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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Heckman等人强调，1990年以来的一些研究表明，教育导致的工资差别在个人生命周期中并非一成不变，工资、工作经验和教育之间的关系相应地也在变动之中。以Mincer方程为基础构建模型乃至简单套用Mincer方程的经验研究，大都忽略了该模型的限制条件，即它仅适用于静态经济环境。事实上，人们的教育决策并非一生只作一次，而是根据教育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税收、生命周期中的工作期间长短以及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在不同时段分期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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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采用1940—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检验Mincer方程。计算结果表明，Mincer方程包含的假设大多被拒绝，即使是采用Mincer使用的1960年数据，依据检测结果，也仅有部分假设可接受，可见Mincer方程只对个别特殊情境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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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一个以Mincer方程为基础的教育收益率估算模型中，增加学费、税收、工作周期等变量，回归计算出来的教育变量系数与内部收益率不再相等，由此进一步确认Mincer方程的狭窄使用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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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构建一个不依赖于Mincer方程的非参数模型，用以审视Mincer方程的三项限制条件。在逐一放松这些线性假设的前提下，把1940—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代入新构建的模型，分别估算与高中和大学相联系的教育的内部收益率。将计算结果与采用Mincer方程计算出来的收益率相比较，表明Mincer方程低估了实际的教育收益率，这其中对高中教育收益的低估程度尤甚。Heckman等人以此论证，Mincer对个人的教育决策行为和工作周期的线性假设以及对教育收益和工作经验收益的完全分割，已经远远脱离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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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探究Mincer有关经济环境的静态假设。Mincer的内部收益率计算方法意味着，个人根据当期收入或者固定不变的收入预期作出教育投资决策，或新工人根据老工人当前的工资设置自己的收入预期，因而可使用横截面数据估计教育收益和工作经验收益，在这种情境下对样本人口进行分组可称为当期分组。然而在现实中，人们不断根据技能价格的变化调整对收入的预期，从而也不断调整教育决策。由于这种自选择机制的作用，进入不同教育阶段的群体的质量也相应发生变化，这就使不同年代的群体在个人生命周期中有着不同的工资——教育——工作经验情境。为了表达这种异质性和动态情境，就需要面板数据并对样本人口按时序分组。由于人口普查数据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Heckman等人采用了1964—2000年期间的美国抽样人口调查数据作为补充。利用这一数据集，他们分别计算出当期分组条件下和时序分组条件下的生命周期教育收益率。然后用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异，揭示采用Mincer方程估算教育收益率所产生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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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出于信息更新和传递不完全的考虑，在教育收益率估算中添加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因素，这就使Mincer的内部收益率计算完全派不上用场。有鉴于此，Heckman等人构建两个动态模型，纳入个人对教育投资的“序贯决策”条件以及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引入教育选择值（option value of schooling）这一分析工具，并作出模拟计算。“序贯决策”反映的现实在于，个人完成高中教育后才产生是否上大学的选择，上大学后便产生是否完成学业的选择，大学毕业则又产生是否继续攻读学位的选择，等等。这一决策过程的条件如同抽签一样是外生的，因为是否能够继续上学取决于入学申请是否得到批准。而且，每一次“中签”之后，才会有下一次“抽签”的机会，每一次未中签的人则进入劳动市场。在这样的概率条件下得出的选择值有如下含义：完成高中教育的部分经济收益，包括着对增加未来收益机会的回报，即对升学潜力的回报，以及对保障完成更高一级学业和获取学位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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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综合讨论和解释上述分析结果并做出谨慎的结论：在人力资本理论形成的年代，不确定条件下的动态决策分析工具尚未得以充分发展。在技术迅速进步的现代经济环境中，序贯决策和选择值分析工具应运而生，Mincer的内部收益率计算不再适用于评估教育决策。