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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经过大学本科训练的青年经济学人，一般已具备良好的专业基础知识。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又浸泡于各类高级课程，专注学业的人多半还曾博览群书，或者阅读过不少经典文献。可是，到了写作学位论文的时候，有相当数量的学生非但难以做到学以致用，反倒惶惶然不知如何入手。这是我从不同高校的博士生来信和他们的开题报告中注意到的现象。此外，在科研项目评审的过程中也时常看到，不少已经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虽然掌握了一些写文章的“套路”，却难以写出厚重扎实的研究报告。在国内最近20多年来的经济学科研成果类别中，以专题调研为基础的研究报告日益普及。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系研究生选择中国某个特定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加以探讨，逐步写出系列专题研究报告，然后将其顺理成章地编辑成学位论文。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报告写作中的困难和学位论文写作中的障碍是相通的。为了帮助青年学者克服这些困难，我曾多次求教于周围的科研人员，逐渐认识到，专业写作困难的根源，在于基本功欠缺、专业训练不足、写作不得要领。出于这种理解，以下拟将依据众人的智慧和自己的经验，借助案例分析，着重讨论实地调查基础之上的研究报告写作能力培养。首先从自学的角度探讨，如何在基本功训练方面“补课”。其次从教学的角度说明，怎样有效地组织专题研究培训。最后，从寻找写作入门路径的角度，对构建研究报告的要领加以扼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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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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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查基础之上的研究报告写作，牵涉到整个研究过程，而并非仅限于组织文字，因而需要作者至少具备基本的研究能力。在能力薄弱或者欠缺的情况下，只能靠基本功训练来弥补。我们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教授曾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研究所必需的基本功表述为六个要点，这恰好可以用来探讨本文的主题。于是我试图依据自己的认识，从最熟悉的情境中顺手拈来一些案例，将这些要点逐一阐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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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奠定坚实的理论功底。经济学理论首先能够为研究者提供观察和认识现实问题的思维工具，舍此无以构建分析框架。其次，它好比高效的“搜索引擎”，有助于研究者针对特定问题，探寻可行的研究路径和选择恰当的切入点。有鉴于此，研究者即使面临不同于自己原有专业方向的任务，也有可能借助缜密的经济学逻辑这个“导航仪”，尽快进入相对陌生的专题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深厚理论素养的研究者多半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和创造性。那些经历了本科经济学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生特定专业理论训练的人，倘若作起研究来依然找不到头绪，或者落笔之时不知所云，写出的作品了无新意甚至不着边际，很可能是欠缺运用经济理论思考的能力。如此看来，在理论学习中不仅仅是要吸收知识，或者说知道所学的理论“是什么”；更要学会思考，弄清楚理论的内在逻辑，或者说领会理论“为什么”如此构造；还要尽可能透彻地理解和分析，所学的理论是“怎样”构建和演化而来的。这样，就有可能把理论的学习和方法的把握结合起来，把知识的吸纳和思维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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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这里列举余永定教授和杨春学教授的学习方法供读者借鉴。余教授20多年前学习再生产理论时写过几篇论文(2)，其中有一篇把马克思再生产模式表达成一个差分方程，通过求解和分析来演绎其中包含的内容；还有一篇则用数字表达式概括列宁的再生产理论，揭示计划经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与这一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用研究的方式学习理论。杨春学教授的做法，更接近于在学习中研究理论。杨教授199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专门分析“经济人”与社会秩序的关系。(3)围绕这一主题，他阅读了400多篇经典文献。在论文中，从经济理论史的角度把“经济人”归纳为三种类型，又将这三种类型的发展与微观经济学的三次重大发现联系起来，具体考察“经济人”假说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中的作用，同时探讨个人利己的本性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杨教授的专业是经济思想史，其他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虽然未必需要如此深入地钻研这个领域，但是这种把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的办法，无疑有助于个人把握理论真谛和积淀理论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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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和分析技术。研究方法可分为规范（nominative）和实证（positive）两大类。前者用于研究事物“应当是什么”，后者用来分析事物“是什么”。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学界有不少争论是围绕着“应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展开的，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概念理解差异上，各方的立论往往都缺少事实和数据的支持。最近20多年来，虽然类似的争论依然存在，但关于现实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已日益增多，所用的方法和技术也逐渐多元化。