息：近年来由于疾病预防服务和健康教育经费不足，这些服务的覆盖面降低。这些信息包含的逻辑在于，预防服务和健康教育覆盖面的增大，取决于政府投入的增加。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对样本农户获得的单项公共卫生服务分别评分，将加总后的分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把县乡政府的预防和健康教育支出、村卫生员获得的补贴以及农户区位等作为解释变量，作了一些回归分析。然而统计结果并没有显示政府投入与公共卫生服务覆盖面有正相关关系。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先是用描述统计和Logistic模型观察单项服务供给状况与这些因素的关系，然后向一些预防医学专家请教，同时翻查田野调查笔记，发现自己的假设没有包含对公共卫生资源使用效率的考虑。事实上，调研地区政府的支出主要用于预防人员工资，开展预防活动的经费极少。而且，这些人员提供医疗性预防服务可以收费，例如注射疫苗；从事非医疗性预防服务却难以收费，例如进行健康教育。结果，免疫服务覆盖率很高，健康教育覆盖率极低。这表明，县乡政府的预防支出和村委会提供的补贴，实质上对卫生人员从事公共卫生服务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显然，这个结论为我们的研究注入了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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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数据处理如同连接田野调查和研究报告的桥梁，必须通过严谨细密的数据录入、清理、分析和检验工序构筑基础，容不得半点儿草率。否则，研究人员即使拥有再高超的统计技巧，也难免会不自觉地制造出统计谎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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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读者取向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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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研究报告指的是表达研究结果的经济学专著、论文和讨论性文章等多种文字体裁。无论选择何种体裁，研究者在写作之前都需要先确定为谁写作，或者说确定作品未来的读者群。心中有了特定的读者群，就知道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与读者对话。例如，本文预期的读者群是经济系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和涉足研究领域不久的青年学者，他们熟悉教科书介绍的理论，欠缺的主要是研究经验。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本文才用举例的办法来说明研究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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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有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经验研究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因此，为了增进不同群体对特定专题的了解，研究者有必要将研究结果送交本专业同行，将特有的发现告知公众，将有政策含义的信息和结论传递给政府部门。以专业研究者为读者对象的研究报告，最好按照学术专著或论文的程式去做。至于具体的程式，经典著作和著名期刊近期发表的论文都可以作为学习的范例，故而无须赘述。这里只针对近年来国内学位论文一些最常见的缺陷提出如下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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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献回顾没有紧扣主题。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回顾的并非是对特定专题作出贡献的文献，而是与专题相关的整个领域的发展，以至于文献回顾曲曲折折占用不少篇幅，而真正进入正题的文字却不多。这可能还是由于研究主题失于宽泛，或者说作者缺乏问题意识。如果在回顾文献的过程中始终尝试从理论上说明研究主题的来龙去脉，同时为自己的分析框架作好铺垫，至少不会离题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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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析方法复杂却不得当。有些作者欠缺对论文思想深度的开掘，而只是偏好追求流行的高难度计量方法；有些论文罗列一堆复杂公式并非是为了将其用于数据分析，而只是用于表达简单的逻辑关系，以至于研究结论与计量分析脱节。这些做法的目的也许仅仅在于表现论文难度，而不是为了解决研究伊始提出的问题。对于分析方法的选择，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有过一席精辟的议论：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选择复杂的方法而在于是否选择适当的方法。如何判断方法是否适当呢？还是要视研究什么问题而定。进一步讲，最好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对于作者来说，可以节约科研资源、提高科研效率；对于读者而言，也便于理解作者的意图、节省阅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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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语言晦涩、用词生僻甚至文理不通。这类语言弊病产生的原因可谓多种多样，或是由于作者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缺乏透彻的理解，或是出于汉语功底薄弱，或是因为生搬硬套外语词汇，或是为了标新立异创造另类提法，等等。不过结果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降低论文的可读性。论文写出来就是为了让别人读的，即使是专为学术圈而做，也要对新概念或论文专用范畴加以注解，并力求通篇论述文字凝练、语言流畅，使同行读者在了解专业信息的同时获得阅读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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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与同行讨论写作提纲，向非专业人士叙述自己的思想。经验研究专题往往需要课题组成员通力合作，尽管写作是单个人的劳动，但是课题组成员之间通过讨论所引发的思想碰撞，却足以将集体智慧注入单个论文，不仅提高它的质量而且改善它的可读性。从白居易把诗句写得街上的老太太都可朗朗上口的例子推想开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研究结果讲述得令非专业人士感兴趣，那么写出来的文字必定简明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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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向公众普及研究成果，那就除了需要采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外，还必须省略专业性较强的计量分析。在我看来，这类文字相当于科普作品。它不同于实际部门的调查报告，研究者最好把专题研究涉及的基础知识、研究中观察到的事实、分析过程所依从的逻辑和结论，在文章中通俗地表述出来。此外，这类通俗的研究性文章也区别于新闻报道。它叙述的事件必须以研究为基础，以冷静的观察为前提。如果想把研究结论传递给决策群体，那就必须从整个研究结果中抽出关键的脉络，用三千字左右的篇幅提纲挈领地把事情讲清楚，因为这个群体通常没有时间阅读长篇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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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的写作是专题研究过程的最后一环，可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到了这个收获思想成果的时节，却对所做的课题兴趣大减，这与经验研究需要的时间较长有关。如果研究者以特定的读者群为对象去回顾所经历的研究过程，将写出的章节请同行批评，与志趣相投的朋友谈论未完成的篇章，就可能重新燃起写作欲望并保持创造激情，从而为整个研究项目奏出雄壮昂扬的尾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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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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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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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经济学家“农转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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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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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转非”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之分。