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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农转非”比中国的“农转非”政策出现还要早，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即是早期“农转非”经济学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从农业经济起步，成为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都最具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通过他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济学家“农转非”的历程。上个世纪30年代初，薛暮桥在陈翰笙先生的指引下，逐步开始了农业经济研究和农村经济调查工作，与陈翰笙先生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公开发行的《中国农村》月刊，组织、参与农村调查，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而他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投笔从戎，加入了新四军。后来，薛暮桥在延安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又赴山东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并主持山东省工商局的工作，这段工作使其经济实践工作领域有所扩展，尤其在当时就已经开始运用控制货币流通数量的方式来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这比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派的有关理论早了30年。此后，薛暮桥先后在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央财经部工作，他的研究和工作逐渐离开了农村经济转而进入财政金融领域，尤其是货币、物价方面，在1949年为稳定物价、平抑通货膨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迅速改变国民党统治下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猛烈上涨起到了汗马功劳。建国后，薛暮桥在政府经济部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直接参与了国民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调整和实施，并撰写了后来被认为是本土经典经济学著作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在1979年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和理论突破上，薛暮桥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在极力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阵营中，薛老的声音一经出现，就像是开出了一辆重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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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在理论上不断探索，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理论界领军人物的“农转非”经济学家同样令人瞩目。至今以他名字命名的经济学研究奖项是国内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最高荣誉，这个人就是孙冶方。虽然孙冶方也是以实际经济工作和理论经济学家双重身份进行研究，但如果说薛暮桥的影响力与其政府高级官员角色不无关系，从而在实践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孙冶方更多地表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作出的杰出贡献，比如批判“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强调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等。薛暮桥和孙冶方被人们称为老一代经济学家的“双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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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和孙冶方在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上的贡献在同时代人中极为突出，虽然各有侧重，但他们这两位经济学家能够脱颖而出和“农转非”的经历脱不了干系。薛暮桥和孙冶方皆曾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核心成员，都追随陈翰笙先生作过多年的农村经济调查。说到这里不得不讲讲陈翰笙先生的功绩。陈翰笙是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先驱，他于1924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7—1928年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研究所工作一年后回国，进行农村调查和研究。陈博士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农村调查和农村经济研究，如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骆耕漠、吴大琨、徐雪寒、王寅生、张稼夫、姜君辰、狄超白、孙晓、冯和法、石西民、吴觉民、宦乡、千家驹等。据薛暮桥回忆，在陈翰笙主持的以华北、华东、华南为主的农村调查中，除了以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人为骨干，每次调查，还在当地吸收几十个进步青年，组成调查队，边调查，边学习，在各地培养了几百人的中国农村经济的骨干队伍。在陈翰笙先生的带动下，出现了一个农村调查和农村经济研究的群体，这也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摇篮，其中有许多人在他培养下开始研究农村经济，进而“农转非”研究其他经济问题，成为贡献突出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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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风气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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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为标志的10年来，“农转非”经济学家又一次异军突起，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等农业经济背景的经济学家，虽然后来他们在学术研究领域有所拓展、转向，分别在发展经济学、国有经济转型、产业组织、宏观经济研究等方面精进，但几乎都代表了该领域或某一具体问题的国内最高研究水平，这堪称奇迹。更令人感叹的是，这一群体中许多人也都有农村调查的经历，他们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参与过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调查和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而其中也同样有类似陈翰笙先生这样的重要推动者，这个人就是中共的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杜润生上世纪50年代初就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重要职务，80年代初，为了推动农村经济改革，摸清当时农村的状况成了一个紧迫的任务，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大力支持了一批有热情的大学生开展农村调查。1981年7月中旬，一个20多人的民间调查队伍，浩浩荡荡开到安徽滁县地区。8月底，他们带着调查成果回到北京，为国庆节后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农村调查资料。段应碧、周其仁、陈锡文、杜鹰、卢迈、宋国青、白南丰、白若冰、俞家宝、詹玉容、张晓山、蒋中一、朱守银、王小鲁、张照新、白南生、罗小朋、邓英淘皆是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而其中又以人民大学78级经济系的居多。他们后来又参与了中央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对农村形势的好转和农村改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大学副教授肖耿曾对笔者高度评价这一事件，他说：“农村的改革是工业发展、城市化的基础，意义重大而深远。在当时比较不明朗的制度环境下，能把制度变革的方向搞得非常清楚，并在政治上可以一步一步推得动，这非常不容易。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作出了如此贡献，这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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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调查何以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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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转非”的前提是“务农”，而在“务农”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在现代的组织方式下进行的农村调查对这些日后“崛起”的经济学家们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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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深思的首先是认识农村对了解中国国情和指导实践的重要性。与马克思将法国村落比作“马铃薯”相比，孙中山更是认为中国的农村是一盘散沙，事实上中国农村的问题原比人们想像得复杂。毛泽东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他为了了解中国国情曾经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包括《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等，这为毛泽东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在上个世纪30年代、80年代分别以陈翰笙、杜润生为代表的两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均是在对农村经济状况需要重新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陈翰笙先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不同意当时主流的“亚西亚生产方式”以及“江南无封建”的观点，从而促成了其为研究中国社会性质进行的广泛深入的调查。