在这一背景下，赵人伟老师又把实证研究细分为理论实证（theoritical positive）和经验实证（empirical positive）研究。划分的标准，是研究中主要采用“抽象事实”还是“真实数据”展开分析。“用事实”的一个典型是科尔奈的短缺经济研究(4)，“用数据”的案例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比比皆是。至于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实质上是从分析技术的角度来对研究方法作区分的。时下在一些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对象的课题设计和研究报告中，常会看到作者对所使用的方法做如下表述：“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至于怎样用这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研究选定的专题，作者并不交代。这很可能是因为作者原本就不大清楚，怎样针对特定问题选择可行的研究路径，并借助恰当的分析工具来“解剖”观察到的事实，因而只好采用笼统的术语来搪塞。还有一些作者并未忽略研究步骤的设计，但也许由于分析技术有限，虽然选择了新的研究领域，却仅仅是“坐而论道”，缺少扎实深入的分析，结果还是“唱着那古老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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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路径（research approach）是一个多义的外来词，它既接近于“研究思路”的概念，又有具体分析方法的含义。研究路径和分析工具的关系，可用“庖丁解牛”的比喻来形象地解释：解牛的套路如同研究路径，解牛的利刃好比分析工具。进一步讲，我把经济研究的路径，理解为连接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分析技术和经济现象等环节的纽带或者“通道”。为了便于说明这些环节之间的关系，这里特将Heckman等人一篇题为“Fifty Years of Mincer Earnings Regressions”(5)的研究报告作为案例加以赏析。Mincer方程（工资函数）堪称劳动经济学中的一项经典分析工具，至今依然应用广泛。Heckman等人的研究报告主题，实质上是质疑Mincer方程的适用范围，并构建更接近于经济现实的教育投资政策分析工具，因而可以说是一篇探讨专题研究方法的报告，其研究步骤可以粗略地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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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通过文献回顾，介绍Mincer方程的由来，并在评点其缺陷的同时，提出新的教育投资决策行为分析框架。Heckman等人指出，Jacob Mincer于1958年和1974年分别构建了两个工资模型，虽然二者的数学表达式相似，但模型所依据的理论框架却大相径庭。1958年的模型基于工资补偿理论，1974年的模型则基于人力资本形成理论，从Becker和Chiswick构建的一个恒等式发展而来。其共同之处在于模型蕴涵的经济思想：其一，诸如教育和工作经验这类生产性的个人特征，均可从劳动市场获得报酬；其二，通过与利率的比较，可以计算出教育收益率，从而使人力资本投资最优化。Mincer运用1974年的模型，采用196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就业者的技能价格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从那时起，Mincer方程成为这一领域经验研究的奠基石。数量众多的经济学家或者用这一分析工具估算教育收益率，或者用它测度工作经验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或者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做经济学研究。2000年以来的一些论著，还用Mincer模型分析不同国家平均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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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Heckman等人强调，1990年以来的一些研究表明，教育导致的工资差别在个人生命周期中并非一成不变，工资、工作经验和教育之间的关系相应地也在变动之中。以Mincer方程为基础构建模型乃至简单套用Mincer方程的经验研究，大都忽略了该模型的限制条件，即它仅适用于静态经济环境。事实上，人们的教育决策并非一生只作一次，而是根据教育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税收、生命周期中的工作期间长短以及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在不同时段分期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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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采用1940—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检验Mincer方程。计算结果表明，Mincer方程包含的假设大多被拒绝，即使是采用Mincer使用的1960年数据，依据检测结果，也仅有部分假设可接受，可见Mincer方程只对个别特殊情境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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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一个以Mincer方程为基础的教育收益率估算模型中，增加学费、税收、工作周期等变量，回归计算出来的教育变量系数与内部收益率不再相等，由此进一步确认Mincer方程的狭窄使用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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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构建一个不依赖于Mincer方程的非参数模型，用以审视Mincer方程的三项限制条件。在逐一放松这些线性假设的前提下，把1940—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代入新构建的模型，分别估算与高中和大学相联系的教育的内部收益率。将计算结果与采用Mincer方程计算出来的收益率相比较，表明Mincer方程低估了实际的教育收益率，这其中对高中教育收益的低估程度尤甚。Heckman等人以此论证，Mincer对个人的教育决策行为和工作周期的线性假设以及对教育收益和工作经验收益的完全分割，已经远远脱离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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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探究Mincer有关经济环境的静态假设。