但新生的动态分析工具不仅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支持，而且还需要进一步扩展，以便在考虑预期收入不确定、非线性教育决策、工作经验与教育不可分、学费和税收等因素的条件下分析教育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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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Heckman等人的研究，从提出问题到归纳结论的过程，便构成他们的研究路径；此间使用的计量模型，就是他们的分析工具；构建新模型依据的现代资本理论即为其思想基础；引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实质上是为构建新的分析框架寻求经验支持。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模型审视、统计检验、限制放松和逐步添加因素等步骤，都体现着作者的分析技术。可以说，几乎每一步都隐含着强大的逻辑张力和炉火纯青的计量技巧。如此高超的研究水平虽然不易达到，但研究者只要目标始终专一，长期不懈勤奋努力，即使当下望尘莫及，来日也绝非可望而不可即。对于初学者而言，逻辑推理能力不但需要从学哲学的过程中培养，而且需要在专业文献学习中通过追逐作者的思维逻辑来强化，更要在研究活动中反复练习才能提高。至于计算能力，也只能从数学和统计知识的学习及应用中获得。台湾的管中闵教授从对数学和经济学懵懂不解的新人，到精通特定领域分析技术的计量经济学家，用了整整七年时间。(6)这恰好相当于大学和硕士研究生学年的总和，从而也最恰当不过地说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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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集和处理中国数据。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的教科书，几乎都引用真实的统计数据讲述经济学原理。Heckman等人的研究报告从头至尾都离不开美国50年统计数据的支持。在我看来，这显示出经济学日益靠近现实的一种趋势。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必然离不开中国数据。这里之所以把收集数据作为一项基本功来看待，一方面，是因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变化剧烈，需要研究者在各自的专业方向上，对变化趋势有深切的“量”的把握；另一方面，国内统计系统尚未向研究者完全开放原始调查数据，因而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也不得不做这项工作。至于如何收集居民户和个人数据，我在《经验研究中的关键细节》(7)一文中曾经多有涉及，故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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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累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实感。“实感”这个术语很难确切定义，然而又真切地存在。农村政策研究的前辈杜润生先生就是一位“实感”丰富的人。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缺粮状况，他并未作过统计。然而谈及这一问题，他非常清楚：“国家不得不每年调运救济粮，因贫困地区交通不便要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掉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因此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8)另一位典型人物是薛暮桥先生，虽然他没有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作具体研究，但是从他对城市职工工资制度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他洞悉当时分配制度的特点：“国家对职工的物价补贴和房租补贴，合起来与职工的工资数额大体相等。因此实际上中国实行的是半工资、半供给制。”(9)这一判断，后来在我们经济所的收入分配数据分析中得到了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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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两位前辈这种敏锐的实感一方面来自于他们以往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出自于他们在经济政策部门工作中获得的浓厚信息“熏陶”。我等后学纵使难以“修炼”到如此境界，然则“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只要认真关注经济信息，主动从事实地调查（即经验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定然也能逐渐细心地感受到现实经济的脉搏。我在担任审稿人时，常会看到一些分析工具先进但与现实中的关键变量无缘的作品。这些文章，充其量可以算作数理统计练习，而绝非经济研究成果。余永定教授将此类做法斥为“伪回归”、“假检验”(10)，我则宁可推测，也许这只是作者缺少专题调查、经济实感薄弱和社会阅历稀少的一个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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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顺畅的汉语表达能力。汉语是中国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然而即便是汉族当中那些发起议论口若悬河的人，也未必能文从字顺。据赵人伟老师分析，有的论文和专著文理不通，多半是因为作者上大学之前没有打下牢靠的作文基础。我能想到的一个补救措施，就是每天都写，习惯成自然。比较实用的练习方式，是围绕正在研究的问题，写出自己的思考，记下自己的发言，及时整理、细化，以便集腋成裘。发言和写作是有距离的，精彩的发言可以跳跃逻辑，可是若想写成优秀的研究报告，就既不可欠缺思维环节，也不能短少文章所必需的零件。所以，把所想所说变成文字并非简单的口述实录，而是创造性的劳动。写出来之后最好请文字功底深厚的同行“指点迷津”，自己再仔细推敲、反复修改。曾任《经济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的唐宗焜教授不仅对学术作品有独到的鉴赏力，而且非常讲究用词精准。