杜润生着力推动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则主要是为摸清农村的实际情况，为农村经济改革重大突破做准备。而对参与两次农村调查的青年人们而言，对农村问题的深刻认识对了解中国社会经济，对以后理论上的学习和研究，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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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需要对调查的重要性进行再认识。陈翰笙当时在苏联共产国际农村运动研究所工作，对该所工作人员只注意引经据典而不研究农民问题的实际情况感到不满，体会到研究农村问题必须从农村经济调查开始，这才毅然回国。另一位亦有海外留学背景由“佃农理论”登堂入室的“农转非”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是调查的行家里手，在蜂场、油田、玉石市场这些在别人看似无甚新奇的地方，张五常却能发现玄机。他选择价格急剧变化的除夕夜在香港街头卖橘分析“价格分歧”，至今仍然被人们传为佳话，《卖橘者言》一书更是成为华文经济学随笔的经典之作。关于调查的重要性，周其仁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经济调查所需要的资料并不是在建好的实验室中产生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事实必须从中挖掘出来。但是，挖掘本身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周其仁大概是当年那批搞农村调查的人中最为坚定并且最能坚持的一个，他在国外求学回国后即抓住机会参加调查，从他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农村调查如何对“农转非”研究领域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润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参加研究一项大型供水工程。水工历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点，多年之前我就有过兴趣。在当代，水成为‘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外加背离价格机制——结果只能是到处叫喊‘水的危机’，且不能指望靠任何调水之策可以解决问题——是产权经济学不能放过的一个题材。”“回国之后，我和老友宋国青教授带着几位学生，直奔黄土高原而去。从1996年秋季开始，这项研究差不多持续了三年。虽然至今我们没有为此公开发表过一个字，但是借着这项研究，我们对水权、水价、水市场、‘国家工程’的决策和执行以及工程建设体制，等等，有了透彻的理解。对于竞争、垄断、自然垄断，还有那著名的‘平均成本曲线陡峭地向右下方倾斜’情景下的‘定价悖论’——这是经济学提出的老大难题，上世纪40年代科斯对此有过重要的提点——我们可是像张五常讲过的一样，因为对一个实例下过足够的功夫，盲拳可以打倒老师傅。”现在学习经济学的青年人对调查研究工作的认识和投入都远远不够，除了陈翰笙、杜润生二位先生这样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有如此强大组织能力，并尽其所能提携后人的学者难得一见之外，青年人在学习现代经济学中对调查研究的偏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济学是讲究假设前提的，“厚模型而轻调查，重工具而轻案例”往往会导致在假设前提上的认识不足，从而影响其技术上的发挥，对于身在转轨中的中国经济学人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我想，这也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经济学要“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将“本土化”放在首要位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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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对青年人理想和热情的认识。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青年走到一条正确的路上是何等重要，可以说有更多的青年人富有理想，而且理想能得以正确的方式表达，这个国家就越有希望。当年邓小平提出的“四有新人”，第一条即是“有理想”。无论是在上世纪30年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当时看来，从事农村调查还是农村经济研究，在现实的回报上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相当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大批有才学的青年人却投入其中，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令人憧憬。周其仁在书中回忆当年农村调查的经历，言语间能看到当年的那种热情和青春元气：“我还是分外怀念那时的生活方式：背上一书兜文献到农村调查，观察、访问、座谈之余，就是阅读和讨论；车马途中，则是思想神游的最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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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农转非”的历史也不是说现在需要在经济学做出成绩就一定要到农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的实践经验和观察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但经济学家“农转非”的成绩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一定要“农转非”才能成功，比如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主任的陈锡文和发改委副主任的杜鹰都在当年农村调查后，一直沿着农村经济研究和农村政策制定的路子走下来。但是，经济学家“农转非”历程中，两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中，富有理想和才学的青年人的投入却是一定的，青年人影响着、决定着未来，这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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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经济学家茶座》第2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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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第七篇 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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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论文的写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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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俊 张昕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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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其独特的方法论。经济学发展至今，它的几十个分支学科之间不断地分化与融合使其形成了一个十分庞杂的学科体系。虽然每一个分支学科都有各自独特的研究方法，但总体上，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和纳什均衡两个核心概念上的一系列公理化的研究方法。而作为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最终形式，经济学论文(2)亦充分体现了这种独特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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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近50年的发展与变革，经济学的研究论文，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的论文，都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和严格的写作规范。这种规范并不是任何一个或几个经济学家所拟就的规定，而是按照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要求，并随着它的发展而逐渐演变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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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我们可以将经济学的研究论文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总结介绍在某一领域的前人研究成果的综述性论文，第二类是提出并解决一个理论或现实问题的创新性论文。我们下面分别介绍这两类论文的写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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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性论文的写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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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综述性论文，它的写作规范相对灵活，作者可以按照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主线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串联在一起。这条主线可以是一个简化的分析框架或模型，也可以是一个理论发展或分化的线索。一般地，综述性论文由四大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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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导言。主要介绍该理论的起源和简要的发展史、现实的应用和理论发展的前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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