Mincer的内部收益率计算方法意味着，个人根据当期收入或者固定不变的收入预期作出教育投资决策，或新工人根据老工人当前的工资设置自己的收入预期，因而可使用横截面数据估计教育收益和工作经验收益，在这种情境下对样本人口进行分组可称为当期分组。然而在现实中，人们不断根据技能价格的变化调整对收入的预期，从而也不断调整教育决策。由于这种自选择机制的作用，进入不同教育阶段的群体的质量也相应发生变化，这就使不同年代的群体在个人生命周期中有着不同的工资——教育——工作经验情境。为了表达这种异质性和动态情境，就需要面板数据并对样本人口按时序分组。由于人口普查数据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Heckman等人采用了1964—2000年期间的美国抽样人口调查数据作为补充。利用这一数据集，他们分别计算出当期分组条件下和时序分组条件下的生命周期教育收益率。然后用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异，揭示采用Mincer方程估算教育收益率所产生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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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出于信息更新和传递不完全的考虑，在教育收益率估算中添加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因素，这就使Mincer的内部收益率计算完全派不上用场。有鉴于此，Heckman等人构建两个动态模型，纳入个人对教育投资的“序贯决策”条件以及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引入教育选择值（option value of schooling）这一分析工具，并作出模拟计算。“序贯决策”反映的现实在于，个人完成高中教育后才产生是否上大学的选择，上大学后便产生是否完成学业的选择，大学毕业则又产生是否继续攻读学位的选择，等等。这一决策过程的条件如同抽签一样是外生的，因为是否能够继续上学取决于入学申请是否得到批准。而且，每一次“中签”之后，才会有下一次“抽签”的机会，每一次未中签的人则进入劳动市场。在这样的概率条件下得出的选择值有如下含义：完成高中教育的部分经济收益，包括着对增加未来收益机会的回报，即对升学潜力的回报，以及对保障完成更高一级学业和获取学位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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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综合讨论和解释上述分析结果并做出谨慎的结论：在人力资本理论形成的年代，不确定条件下的动态决策分析工具尚未得以充分发展。在技术迅速进步的现代经济环境中，序贯决策和选择值分析工具应运而生，Mincer的内部收益率计算不再适用于评估教育决策。但新生的动态分析工具不仅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支持，而且还需要进一步扩展，以便在考虑预期收入不确定、非线性教育决策、工作经验与教育不可分、学费和税收等因素的条件下分析教育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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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Heckman等人的研究，从提出问题到归纳结论的过程，便构成他们的研究路径；此间使用的计量模型，就是他们的分析工具；构建新模型依据的现代资本理论即为其思想基础；引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实质上是为构建新的分析框架寻求经验支持。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模型审视、统计检验、限制放松和逐步添加因素等步骤，都体现着作者的分析技术。可以说，几乎每一步都隐含着强大的逻辑张力和炉火纯青的计量技巧。如此高超的研究水平虽然不易达到，但研究者只要目标始终专一，长期不懈勤奋努力，即使当下望尘莫及，来日也绝非可望而不可即。对于初学者而言，逻辑推理能力不但需要从学哲学的过程中培养，而且需要在专业文献学习中通过追逐作者的思维逻辑来强化，更要在研究活动中反复练习才能提高。至于计算能力，也只能从数学和统计知识的学习及应用中获得。台湾的管中闵教授从对数学和经济学懵懂不解的新人，到精通特定领域分析技术的计量经济学家，用了整整七年时间。(6)这恰好相当于大学和硕士研究生学年的总和，从而也最恰当不过地说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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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集和处理中国数据。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的教科书，几乎都引用真实的统计数据讲述经济学原理。Heckman等人的研究报告从头至尾都离不开美国50年统计数据的支持。在我看来，这显示出经济学日益靠近现实的一种趋势。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必然离不开中国数据。这里之所以把收集数据作为一项基本功来看待，一方面，是因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变化剧烈，需要研究者在各自的专业方向上，对变化趋势有深切的“量”的把握；另一方面，国内统计系统尚未向研究者完全开放原始调查数据，因而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也不得不做这项工作。至于如何收集居民户和个人数据，我在《经验研究中的关键细节》(7)一文中曾经多有涉及，故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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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累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实感。“实感”这个术语很难确切定义，然而又真切地存在。农村政策研究的前辈杜润生先生就是一位“实感”丰富的人。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缺粮状况，他并未作过统计。然而谈及这一问题，他非常清楚：“国家不得不每年调运救济粮，因贫困地区交通不便要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掉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因此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8)另一位典型人物是薛暮桥先生，虽然他没有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作具体研究，但是从他对城市职工工资制度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他洞悉当时分配制度的特点：“国家对职工的物价补贴和房租补贴，合起来与职工的工资数额大体相等。