记得17年前我将一篇调研报告投给《经济研究》，不久即得到他的指教：一处别字、一处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直到今天，我仍然会在完成文稿后请他批评（唐老师也把自己的作品发过来征求意见）。虽说我从未到过“下笔如有神”的境界，目前依旧在遣词造句上颇费踌躇，但经历了“笔耕不辍”的训练，总不至于无法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并非所有的青年学者都能幸运地遇到唐老师这样的“文字高手”，但是只要用心与同学和同行乃至非学术圈的人交流思想和文字，注意总结经验、勤学多练，总会逐渐改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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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良好的英文应用能力。在这里，强调这个语种主要是出于文献回顾的需要。当前国际学术组织的出版物和国际会议往往把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因此，掌握这门语言就如同获得一把打开国际学术交流之门的钥匙。就第一外语并非英语的中国学者而言，即使在英语听力、口语表达和写作方面不熟练，如果能迅速浏览英文专业文献和精读经典原著，对于把握学术动态，了解新理论和新方法，自然不无裨益。经济系的研究生如果在掌握基础英语之后，认真研读那些与自己的学位论文相关的英文文献，即可使文献回顾和专业英语学习相结合，取得较高的学习效率。至于已经进入教研机构的青年学者，如果注意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多听多说多写，必然有助于全面提高英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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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要点并未涵盖一名经济学人应有的基本功的全部内容，也不意味着未具备上述功力就不可动笔。绝大多数学者的写作，都会经历从粗糙到精谨、从普通到杰出的过程。基本功的训练是无止境的，学生在校期间就要树立起终身学习的理念。研究报告的写作，本身也是“从研究中学习、从学习中研究”的一种方式。报告本身是作者综合能力的体现，厚重的作品需要广博的一般知识、扎实的基础经济学知识和优良的专业经济学知识结构为基础。这就要求单个学者时常检视自己的知识结构，纵然不必“日三省吾身”，也要根据研究任务需求和个人知识缺陷补课。至于资深研究人员，更需要扬长补短，继续学习。看看前辈京剧艺术家生命不息练功不止的案例(11)，研究生导师没有理由以为基本功训练只是学生的事情。在此，我推崇的是中国文化中“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传统，而绝少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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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题调研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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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终身学习的理念，基本功训练和专题调研能力培养并不能截然分开。不过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两个阶段的侧重点毕竟不同，后者更加强调“实战能力”。一般说来，教师的责任不外乎“传道、授业、解惑”。具体到我们经济所这样的科研机构，我认为学术带头人或研究生导师的责任，除了必须将职业操守传授给新人以外，主要还在于引导研究方向，创造研习氛围，培养后生的思考和动手能力，激发研究所、研究室或课题组的科研热情，采用“干中学”的办法，为执行科研项目而强化团队专题研究能力。这里对团队能力建设的偏重，一是因为采用小组学习的方式有利于成员之间取长补短；二是因为做学问就意味着又学又问，为此至少需要维护一个学术社群，在学者的相互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三是重大科研项目的质量取决于团队的整体科研能力，而非个别“明星”成员。所以，本节主要从教研的角度，探讨专题调研能力培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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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选择研究题目。这对经济学新人是一个困难的门槛，最好由“师傅引进门”。在我审阅过的博士论文中，有些选题缺乏新意，有些选题大而无当，有些选题冷僻高深而作者学力不逮。我猜想，这或许是源于欠缺有效引导之故。我在斯图加特读书期间，研究所的教授和助手们时常设计一些小题目，专门交给本科生做毕业论文，同时也会为博士生提供选题建议。在研究所读学位的便利之处，在于新人可以分享现有课题组选择研究方向和支配调研资源的规模效益；导师可以在执行研究项目的同时，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根据他们的个人特长和兴趣因材施教，并引导其选择具有创新前景而又通过努力能够如期完成的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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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明确专业经济学研究领域。每一项研究专题实质上都有特定学科或交叉学科背景，若要使课题组成员具有通用的专业“语言”，或者预防科研新人在起步阶段不着边际，就需要在项目执行期间对课题组进行学科培训。为此，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参与式学习”，参加者轮流讲授并结合小组讨论。自2006年秋季始，我旁听了本所发展经济学研究室组织的劳动经济学讲座。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博士生或硕士生，利用同一教材及与之相关的幻灯片(12)，每人讲解一章。作为“搭便车者”，我观察到这样做的明显效果在于，既能刺激每位授课人的积极性，又可使所有成员享受分工合作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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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专题理论框架和分析技术培训。