由户口政策的实行，随之也产生了“农转非”（即农村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户籍）的概念。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农转非”政策逐渐宽松，这一曾经影响无数人命运的名词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焦点地位。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中，也有许多曾通过考试、招工等“农转非”方式进入城市学习、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但本文“农转非”并非实指，其中“农”指农业经济学或农村经济领域，“非”则为农业经济学之外的其他经济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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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梳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和活跃在各领域的经济学家，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农转非”的群体，他们或主修农业经济学专业，或从农业经济研究、农村调查乃至制定农业政策（或称“农口”）入手进入研究、决策部门，然而最终在其他各领域也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与“农转非”政策变迁背后的现代化、城市化相互呼应，成为了解中国经济学发展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更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农转非”后往往亦非常出色——在各自领域即使不拔得头筹，也堪称出类拔萃，形成了一个群星璀璨的“农转非”经济学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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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星”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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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农转非”比中国的“农转非”政策出现还要早，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即是早期“农转非”经济学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从农业经济起步，成为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都最具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通过他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济学家“农转非”的历程。上个世纪30年代初，薛暮桥在陈翰笙先生的指引下，逐步开始了农业经济研究和农村经济调查工作，与陈翰笙先生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公开发行的《中国农村》月刊，组织、参与农村调查，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而他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投笔从戎，加入了新四军。后来，薛暮桥在延安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又赴山东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并主持山东省工商局的工作，这段工作使其经济实践工作领域有所扩展，尤其在当时就已经开始运用控制货币流通数量的方式来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这比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派的有关理论早了30年。此后，薛暮桥先后在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央财经部工作，他的研究和工作逐渐离开了农村经济转而进入财政金融领域，尤其是货币、物价方面，在1949年为稳定物价、平抑通货膨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迅速改变国民党统治下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猛烈上涨起到了汗马功劳。建国后，薛暮桥在政府经济部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直接参与了国民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调整和实施，并撰写了后来被认为是本土经典经济学著作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在1979年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和理论突破上，薛暮桥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在极力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阵营中，薛老的声音一经出现，就像是开出了一辆重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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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在理论上不断探索，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理论界领军人物的“农转非”经济学家同样令人瞩目。至今以他名字命名的经济学研究奖项是国内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最高荣誉，这个人就是孙冶方。虽然孙冶方也是以实际经济工作和理论经济学家双重身份进行研究，但如果说薛暮桥的影响力与其政府高级官员角色不无关系，从而在实践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孙冶方更多地表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作出的杰出贡献，比如批判“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强调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等。薛暮桥和孙冶方被人们称为老一代经济学家的“双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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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和孙冶方在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上的贡献在同时代人中极为突出，虽然各有侧重，但他们这两位经济学家能够脱颖而出和“农转非”的经历脱不了干系。薛暮桥和孙冶方皆曾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核心成员，都追随陈翰笙先生作过多年的农村经济调查。说到这里不得不讲讲陈翰笙先生的功绩。陈翰笙是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先驱，他于1924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7—1928年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研究所工作一年后回国，进行农村调查和研究。陈博士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农村调查和农村经济研究，如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骆耕漠、吴大琨、徐雪寒、王寅生、张稼夫、姜君辰、狄超白、孙晓、冯和法、石西民、吴觉民、宦乡、千家驹等。据薛暮桥回忆，在陈翰笙主持的以华北、华东、华南为主的农村调查中，除了以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人为骨干，每次调查，还在当地吸收几十个进步青年，组成调查队，边调查，边学习，在各地培养了几百人的中国农村经济的骨干队伍。在陈翰笙先生的带动下，出现了一个农村调查和农村经济研究的群体，这也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摇篮，其中有许多人在他培养下开始研究农村经济，进而“农转非”研究其他经济问题，成为贡献突出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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