因此实际上中国实行的是半工资、半供给制。”(9)这一判断，后来在我们经济所的收入分配数据分析中得到了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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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两位前辈这种敏锐的实感一方面来自于他们以往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出自于他们在经济政策部门工作中获得的浓厚信息“熏陶”。我等后学纵使难以“修炼”到如此境界，然则“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只要认真关注经济信息，主动从事实地调查（即经验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定然也能逐渐细心地感受到现实经济的脉搏。我在担任审稿人时，常会看到一些分析工具先进但与现实中的关键变量无缘的作品。这些文章，充其量可以算作数理统计练习，而绝非经济研究成果。余永定教授将此类做法斥为“伪回归”、“假检验”(10)，我则宁可推测，也许这只是作者缺少专题调查、经济实感薄弱和社会阅历稀少的一个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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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顺畅的汉语表达能力。汉语是中国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然而即便是汉族当中那些发起议论口若悬河的人，也未必能文从字顺。据赵人伟老师分析，有的论文和专著文理不通，多半是因为作者上大学之前没有打下牢靠的作文基础。我能想到的一个补救措施，就是每天都写，习惯成自然。比较实用的练习方式，是围绕正在研究的问题，写出自己的思考，记下自己的发言，及时整理、细化，以便集腋成裘。发言和写作是有距离的，精彩的发言可以跳跃逻辑，可是若想写成优秀的研究报告，就既不可欠缺思维环节，也不能短少文章所必需的零件。所以，把所想所说变成文字并非简单的口述实录，而是创造性的劳动。写出来之后最好请文字功底深厚的同行“指点迷津”，自己再仔细推敲、反复修改。曾任《经济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的唐宗焜教授不仅对学术作品有独到的鉴赏力，而且非常讲究用词精准。记得17年前我将一篇调研报告投给《经济研究》，不久即得到他的指教：一处别字、一处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直到今天，我仍然会在完成文稿后请他批评（唐老师也把自己的作品发过来征求意见）。虽说我从未到过“下笔如有神”的境界，目前依旧在遣词造句上颇费踌躇，但经历了“笔耕不辍”的训练，总不至于无法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并非所有的青年学者都能幸运地遇到唐老师这样的“文字高手”，但是只要用心与同学和同行乃至非学术圈的人交流思想和文字，注意总结经验、勤学多练，总会逐渐改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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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良好的英文应用能力。在这里，强调这个语种主要是出于文献回顾的需要。当前国际学术组织的出版物和国际会议往往把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因此，掌握这门语言就如同获得一把打开国际学术交流之门的钥匙。就第一外语并非英语的中国学者而言，即使在英语听力、口语表达和写作方面不熟练，如果能迅速浏览英文专业文献和精读经典原著，对于把握学术动态，了解新理论和新方法，自然不无裨益。经济系的研究生如果在掌握基础英语之后，认真研读那些与自己的学位论文相关的英文文献，即可使文献回顾和专业英语学习相结合，取得较高的学习效率。至于已经进入教研机构的青年学者，如果注意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多听多说多写，必然有助于全面提高英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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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要点并未涵盖一名经济学人应有的基本功的全部内容，也不意味着未具备上述功力就不可动笔。绝大多数学者的写作，都会经历从粗糙到精谨、从普通到杰出的过程。基本功的训练是无止境的，学生在校期间就要树立起终身学习的理念。研究报告的写作，本身也是“从研究中学习、从学习中研究”的一种方式。报告本身是作者综合能力的体现，厚重的作品需要广博的一般知识、扎实的基础经济学知识和优良的专业经济学知识结构为基础。这就要求单个学者时常检视自己的知识结构，纵然不必“日三省吾身”，也要根据研究任务需求和个人知识缺陷补课。至于资深研究人员，更需要扬长补短，继续学习。看看前辈京剧艺术家生命不息练功不止的案例(11)，研究生导师没有理由以为基本功训练只是学生的事情。在此，我推崇的是中国文化中“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传统，而绝少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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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题调研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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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终身学习的理念，基本功训练和专题调研能力培养并不能截然分开。不过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两个阶段的侧重点毕竟不同，后者更加强调“实战能力”。一般说来，教师的责任不外乎“传道、授业、解惑”。具体到我们经济所这样的科研机构，我认为学术带头人或研究生导师的责任，除了必须将职业操守传授给新人以外，主要还在于引导研究方向，创造研习氛围，培养后生的思考和动手能力，激发研究所、研究室或课题组的科研热情，采用“干中学”的办法，为执行科研项目而强化团队专题研究能力。这里对团队能力建设的偏重，一是因为采用小组学习的方式有利于成员之间取长补短；二是因为做学问就意味着又学又问，为此至少需要维护一个学术社群，在学者的相互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三是重大科研项目的质量取决于团队的整体科研能力，而非个别“明星”成员。所以，本节主要从教研的角度，探讨专题调研能力培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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