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也是本文上一节重点讨论理论学习和方法训练的原因之一。如今的经济系研究生往往了解现成的乃至前沿的理论，多半也不乏计算能力，尤其是利用已有统计软件和计算程序的能力，其“软肋”不但出在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观察和理解上，而且也常常显露在“串联技术”即研究路径选择和逻辑推理方面。强化这一环节的办法，一是精读和浏览相结合，大量研读专题文献。(13)前面提到的劳动经济学讲座团队从网上搜寻了200篇左右的文献，我虽尚未浏览许多，然而已从精读Heckman等人的研究报告中受益匪浅。二是运用学到的分析工具和真实数据作练习。2006年，我们农村医疗救助课题组派去参加国际扶贫中心培训的学员，都曾用培训专家Nanak Kakwani先生讲授的分析工具和带来的巴西数据作练习。从他们回所后转而培训课题组其他成员的情况来看，上述练习不失为效率较高的培训方法。三是激励研究生创造性地做作业。出于我们“和谐社会理论”课题组衡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需要，我找到Anthony F. Shorrocks一篇关于“Shapley分解”的论文(14)，交给一位数学基础坚实的博士生阅读。他钻研数日后在课题组作讲座，不但梳理了其中的数学逻辑，而且阐明了数学公式中的经济学含义，还用自己选择的数学工具对原著作者表达含混的地方作出改进。更可喜的是，这种讲座方式除了促使作业者深入掌握分析技术外，还能通过主讲人的出色表现，激励其他课题组成员跟进，可以说是产生了专业培训中的“激励乘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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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实地调查准备。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报告写作，必然以深入的现场观察、访问和辅助资料收集为前提。为此，需要调研人员在进入现场前尽可能做好案头准备工作。最简单的途径首先是邀请熟悉特定专题和调查地点的人士做讲座，从而获得专题背景信息。其次，阅读专题文献，提出调查问题。再次，设计调查方法和调查提纲。最后，尽管调查提纲或问卷经课题组讨论产生，有鉴于新手进入现场屡次不知所措，还是有必要为整个调查队伍设置“规定动作”并提供实现“自选动作”的可能性。例如，农村医疗救助课题组下乡调查之前，我们经济所和农业部农研中心的研究人员一对一搭配分成四组。在准备阶段，由课题主持人对走访机构、调查对象、交谈问题等作出统一规定。之后每个小组分赴两个县调查，在获得规定信息后均可酌情收集附加信息。这样，在调查结束时，各小组之间既有共同的话题交流，又能在满足整个课题组基本信息需求的前提下，写出各具特色的调查报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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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现场调研培训和“单兵教练”。在课题组成员的调查主题各不相同的情况下，有必要组织课题组现场培训。从召集成员和及时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能够有效节约组织成本的方式。一方面，针对每一个调查现场的特殊性组织即时交流，有利于借助集体的智慧处理单个成员遇到的难题；另一方面，这种培训有助于每个成员把握总体研究框架，明了各自承担的题目在框架中的位置，以及不同题目之间的关系。这样，整个课题组才有可能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写出逻辑一致的系列研究报告来。至于“单兵教练”，是指为每一位新手配备“师傅”，随时在现场指导新手设计和调整调查方案，并帮助解决具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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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实地调查结束之后，课题组也有必要在共同研讨每一位成员的写作提纲和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保持“单兵教练”的做法。研究队伍实行老中青相结合，既能促使教学相长，也有可能调动不同成员的知识或经验特长，通过优势互补强化队伍的“合力”。在我领导的课题组中，每位研究生都有一位博士作为联系人。这样做的原因主要在于，科研机构的研究生遇到的情况与我留学的时候有些相似：没有或者缺少同学。如果有个年龄相近的过来人给予指点和联系，就不至于刚入门就“找不到北”，或者遇到种种小麻烦没处说话。对于跟研究生保持联系的博士而言，一方面这将有助于他们尽早取得指导学生的经验；另一方面，培养和维护一项专题研究“品牌”，需要一支相对稳定的科研队伍“长期作战”，故而有必要在课题组内部做好不同年龄梯队顺畅过渡的准备。当然，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的选择、提纲的架构和研究路径的确定等方向性事务，导师决不可放任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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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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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报告类型多样，从写作目的来看，既有政策取向的，也有学术取向的，还有两种取向混合的种类。就混合型而言，初学者可以先从主题单一的调查报告写起。这一体裁容易掌握，写出的文章可形成经验研究的初步成果。此类报告的读者对象，多为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以及对特定领域感兴趣的公众。为此需要作者至少把握三个要点：第一，集中一个问题，抓住一条线索，讲清报告主题的来龙去脉；第二，用实地调查获得的信息来突出调研地区的特色；第三，有故事、有分析、有基于调查信息分析得出的结论，避免空泛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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